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罪从无”原则的西法渊源

疑罪从无是处理罪与非罪类疑罪案件应坚持的原则,在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的许多国家已得到了很好的运用。从罗马法探寻疑罪从无原则的渊源,发现有""嫌疑不得判处"、"有疑,为被告人之利益"等原则,是为疑罪从无原则的雏形。另外,从罗马法中还可探寻到无罪推定、正当诉讼程序和合理的证据制度、较完备的辩护制度、限制国家公权力等相关制度和原则以及保障人权和人道主义思想。罗马法启迪我们要贯彻落实疑罪从无原则,并有效确立无罪推定原则、辩护制度、人道主义思想等,努力使刑法理性回归,更加注重人权保障。     

证据不足的无罪判决之评析

证据不足的无罪判决是疑罪从无原则在审判活动中的体现,其性质归属实际上就是无罪判决,为了调和人民法院裁判的稳定性、权威性和裁判的公正性之间的关系,此类判决在撤销或变更上应适用因新发现的情况而恢复诉讼的程序。     

疑罪的认定标准和处理原则

:对疑罪如何处理 ,由于诉讼价值趋向不同 ,历史上曾出现过对疑罪从赦、从轻、从赎、从挂等处理方式。随着国际人权保障运动的蓬勃开展 ,资产阶级首先提出并确立了“无罪推定”原则 ,普遍规定了疑罪作无罪处理。我国立法者在总结正反两方经验教训的基础上 ,吸收并借鉴了该原则。人民法院依照该原则 ,对疑罪作出生效的无罪判决后 ,即使人民检察院发现并收集到了新的、充分的证据 ,也不得简单地重新起诉和审判 ,而必须严格依照再审程序来进行     

"疑罪从无"原则的证据学之维

“疑罪从无”以人权维护理念为价值导向 ,从证据学维度 ,其本质是一项刑事证据规则。“疑罪从无”原则从宏观上表征一种“以人权为本”理念的刑事证明责任 ,同时 ,它在刑事证明活动的技术层面上 ,也面临一个证明标准的确定问题。只有从程序的角度来审视“疑罪从无”原则的运作和“疑罪”的界定 ,以程序为依托 ,以证据为依据 ,才能引导法官“疑罪”心证的合理形成并导演一个“看得见的正义”的过程 ,为我国刑事证据制度改革提供宏观指引。     

从浙江两起冤案平反看新刑事诉讼法对冤案的预防

修改后的新《刑事诉讼法》自2013年1月1日起实施。而2013年年初以来，多起冤案接连立案复查．以浙江省叔侄奸杀冤案、五青年杀人冤案尤为典型。刑讯逼供、“疑罪从轻”，是浙江省两起冤案的共同成因。对此，新《刑事诉讼法》在预防冤案方面有一系列新规定，确立了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完善了询问程序以避免刑讯逼供发生，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以排除非法手段得来之证据，明确了定罪量刑证据标准以指导判决，避免疑罪误判。     

“疑罪从无”的当代命运与规则要义

旨在人权保障的“疑罪从无”原则在司法实践中屡屡受阻,而“疑罪从轻”的判决却比比皆是.“疑罪从轻”备受指责,被认为是冤案的祸根.事实上,诸如赵作海等案件中“疑罪从轻”与冤案的发生并没有必然的联系.既然赵作海等冤案的从轻判决是法官在明知其无罪下的无奈选择,应对之策只能是:尊重司法规律,还权于审判法官;建立判决说理机制,保证法官面对“明显疑点”案件时能够果断作出无罪判决.     

“疑罪从无”与“疑罪从轻”的抉择——以一则典型刑事案例为例

司法实践中,因事实认定上的困难所导致的"疑罪"难以避免,究竟是采用"疑罪从无",还是"疑罪从轻",不能一概而论,"疑罪"的认定必须与犯罪构成结合起来予以判定。在此前提下的"从无"还是"从轻",需要根据已有案件事实究竟能否充足犯罪构成要件内容进行具体评判。如果基本犯罪构成要件内容无法满足,则理当疑罪从无;如果基本犯罪构成要件已经充足,只是就重罪或轻罪、一罪或数罪、重刑或轻刑存有争议,则理当疑罪从轻。结合刑法基础理论对案件事实进行仔细甄别,是正确进行性质认定和刑罚裁量的关键与前提。     

《奏谳书》与秦汉法律实际应用

张家山汉简《奏谳书》编录的秦、汉案例文书是宝贵的法律文献,具体反映了秦汉法律的实际应用状况和原则,经与云梦睡虎地秦简、龙岗秦简的秦律、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的汉律对照研究发现:秦律规定的“毋笞掠而得人情为上”、“笞掠为下”的治狱思想和原则没有认真贯彻落实,与治狱实际存在差距;秦律严厉且缺乏弹性,禁止治狱官吏“释法”;秦在对执法官吏进行个人道德及法律教育的同时还重视对在具体执法过程中表现突出的治狱官吏进行表彰;汉初统治者在执行法律过程中存在疑罪从重的倾向,疑罪从轻原则并非始于汉初;汉初严格执行“法时”原则,强调依犯罪时所施行的法律判罪。《奏谳书》直接架起了出土秦律与汉律二者之间关系的桥梁,反映了秦汉法律的继承与发展,为秦末汉初司法制度的演变提供了依据,在秦汉法律关系研究中具有重要的意义。     

太平天国王爵的涵义与等级

太平天国王爵的涵义与等级彼此关联。王爵作为一个政治现象,是天国政治变迁的曲折反映。根据宗教政治涵义,天京事变前太平天国的王爵可概括为上帝家庭成员和非上帝家庭成员两类。后期王爵呈现着从有一定原则的封授到无原则滥封的演变。     

中华法系罪刑相适应原则探源——试论西周中刑原则

西周时期在"明德慎罚"思想的指导下,确立了中刑、中罚原则,主张在刑罚运行中坚持罪刑相适应.其主要体现在,它规定了自首从轻、疑罪从赦、宽恤刑罚的处罚原则,区分了故意与非故意、偶犯与惯犯(初犯与再犯),将犯罪动机作为定罪量刑的标准.中刑、中罚原则的"中"指轻重适中,恰到好处,反映了"明德慎罚"思想在西周不同时期的发展与变化,是对周初轻刑思想的修正,开创了中华法系罪刑相适应原则的先河,是日后诸多刑法适用原则的源头,从中也能体察到现代刑法理论的踪迹,对考察中国古代刑法史的发展演变具有重要意义.     

汉代奏谳制度辨析

汉代奏谳制度是指汉代的疑狱的上呈、审理、判决和执行.奏谳既体现在初审中,也体现在复审中.奏谳规定疑罪从轻、从无,它重视证据的精神包含着无罪推定的原则.从帝王对疑狱上谳的有关规定、各级官吏对谳狱处理的原则方法及当事人对这一司法权利的主张和运用来看,尽管出现了各种问题,但也体现了汉代司法制度的人性化管理和人文化的关怀.     

被问责官员:无原则复出和复出的原则

现实中,中国被问责官员大量无原则复出,这不仅使问责制流于形式,而且使公民对政治感到失望、悲观和冷漠,并使政府逐渐丧失公信力。制定被问责官员复出制度固然十分重要,但在制定具体的复出制度前,首先必须确立相应的复出原则,特别要坚持"复出例外"原则、"复出差异化"原则和"复出公开"原则。     

疑罪案件中人权保障的对策研究

在疑罪案件中,由于定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与非疑罪案件相比,司法人员更容易使用侵犯人权的方式迫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罪服法"。为解决好疑罪案件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保障问题,提出以下对策:树立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罪刑法定、适用刑法人人平等、罪责刑相适应、无罪推定、实体与程序并重、疑罪情况下应当有利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司法理念;进一步提高司法人员的素质;构建与之配套的科学、合理的法律制度。     

关于"关系网"的社会学分析

关系网的核心内涵就是利用关系循私枉法,其运行的基本原则是无原则的利益交换原则,其发生与生存的社会基础是人治,所有这些都决定了关系网具有极大的社会危害,所以,我们必须走出关系网,而走出关系网的关键是实现人治向法治的彻底转换.     

税收筹划及其实施原则

由于国家经济产业政策的选择,使税收政策实施结果不尽一样,这就为税收筹划提供了可操作的空间。但在进行税收筹划操作时,也有其遵循的原则,如果无原则地进行税收筹划操作,是不能获得节税收益的。     

疑罪从无在我国审判实践中的艰难展开

所谓“疑罪”是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真的犯罪,有罪还是无罪,罪行轻重难以确认的情况下,依照1996年刑事诉讼法、2012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第12条的原则,实行“疑罪从无”.在现代刑法理论里,这一原则体现着“有利被告”思想,也是刑法无罪推定的思想体现.在证据不能形成完整的链条的情况下,且不能证明被告人有罪的情况下,推定被告人无罪.这一原则体现了对人权的尊重和保障.2012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把保障人权写入了法律,这是现代司法进步和文明的真实表现.     

均衡转换中的妥协与坚定--中国香港反腐败经验探析

中国香港反腐败历程中的局部特赦并非无原则的妥协，妥协并不能使施压方满意，反而引起反腐败信号的混乱与公众信心的动摇。从普遍腐败到高度廉洁的纳什均衡转换当中，当局展现的反腐败决心与发出的信号以及公众对反腐败的信心才是关键，坚定而不是妥协才是反腐败的应取之道。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哲学向度——由“市民社会” 概念出发

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不仅一般地指向物质生活关系的研究，同时在此深入中还体现自身为哲学批判。但这两重批判的联合并不意味对实证科学的无原则认同与对哲学的单纯拒斥，正是在对市民社会之实证—肯定与批判—否定的双重维度中，彰显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新哲学”向度。此一新向度所开启的乃是一种脱离思辨范畴，并力图从范畴前的人的感性活动本身来探讨人类历史的存在论境域，也正是此一境域的打开，为唯物史观的实践原则完成了哲学奠基，并切实拥有对当代社会的本质批判力。     

论中国古代证据制度的基本特点

中国古代证据制度具有定罪必须取得被告人的供词；诬告者反坐，证人地位低，对伪证者刑惩严厉；疑罪从轻、从赎，实行有罪推定；维护等级特权，体现宗法家族统治；重视勘验，物证技术比较发达；刑讯是获取人证的主要方式；以五声听狱讼，验诸证信，自由推断等七个基本特点。通过对这些基本特点的探讨，能够更为深刻地认识传统的“诉讼形态”。     

句子的指称与谓词的定义域——对弗雷格意义理论的一些改进

弗雷格的意义理论对逻辑学和哲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但它仍然面临一些理论困境，其中包括句子的指称问题和谓词的定义域问题。本文旨在解决这两个疑难，为此，首先简要地介绍弗雷格的有关理论和观点。本文指出，弗雷格把句子的真值看作句子的指称是错误的，而应把句子所对应的事件看作句子的指称。本文还主张用弱指称有无原则和弱涵义有无原则分别取代弗雷格的指称和涵义的部分整体原则的相应的部分，而保留其他部分。据此，作者对弗雷格所面临的谓词的定义域疑难给出一种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