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增长核算分析的中国经济增长来源研究

应用新经济增长理论的增长核算分析框架,研究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全要素生产率（TFP）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以及产权结构、对外开放等制度变迁对TFP的影响。研究发现,改革开来以来,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其次是物质资本存量的贡献,而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最低,并且逐期下降。实证分析也表明,由于中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期,用＂索洛剩余＂衡量的TFP的增长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技术进步;所有制结构和对外开放等制度变迁是推动中国TFP增长和经济增长的十分重要的两个因素。     

人力资本、全要素生产率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基于中国1952―2004年数据的验证

以人均受教育水平代表人力资本,基于中国1952―2004年的数据,采用向量误差修正模型和Granger因果检验分析人力资本影响经济增长的一种可能途径：人力资本通过影响全要素生产率进而影响经济增长。结果表明：人力资本与技术进步存在着因果关系,人力资本是全要素生产率的源泉。验证了舒尔茨对＂增长余值＂的批评;支持了Nelson-Phelps的推论——人力资本并不能简单地等同于一般要素投入;进一步揭示了新古典模型的不足——忽视人力资本对于技术进步的特殊意义,低估了人力资本的贡献。     

山东经济增长模型与要素分析——基于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视角

以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视角,利用计量经济学模型分析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比较综合不同的理论观点后选定现代经济增长理论作为分析框架,对四个重要模型即新古典增长模型、知识驱动内生增长模型、人力资本模型和公共支出模型逐一分析检验,认为研究山东经济增长应当以Romer内生增长模型为分析重点。发现,山东经济增长除具有资本推动这一主要特征之外,城市化进程的贡献也比较突出;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与人们的期待并不相符;作为发展外向型经济的重要目标,国际化对经济增长还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     

资源环境约束下我国经济增长的源泉与动力研究

在资源环境约束的增长核算框架下,测算了全要素生产率、要素投入和生态消耗三大经济增长源泉的贡献度,按照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从高到低依次是资本、能源、劳动,而全要素生产率、CO2排放量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为负。这也表明,我国现行的经济增长仍然是一种粗放型的发展模式,亟待通过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来转换经济增长动力。通过对影响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因素进行分析,研究发现:技术进步因素显著地促进了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而制度因素则阻碍了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因此,要加大教育投入和R&D通过提升人力资本水平和研发水平,以技术创新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另外,要通过优化环境管制政策,健全环境标准,引导企业技术创新,促进产业结构优化调整。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体制,提高我国出口产品的附加值和竞争力。     

资源约束对青岛市经济增长的影响

资源投入是经济增长的基础,各种资源投入的数量和比例会对经济增长产生重大的决定性影响。基于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模型建立了青岛市经济增长的资源因素影响模型,并运用1990‐2012年间的相关数据,分析劳动力资源、外资资源、内资资源、进口资源以及全要素生产率对青岛市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和贡献率。研究发现：资本资源中的内资是目前青岛市经济增长的主导力量,其次是人力资本,而全要素生产率、外资和进口资源的贡献率较低,青岛市仍是资本拉动型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因此,必须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和人力资本对青岛市经济增长的贡献,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同时合理利用资本资源和国外资源。     

金融发展、人力资本与全要素生产率

影响经济增长的直接因素是全要素生产率、物质资本与劳动力,金融发展、人力资本等其他因素都是通过这三者间接作用于经济增长。在经济模型中分离了影响经济增长的直接因素和间接因素,在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方程中兼顾了金融发展和人力资本的作用,有利于从理论上阐述金融发展、人力资本作用于经济增长的传导机制。在此基础上,根据我国31个省份1997—2013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回归。结果表明:对于一国经济持续增长而言,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比增加物质资本投资更为关键;相比于人力资本,金融发展对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进而促进经济增长的效应更显著;相比于技术创新,技术模仿在当前阶段更有经济效率。     

人力资本对陕西经济增长贡献的实证研究

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过程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利用C-D生产函数、借鉴Lucas人力资本模型,以1978-2006年的经济增长数据为背景,建立了陕西省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模型。结果表明,陕西省在1978-2006年间,人力资本贡献份额仅为18.36%,远小于同期物质资本投入的贡献（58.3%）,但人力资本因为其外溢作用对陕西省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将大于计算结果,且人力资本的贡献受全要素生产率的制约。最后,给出了提升陕西人力资本贡献度的一些建议。     

中国城市TFP增长与潜在增长率

利用1990～2018年间中国264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投入和产出数据,本文通过非参数DEA　Malmquist生产率指数法分析了中国城市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及其分解项技术进步、技术效率、纯技术效率、规模效率等的变化及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并探讨了资本和劳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进一步采用HP滤波法研究了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趋势、投入要素增长趋势及其波动对经济潜在增长率的影响,得出结论并提出如下政策建议：1)优化投入要素和资源的合理配置,通过技术研发、人力资本、制度变革等多种方面来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及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2）提高各地区固定资本存量的有效使用效率; 3) 提高劳动的有效参与率。     

积极财政政策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效应

利用时变参数模型和面板数据模型,可以对积极财政政策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效应进行分析。分析表明,1998年以来我国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对全国经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省份经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和技术进步具有较强的促进作用,但对省份经济效率提高却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总体上说,积极财政政策对我国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但在具体实施的过程中,还存在着诸如支出结构不尽合理、过分强调数量而忽视使用效率等不足之处。     

经济增长因素变化及其对中国经济改革的启示

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十分强调物质资本的作用,这种对资本积累作用的强调,形成了经济增长理论中的"资本决定论";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强调了技术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关键作用,相对于单纯强调资本作用的"唯资本论"来说,这是一次巨大的进步;新经济增长理论认为,经济增长就是一个以知识积累为基础的技术进步、人力资本积累、劳动分工演进和制度变迁等诸因素共同作用的社会过程,并分别从技术变化、人力资本积累、制度变迁、分工演进的角度,提出了新的经济增长模型,使经济增长理论研究的侧重点和方向发生了转移.这对于中国经济增强质量、振兴东北的战略以及重视人力资本投资与推进技术进步等问题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     

经济增长的动因和中国的经济增长

持续增长是各国经济政策的核心目标 ,找出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因对实现这个目标非常重要。本文提出了以内在动因为核心的“经济内能增长原理”,指出 :在其他增长理论中没有核心地位的增长因素 ,如教育、收入分配、法律制度、思想观念等 ,对长期增长有重要甚至决定性的影响 ,本文对增长率差异、滞胀等问题原因的看法也与其他理论有很大不同。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缘于改革开放创造的有利条件和正确的改革战略 ,有效促进了我国经济内能的产生和良性循环 ,今后仍有维持较高经济内能及其良性循环的潜力。文章最后提出了一些以维护经济内能良性循环为核心的政策原则建议     

内生增长框架下FDI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再检验——基于浙江省1985～2005年数据的实证分析

理论研究普遍认为FDI对经济增长产生有积极的影响，但对FDI如何影响东道国经济发展的具体机制却研究甚少。本文在内生增长的框架下对FDI作用于浙江经济增长进行了三步检验：1）FDI与经济增长的因果关系检验；2）经济增长主要影响因素分析；3）FDI与各影响因素之间的相关性检验。结果发现，物质资本、技术进步、产业结构变动以及对外贸易是FDI影响浙江省经济增长的主要传导渠道，FDI的人力资本效应不显著，因此并不完全符合内生增长路径。     

经济增长、模型再造与农村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经济增长理论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一种理论反映,源于斯密和李嘉图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派,是二战后在发达国家广泛流行的经济理论。但是,发达国家经济学家自身存在的认识论缺陷使其不可能建立科学完整的经济增长理论及模型,因此还必须遵循马克思的方法论从理论为实际的反映入手建立科学模型,并以此指导中国社会经济增长实践,特别是农村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实践。     

税收增长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

税收和经济增长是密切相关的,经济的发展培育了良好的税基,这样税收收入才能有稳定的来源.经验证据表明:我国GDP对税收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税收与国内生产总值的关系不会明显偏离均衡状态,税收应该随着经济增长而增长,税收与经济税源之间保持着合理的关系.     

中国经济增长与OFDI增长:机理与实证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mechanism of the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s economic growth and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OFDI) growth, the paper uses panel VAR model to empirically study the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with the data from 30 provinces, municipalities and autonomous regions in China from 2004 to 2015. The results of system-GMM estimation show that economic growth and OFDI growth can promote each other and the two-way interactive effects are very significant. The results above exist both in the aggregate term and in the term of labor average. It is also found that the effect of economic growth on the growth of OFDI flow is higher than the effect on the growth of OFDI stock, and the effect of the OFDI stock growth on economic growth is higher than the effect of the growth of OFDI flow on the economic growth. The results of the further investigation by considering the regional heterogeneity show that the effects of economic growth on OFDI growth are stronger in middle and western regions than that in eastern region, while the effects of OFDI growth on economic growth are stronger in eastern region than that in middle and western region. The impulse response function analysis and variance decomposition analysis consistently support the results above. The policy implications of the results are the following: When carrying out the “going out” strategy, China should depend on its own development to implement OFDI, and it is ought to promote the good interaction between economic growth and OFDI growth, and it is ought to fully consider the different development levels among different regions     

严格控制人口增长,更好地发展深圳经济

经过10年开拓,“深圳速度”早已举世瞩目。在深圳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深圳人口也一再飞速上升.本文从人口与经济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出发,一方面较详尽地分析了深圳人口尤其是暂佳人口大幅度增加的原因;另一方面为了更好地发展深圳经济,针对深圳人口尤其是暂住人口超前增长的情况,提出了需要采取的主要措施。     

包容性增长：中国经济从量变向质变切换

＂包容性增长＂概念的提出,正当其时。包容性增长最基本的含义是公平合理地分享经济增长。中国经济、社会需要科学发展,需要＂包容性增长＂,这很容易成为共识。因此,就当下及未来一段时间而言,关键是如何将这一概念融入经济、社会发展的政策与实践中。笔者认为,倡导包容性增长需去经济增长的GDP化;践行包容性增长,必须优先开发人力资本;强化包容性增长需要加快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实现包容性增长需要着力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推进包容性增长需要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加快包容性增长需要始终追求社会公平正义。     

增长趋同理论简述

新古典模型认为,由于没有技术的持续改善,人均产出增长最终将会停止,国与国之间具有趋同趋势.而内生增长模型却得出了由于知识等要素的递增收益的作用将导致国家之间的收入差距扩大的结论.经验研究表明,世界上只有局部趋同而没有全球范围内的趋同,一旦对不同的要素变量加以控制,将出现条件趋同.根据趋同理论,我们应注重导致趋同的政策研究,结合本国实际制定赶超战略以达到趋同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