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刑相适应原则的立体构思

罪刑相适应原则已被明确载入我国刑法典中,成为我国刑法的一项基本原则。本文旨在全面论证罪刑相适应原则,使其更为全面和完善。该文充实并发展了罪刑相适应的内容,在报应刑理论中溶入教育刑、目的刑,使罪刑相适应原则自始至终贯彻于立法、司法（定罪、量刑、行刑）之中     

论罪刑相适应原则

罪刑相适应原则是我国新刑法典所确立的一项基本原则。它的基本含义是犯罪与刑罚之间应保持内在的、均衡的对应关系，即有罪必罚，罚当其罪。罪刑相适应各种理论学说针锋相对的根源，在于它们出发点与侧重点的不同，在于“报应”观与“功利”观的冲突。犯罪与刑罚相均衡、相对称，始终是刑事立法与司法的最高追求与理想模式，而罪刑相适应之“罪”与“刑”的应有之义，却有再研讨的必要     

从《康诰》和《吕刑》看西周初中期刑罚思想的演变

西周刑罚思想包括"敬天""保民"、"明德慎罚"、"亲亲""尊尊"等几个方面的内容.周初的天命论仍然是一种神意论,"敬天"是统治者赖以统治民众的依据,"保民"几乎完全是出于维护政权稳定的现实需要;中期的"敬天"更具理性化与实用性,更多的是对天命的利用,"保民"中"治民"的成分越来越多.与周初相比,"德"的含义由君主的品德变为个体心性道德;"慎罚"向"中刑"转化;以"亲亲""尊尊"为核心的"礼"的功能日益下降,"刑"的作用则日益凸显.     

贪污贿赂罪设置死刑的刑罚价值解析

我国刑法将贪污贿赂犯罪视为最为严重的犯罪之一,配刑制度坚持了＂重刑重罚＂的原则,将其最高刑配置为死刑。这是对死刑制度的一种扩张,它偏离了刑罚原则,减损了刑罚功能,模糊了刑罚目的,违背了罪刑相适应的刑法原则。限制贪污贿赂罪死刑配置符合我国刑事制度发展的要求。     

论刑罚个别化之法律地位

结合我国目前在刑法理论与实践中对刑罚个别化的探索,将刑罚个别化与我国刑法的基本原则,尤其是罪刑法定原则、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关系予以辨析,认为刑罚个别化与刑法的其他原则是相互联系,相互促进,又相互独立。并进一步论证将刑罚个别化独立作为刑法基本原则的必要性与可行性。本文还对刑罚个别化的一些消极方面提出反思和规避建议。     

刑罚执行完毕以后发现漏罪的处理——数罪并罚说之提倡

司法实践中的漏罪不限于《刑法》第70条、第77条和第86条规定的情形,还存在刑罚执行完毕以后发现的漏罪。发现犯罪的时间,与责任刑、预防刑的处断没有必然因果关系。“分别评价说”违反罪刑相适应原则,可能导致行为人承担办案部门怠于行使职权造成的不利后果。“审判监督程序说”缺乏刑事诉讼法依据,内在论证逻辑难以自圆其说。“数罪并罚说”契合罪刑相适应原则,存在法律依据。刑罚执行完毕以后发现的漏罪,仍有并罚的基础。     

论刑事和解与刑法基本原则之关系

刑事和解可能使犯相同之罪的加害人因赔偿能力不同而被判处不同的刑罚,使类似情形的被害人因加害人赔偿能力不同而得到不同数额的赔偿。有些学者便因此认为,刑事和解背离了刑法的基本原则。实质上,刑事和解不仅没有背离刑法基本原则,而且是刑法基本原则的一种实现方式。因为,罪刑法定原则的本意在于保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适用刑法平等原则不仅要求形式上的平等,而且要求实质上的平等;罪责刑相适应原则要求刑罚量应与被告人应承担的刑事责任量相适应。     

刑罚目的的应然选择：新功利刑论

刑罚的目的在于保障全体公民的基本人权;刑罚的目的借助于刑罚的三个基本要素——刑的对象、刑种与刑量得以展现;报应刑论无法确定刑种与刑量,目的刑论难以确定刑的对象与刑种,新的功利刑论暗含了刑法的不得已原则和罪刑相适应原则,不仅明确了刑的对象,也把握了刑罚适用的标尺,能同时满足刑罚的三个要素,并充分发挥保障人权的效用。     

罪刑不相适应——论我国贪污罪的危害与惩罚

罪刑相适应原则是我国刑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它要求刑罚设置合理,刑罚适用恰当,重罪重罚,轻罪轻罚.在我国,贪污罪的犯罪性质恶劣,危害性极大,而在实践中对其惩罚却较轻,这与罪刑相适应原则相是违背的.应当完善贪污罪刑罚立法,并严格刑罚适用,真正做到罪刑相适应.     

论罪刑相适应之立法构建

作为刑法的一项基本原则,罪刑相适应原则首先应贯彻到刑法立法之中,在刑法立法环节就要实现犯罪与刑罚的均衡搭配即构建罪刑相适应,因为立法中的罪刑相适应是司法中的罪刑相适应的前提和大致框定.构建标准和构建方法是罪刑相适应立法构建的两个基本问题,而此两个问题应从犯罪的质量差别性和刑罚与犯罪的对应性中去寻求解答.罪刑相适应的立法构建标准应是犯罪的社会危害性,而其立法构建方法应是基序对应法.     

论我国刑罚适用模式的调整

刑罚适用模式是一个国家刑事法律制度文明进步的标尺之一。伴随着世界范围内犯罪非刑罚化和刑罚非监禁化的浪潮,西方发达国家实现了刑罚适用模式由监禁刑为主向非监禁刑为主的转换。而我国的刑罚适用模式仍以监禁刑为主体,非监禁刑在刑事立法和司法中长期受到冷落。为适应日益开放的社会、需要缓解我国监狱行刑困境,为追求科学的刑事政策和谦抑性的刑罚价值,调整我国传统的刑罚适用模式显得尤为必要;同时,社会结构的转型、罪犯构成和需求结构的变化以及国际社会的长期努力,又为这种调整提供了现实条件。     

罚金刑功能论

在对刑罚的功能进行分析的基础上,认为罚金刑的功能是:惩罚,对犯罪人的惩戒和谴责;剥夺,对犯罪人的金钱的刑事剥夺;威慑,对犯罪人和潜在犯罪人的慑止;鉴别,帮助认识罪与非罪的界限,提高法制观念;安抚,满足要求惩罚犯罪的强烈愿望,平息犯罪造成的激愤情绪,慰藉精神创伤;鼓励,强化和促进守法者守法和鼓励跟犯罪做斗争;感化,消除犯罪人的敌对情绪,使其成为有利于社会的人;补偿,补偿犯罪造成的损失与损害,恢复或重申维持社会存在的基本秩序与价值观念。     

宋代配刑制度探析

宋初“折杖法”的施行 ,使封建五刑中的笞、杖、流刑设而不用 ,只剩下死刑、杖刑 (包括脊杖和臀杖 )和徒刑 ,徒刑的适用面也极窄 ,刑罚体系因此轻重失衡。宋朝政府将前代的配刑加以规范后广泛地适用 ,配刑遂成为宋代最主要的刑种。配刑在起源、性质、内容等方面均不同于流刑 ,也比流刑残酷。但由于配刑弥补了“折杖法”施行后刑罚体系等级结构不合理的缺陷 ,并能满足国家不断增长的工、杂役的需要 ,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人民的赋役负担 ,故配刑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论犯罪形势与刑罚轻缓化

目前我国犯罪形势非常严峻,尤其是重大责任事故类犯罪与暴力犯罪特别突出。有学者因此反思严打政策,并主张刑罚轻缓化,认为刑罚轻缓化是刑罚发展的必然趋势。然而,刑罚轻缓化的概念并不明确,刑罚轻重取决于罪行轻重,现代刑罚的本质特征依然是严厉性、痛苦性,只不过是刑罚方式发生了改变．刑罚并没有轻缓!刑罚的发展变化最终由刑罚的本质所决定,不应随什么潮流或者趋势。应对目前严峻的犯罪形势,必须坚持罪刑法定、适用刑法人人平等、罪刑均衡三大基本原则。     

“刑罚反制”初论

在罪刑关系上,学界长期以来强调罪对于刑的制约作用,而忽视了刑对于罪的决定作用。刑罚对犯罪的成立也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这就是刑罚反制。刑罚反制的根据在于刑罚具有相对于犯罪的独立性、刑罚与犯罪具有相互依存性、刑罚与犯罪之间的联系具有复杂性以及刑罚目的对手段具有制约性。刑罚反制不仅体现在刑法观念中,而且体现在刑事立法与刑事司法中。     

论同罪个案间的量刑均衡——由二审对量刑不当案件改判引发的思考

长期以来,刑法学界和实务部门对立法上整体和个案本身的罪刑关系给予了较多的关注和研究,强调罪与刑的相当与均衡,而忽视了同罪个案之间的罪刑关系,导致了司法实践中同罪个案判决上的量刑失衡,这种同罪异罚现象的存在不仅给涉案被告人及其亲属带来不服,同时也引发了社会公众对司法公正的动摇和怀疑。文章试就该现象出现的原因做一粗浅的分析,同时着重就如何实现同罪个案间的量刑均衡提出笔者的一些拙见。     

清朝死刑非正刑述评

有清一代 ,死刑正刑 ,分绞、斩两种 ,其非正刑主要有枭首、凌迟、戮尸等 ,尤为原始和残酷。非正刑主要针对最为危及清王朝统治之根基者 ,除以往公认的十恶不赦之徒外 ,还特别针对汉族士大夫 ,用来压制汉族知识分子 ,欲以严刑峻法来挽救其专制统治的垂死命运     

我国死刑审判制度之检讨与重造

从现代司法程序原理的角度讲,我国死刑复核程序在设计上存在着不公开、单方控制以及形式化等机理性缺陷,从而造成了死刑复核程序的正当化难题.目前理论界对于死刑复核程序改革的研究缺乏一种总体上的理论进路和框架,研究具有分散性,结论缺乏系统性.死刑复核程序的改革,必须以正当程序理念为目标指引,在正当程序理念和制度框架内,探寻我国死刑复核程序变革的可行性方案.为此,必须对死刑复核程序进行三审制改造,同时严格死刑案件的程序要件,以构建死刑案件审判的正当程序.     

宪政视野下的刑罚正当性

研究刑罚的正当性离不开权利和权力这两个法学核心范畴,研究刑罚正当性实际上就是研究刑罚权的正当性,就是探讨人们会把什么样的刑罚权让渡给国家的问题,这就需要借助个人主义方法论探究个人的选择过程。从宪政的视角来看,＂报应论＂更适合作为刑罚的正当性基础。     

当代中国死刑民意的理性引导

死刑民意是可以引导的。引导死刑民意就是要剔除死刑民意中的非正确成分,就是要引导死刑民意摆脱情绪化的反应向理性化的方向转变。当代中国死刑民意的理性引导分为三大方面。一是刑事立法方面的死刑民意引导,主要措施有构建死刑替代措施和构建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二是刑事司法方面的死刑民意引导,主要措施有构建民意参与死刑案件审判的机制、构建死刑案件的信息公开机制、构建死刑案件的交流反馈机制、适当的时候暂停死刑执行。三是刑事立法与刑事司法之外的死刑民意引导,主要措施有构建良好的社会治安环境、思想启蒙与死刑知识的提供、以死刑个案与错案为突破口、构建民间的死刑改革推动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