《左传》、《礼记》“礼制”合异考

"春秋三传"惟《左传》最善于"礼"。《左传》中记录了大量行于春秋时期的礼制实例,故前人研究先秦礼制,多将其与礼书互证。《礼记》作为"三礼"之一,亦包含了纷繁复杂的先秦礼制。通过对《左传》与《礼记》中"礼制"的合异探析及举例论证,可以帮助我们明确哪些礼制是属于春秋时期或更早之前的周礼,哪些又是随着时代发展而改变的"变礼",甚至于是后儒"整齐划一""增饰附益"的理想礼制。     

以“尊卑”代“尊尊”——汉代儒学政制平议

先秦原始儒学本以礼学为核心,《春秋》为礼义之大宗。今文礼学"推士礼以致于天子",诸等级之间虽略有高低,却并不悬隔。古文礼学因此斥责今文礼学不知天子礼,由之将建构超绝性的天子之礼。因此,今古文礼学的差异,不在经书文本的今古文之异。古文礼学只是用古文礼经证明今文《仪礼》十七篇实为残本,但是,古文礼学的天子礼在古文礼经中也没有,而是出自《王史氏记》等传记文献中。传记文献的权威毕竟不够,于是,古文经学便以《春秋》为六经之首,居于礼上,发展出《春秋》稽合于律的学说,在《春秋》学内以《左传》压倒《公羊》《榖梁》,推崇《左传》深于君父之义,实则以秦制律令体系的"尊卑"取代了《春秋》的"尊尊"。刘歆晚年更进而提升《周官》一书的地位,以之为"周公致太平之迹",名之为《周礼》,开始了以周公取代孔子的经学重构。郑玄的经学体系就是这样一个以《周礼》为核心重构的体系,这一进程在西晋臻于极致。杜预注《左传》以《春秋》"五十凡"为周公所作,彻底以周公取代了孔子的经学至尊地位。西晋王朝以《周礼》体系撰制《晋律》,杜预为之作注,完成了礼律一体的王朝政教体系。     

论苏轼的《春秋》学

苏轼以《春秋》学为儒者本务,终身关心此学。他认为《春秋》一断以礼,当以观其意的办法探讨其旨；《左传》主以史实,不专为经,不专为例,最识《春秋》之用；而《公羊》、《毂梁》以义例解《春秋》有如法家,专求于绳约中,不可取。苏轼认为《春秋》立法虽严,而责人则宽。他还借《春秋》学反对王安石新法。在苏轼的影响下,在其周围形成了一个不小的《春秋》学学派。     

《春秋》《左传》经传关系析论

关于《春秋》与《左传》经传关系主要有两种对立的观点,即《左传》是否《春秋》之传。虽然《左传》解经不同于《公羊传》和《谷梁传》,但《春秋》和《左传》不是两本独立的书,《左传》也不是一本伪书,更不单纯是一本史书。参照《春秋》《公羊传》《谷梁传》,可知《左传》不仅"以义解经"、"以事解经",还"以礼解经"。     

孙复对《公羊》学的继承与发展

有关孙复的研究多集中于舍传求经的方面,忽略了继承三传的方面。其实,孙复的《春秋》学与《公羊》关系密切。他认为孔子作六经为万世立法,且推崇董仲舒、批评刘歆。他的《春秋尊王发微》在方法上继承了《公羊》学重义略事、属辞比事、以例言经的思路;思想上继承了《公羊》尊王、恶盟、天人感应、讥世卿等思想,改造了《公羊》君臣之分与三世说。孙复对《公羊》学的继承与发展,启发对宋代《春秋》学、历代《公羊》学书写的进一步思考。     

清华简《系年》与《史记》称引“左氏《春秋》”考

《史记》称引“《春秋》”有记事古史、孔子《春秋》、公羊《春秋》和左氏《春秋》等不同情况,其中“左氏《春秋》”的全称当为“左氏《春秋国语》”,是一部具体描述西周春秋时期历史事件的古史著作,既非等同于今见《国语》,亦非等同于今见《左传》,而为两书所取材,亦为《史记》所援用。清华简《系年》为这一推断提供了启发和佐证。     

近二十年来《公羊传》与《谷梁传》研究综述

在《春秋》三传中,《左传》以阐述《春秋》的历史事实为主,《公羊传》与《谷梁传》则是以解释《春秋》经文为主。纵观近二十年来有关《春秋》三传的研究成果,《左传》明显盛于《公羊传》和《谷梁传》,但二传作为解释《春秋》经义的经典著作却有着不容忽视的地位和作用,同时也对封建时代的政治、思想、宗法、礼制等产生了重大影响。兹此,笔者将对近二十年来有关《公羊传》与《谷梁传》的研究成果作以总结阐述,以期学界给予二传研究以更多的关注和重视。     

范宁及其经学成就

范宁为东晋著名经学家,其所撰《春秋穀梁传集解》为现存《穀梁传》最早的注本, 与何休《春秋公羊解诂》、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并称,是中国经学史上的重要著作,有极高的学术价值。该书汇集众家之说,并陈三传得失,书中体现出的“择善而从”、“据理通经”的治学态度,更是开启唐宋学者舍传求经,自由研讨的风气。此外范宁对《尚书》和礼学也有相当的研究。     

《风俗通义》与东汉礼制之反思——以《愆礼》《过誉》中所载事例为基础

应劭在《风俗通义》之《愆礼》《过誉》两卷中以17个事例刻画了东汉时期士大夫阶层在践行礼制规定过程中出现的种种乱象,包括服丧违礼、扭曲亲情、因私废公、恃才蔑礼四类,主要表现在政治关系与伦理关系两个方面。通过对这些事例的考察,不难发现东汉后期礼制的混乱具有深刻的历史根源,实与汉代一贯重视儒家经典并将之与仕途晋升相关联的政策导向有密切关系。     

齐鲁文化与两汉礼制及礼学

所谓齐鲁文化是指先秦齐国和鲁国以东夷文化和周文化为渊源而发展建构起来的地域文化。齐鲁文化是秦汉以来中国大一统文化的主要源头。两汉时期所实行的礼仪制度与作为意识形态和学术思想的“礼学”基本上都是承源于齐鲁之学。汉王朝开国伊始 ,鲁人叔孙通就根据儒家学说为统一的大汉帝国制定了一套规范社会政治生活的礼仪制度 ,并编撰《仪品》十六篇与《汉礼器制度》 ,不仅奠定了有汉一代的礼制基础 ,而且为其后约两千年的封建社会的礼制确立了基本模式。汉代的“封禅”与“明堂”制度也主要是在齐鲁文化的影响下形成和确立的。此外 ,汉代的《仪礼》之学、二戴《礼记》之学与《周礼》之学也都与齐鲁之学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     

离舍与回归:王闿运解说《春秋》灾异的两难

作为晚清时期的一位《春秋》公羊学者,王闿运在解说《春秋》灾异的过程中,与历代公羊学者言说灾异有较大差异:一方面,他对董、何所创立的灾异说不以为然,欲离舍其“天人相与”的神秘说教;另一方面,他既表现出灾异说的传统思维,又将人事与天象紧密结合在一起,似乎难以忘怀灾异说。这样就形成了王闿运春秋学之灾异说的两难困境。其主要原因在于王闿运尊经意识、今古不分、汉宋兼采的经学特色与对西学模糊认识所致。在晚清经学走向终结的时代,王闿运的“两难”灾异观无疑对此具有消解作用。     

廖平的《王制》研究

廖平认为,经学之核心在于礼制,经学之分今古即在于所说礼制的不同。今文学所主礼制同出《王制》,古文学所主礼制同出《周礼》。廖平治经专重《王制》,是其以礼制治《春秋》的学术宗旨使然,也有深刻的时代烙印,对这一现象的分析,有助于我们对晚清经学发展脉络的总体把握。     

廖平以礼制治《春秋》略说

廖平经学的最大贡献是经学一变时期以礼制“平分今古”文经学,认为经学的今古之争的根本在于所说礼制的不同。他认为孔子删定《六经》,以《春秋》为首,是对四代礼制的“改制”,是为后世立法的新的典章制度,而这些“新制”又主要存于孔子手定的《王制》一书。廖平治《春秋》的主旨,就在于参以《王制》,发掘《春秋》所包含的孔子“新制”。     

论春秋《公羊传》对儒家民族伦理思想的阐释

《春秋》在汉代公羊家的视阈中是一部蕴涵微言大义的经学宝典。公羊家通过《春秋》之辞、笔削和书法阐释的《春秋》之义具有表层与深层两层含义。其中蕴含的体现于春秋《公羊传》中的儒家民族伦理思想集中于夷、夏可以互变、两者同样可以进化的夷夏观,它反映了古代中华各民族之间不断交流、融合和统一的发展趋势．因而在一定意义上代表了历史前进的方向,成为儒家民族伦理学的精华。春秋《公羊传》的民族伦理思想来源于孔子,发端于《春秋》,由于其本质是一个民族文化认同、道德自觉问题,因而在实践中对中华民族统一国家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莺要的影响和作用。     

徐中舒《左传》学论析

徐中舒在系统考察西汉时代《左传》流传情况的基础上,进一步申论了作为古文一系的《左传》之可信,有力批驳了晚清以来今文经学家刘歆伪造《左传》的谬说。在经学史学化的影响下,徐氏发挥章学诚六经皆史的观点,以《春秋》、《左传》为史,其意义不仅在于试图从根本上解决经学传统下的《左传》经史之争,同时也为新的学术背景下,回归原典《左传》学初步奠定了理论基础。徐氏由此重新考察《左传》与《春秋》、《国语》之间的关系,提出一系列独到的见解。徐氏根据《左传》所用有别于《春秋》周正的夏正和《左传》中预言资料推测,《左传》就是魏国霸业鼎盛时代的作品,其成书年代在公元前375年—公元前351年之间,《左传》的作者可能就是子夏一再传弟子,不失为一种较为合理的假说。徐氏的某些推论得到了马王堆汉墓出土文物《春秋事语》和湖南慈利楚简《国语·吴语》的印证,结论的科学性日益受到学术界的重视,与此同时,徐氏《左传》学的学术价值亦在长期的学术争鸣中日渐得到彰显。     

《春秋》学与建安文士群

建安时期,在国家分崩离析状态下形成了六个比较重要的文士群。考察建安文士群的聚散分合及其言行事迹,与《春秋》学有着极深的渊源。特别是《春秋》左氏学,更是受到各大文士群的普遍关注,完成了东汉以来《春秋》古、今学兴衰的最后转化。建安史传、史论作品借鉴了《左传》编撰体例。建安作品多以"《春秋》大义"作为行文立言的依据,几乎形成了无《春秋》大义不成文的态势。建安作品用典隶事多采《春秋》经传(尤其是《左传》和《公羊传》),几乎所有建安重要作家都有这方面的运用实例。     

辛亥前刘师培的《左传》研究

《左传》乃中国古代十分重要的儒家典籍,辛亥前刘师培的《左传》研究驳斥今文经学家关于《左传》为刘歆伪造的观点,认为《左传》的基本精神与《春秋》大义相符,同时对《左传》在后世不显的情况进行了分析,体现了强烈的时代气息。     

王闿运治经思路初探

王闿运遍注群经,主《春秋公羊》,其经学体系自有特色,是晚清学术嬗变过程中极为重要的一环,他的治经思路是不措意于学术史今、古文之间的内部纷争,而专意于通经致用理想的发挥;并把老庄之道引入经学,具有欲抛开前人的传注,直探经文本意的倾向,对后世学人治经产生了重要影响。     

史、文、兵学视野中的唐代春秋左传学

《春秋》及《左氏传》在唐代首先是一部经学著作,但同时也是一部史学、文学和兵学著作。唐人有以《春秋左氏传》为史者,并尝试以经传证史,以经典的行为来推阐经典的意义,以此来修正当代人的思想和行动。《左传》文学意义在于叙事和言辞,韩愈评《左氏》“浮夸”,准确指出其文学特征。一批新读者将《左传》和兵学结合起来考察,赋予《左传》以兵学意义,杜牧注《孙子》的实践与合文武为一途的思想是唐人对学术史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