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西学输入特点初探

鸦片战争的炮声敲响了神州陆沉的警钟，有识之上一反传统虚骄心理，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师夷”只是为了“制夷”，为了“制夷”又不得不“师夷”，这就是本文所谓“对抗意识”。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的主张正是在这种对抗意识的驱使下产生，同时也是在这种对抗意识的支配下付诸实施的。另外，由于师法西方是在残酷现实的逼迫下被提上议事日程的，并不意味着中国人已经清醒地意识到了自己的落伍。恰恰相反，古代中国辉煌的科技成就，令“四夷”臣服的帝国威望以及屡遭外族入侵却未被吞并的优越感，一时还难以使中国人从尊己卑人…     

魏源与《海国图志》

<正>鸦片战争中,清军由于科学水平、军事技术方面与英军相差太远,士气也远不如人,其失败是必然的。有些文章把鸦片战争失败的原因单纯归咎于统治阶级中投降派抗敌不力,这是片面的看法。清帝国的失败主要在于它的闭塞和落后。落后了就会挨打。清帝国如果继续这样落后下去,迟早有一天会亡国。但鸦片战争之后,清朝统治者仍旧没有认识到自己与世界之间的巨大差距。他们对于鸦片战争的失败感到迷惑不解,找不到失败的原因。如当时清朝统治阶层中有人感叹说;“二百年全盛之国威,乃为七百里外之遒夷所困,并使文武将帅,接踵死绥,而曾不能挫夷之毫末,兴言及此,令人发指眥裂,泣下沾衣。”还有人说:“时至今日,海外诸夷侵凌中国甚矣,沿海数省既遭蹂躏,大将数出,失地丧师,卒以千万取和,至今海疆大吏受其侮辱而不敢较……其他可骇之事,书契以来,所未有也。”     

夷夏之辨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

夷夏之辨是中国思想史上重要主题之一。夷夏的概念以及夷夏之辨是在中华民族形成的过程中出现的。夷夏之辨含义有三:地理意义上的夷夏关系,血统意义上的夷夏关系,文化意义上的夷夏关系。在中国历史上,夷夏之辨与中华文明形成过程中华夏民族对自身文化的认知、强烈的文化守土意识以及与他族文化之间关系的思考如影随形,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相伴始终。中国历史上的夷夏之辨是文化的优劣之辨、先进性之辨、主体性之辨,表现出强烈的文化守土意识,是古代爱国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总体上看,夷夏之辨不仅没有阻碍民族融合的历史进程,反而与民族融合的浪潮相互鼓荡,使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愈发明确,民族共同体意识愈发清晰。     

庄存与公羊学视域中的夷夏观析论

借助夷夏观念,晚明遗民对清政权多消极抵触,不与合作。而自清代中后期开始,士林则主动以天下为一家,放弃夷夏之防。庄存与是开启这一转折的关键人物,他在乾嘉复古考索的大气候下,借助对汉代公羊学"异内外"一义的探讨,将判分夷夏的标准确立为以君臣之义、父子之亲、男女之别为内核的"礼",从而将夷夏身份问题转换为君臣礼教问题,迎合了清代官方的夷夏主张,消弭了清初以来士林与官方之间的分歧和对立,以全新的学术论说为弥合晚清百余年的民族矛盾提供了知识准备。     

魏源“师夷”以“制夷”的先进思想

魏源(1794—1857年)湖南邵阳人。鸦片战争前,他抨击时政,力主禁烟;鸦片战争爆发时,经林则徐推荐,曾协助两江总督裕谦办理浙江军务,参加抗击英国侵略者的实际斗争,鸦片战争失败后,他努力探索清王朝衰弱和西方国家强盛的原因,于1842年底,完成了《海国图志》的巨著。在书中,魏源明确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善师夷者,能制四夷”的进步主张①。为了使中国走上富国强兵的道路,他强调要了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实情,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长处,向资本主义国家寻找“制夷”的知识。魏源和民族英雄林则徐一样,不愧是近代杰出的爱国思想家,也是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的一位先驱者。     

“孔子的真精神”系列之十一教化是民主的基础与保证

近代以还，国人惑于全球竞争之说，慑于西方强权的船坚炮利，以为中国无一事不落后于人，初欲师夷长技以制夷，甲午海战大败之后，又归讼于政治制度，及戊戌变法失败；更进而上探文化渊源，斥国民日奴性，以孔子为盗丘，     

从“甲午”到“庚子”——论晚清华夷观念的崩溃

从“长时段”角度，可将晚清华夷观念解体崩溃的过程分为“松动期”、“解体期”、“开始崩溃”和“最后崩溃”四个时期。甲午战争的惨败以及最后一个藩属国的丧失，标志着晚清华夷观念开始走向“崩溃”；而义和团运动时期，在民族空前危机的形势下，虽然传统的华夷观念重新走向“炽烈”，但随着义和团运动的失败和《辛丑条约》的签订，晚清华夷观念宣告“最后崩溃”。     

来华耶稣会士与晚明华夷观的演变

耶稣会士来华前,明代中国人的华夷观念大体局限在传统范围内.耶稣会士来华后,其温文儒雅的学者形象、广泛传播的宇地新知及其刻意倾销的欧洲文明,逐渐成为动摇晚明华夷观念的外来文化力量.部分开明士人由此认识到,中国既非天下中心,亦非天下最大,更不是世界文明之唯一所在.取消夷夏界限、否定中国中心论、质疑传统夷夏标准、主张多层次学习西方等,开始成为他们的思维新取向.此一思想倾向虽然不是晚明时代的主流思潮,但其思想史意义不容忽视.     

论太平天国对洋务运动的激发

洋务运动的特定形式、性质和结果,与发生在它前期的太平天国运动有密切关联。如果从时间的先后来评衡,我们应该肯定,太平天国农民是先于清政府在自己的统治区域内开始“洋务”活动的,当清政府执政官吏们尚在鄙视“夷人”,窥视西学时,太平天国就已因崇尚西方宗教开始与西方传教士乃至官方人士进行外交往来了。在与西方文化的交流中,太平天国开始是处于先进于清政府的地位。但是为什么太平天国没有成为近代中国洋务活动的主持者?终极原因是在于农民无法克服小生产者的弱点,不能建立长期的巩固的政权。太平天国因悲壮的失败而中止了在近代化道路上的跋涉,从而也使中国近代化开始的一个偶然机会丧失了。简又文先生曾说:“倘太平不亡,仁玕政策得行,则中国科学物质之建设,亦即所谓‘现代化’必提早一百年。”此语不无道理。虽然如此,但太平天国却激发了清政府进行     

论曾国藩、李鸿章与中国军事近代化

曾国藩、李鸿章作为中国近代史上的关键人物,他们在“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战略思想指导下,在中国军事近代化的开始阶段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是推动中国军事近代化的先驱者。     

硬法、软法与经济法

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法的传统概念正面临着挑战.本文以依法治国的理念为指导,主要以经济法对经济领域的公共治理为视角,分析了由国家法之外的明规则组成的软法机制,它配合着由国家法构成的硬法机制,分别和共同发挥调整社会经济关系的功能.软法现象是经济市场化、社会民主化、法律社会化及全球组织化的产物,它适合了市场经济、和谐社会、公共管理和国际合作的需要.因软法机制内容的丰富和问题的复杂,对软法的正当性和有效性尚待深入探讨.但硬法、软法的区分和组合,这的确属于前沿性、现实性的课题,应当引起足够的关注,以推进包括经济法制在内的整个法制建设的发展.     

法价值与民法取向

法的价值是法基于本位的追求。法的价值主要包括自由、平等、公平、秩序等理念形态。法价值的体制是法价值理念的载体。法的价值主体主要是个人与社会。市民法之价值核心是私主体个人本位性的自由和公平。在近代法典化时期,自由理念表现为完全之契约自由,并得以进一步蓬勃发展,成为整个法律正义哲学的核心。在当代,自由理念虽然受到一定的限制和削弱,但在市民法中仍保持着最初的重要价值。随着社会的发展,对自由意志的更新规范只能在对法律行为本身适法规格上,并非对自由理念的否定,且可通过公平之价值理念和原则来调适。法的本位价值取向决定法律制度作用的方向。民法以私主体个人权利为本位,所有规制旨在保证个人权利和利益充分实现。尽管从现代民法的发展趋势看,民法也朝着社会化做出努力,但是,民法关怀的仍多是私主体个人,民法所做的努力多是尽力避免个人本位和社会的矛盾冲突。     

新物权法中的区分原则对国际私法立法的影响

2007年3月16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在物权变动问题上明确采纳了区分原则,这一区分原则必然会突破传统物权法律适用中的物之所在地法原则,对国际私法上的涉外物权法律适用问题产生影响。在国际私法上,涉外物权变动法律适用的原因行为与结果行为也应当分开,涉外物权变动的原因行为可以适用当事人所选择的法律,而涉外物权变动的结果行为则适用物之所在地法。     

公司法规范体系中的私法责任与公法责任

多阶与多元法律规范的立法模式,需要重新审视公法与私法的立法技术趋同性。公司法中的契约要素集中体现于公司法的私法性质,私法中的意思自治原则贯穿于公司法的始终。但现代国家私法层面的立法并不排斥任何公权力的介入,包括宪法规范力的适度渗透。借助公权力来保护社会公共利益,是公司法律规范兼有公法性质的理论基石。因此,公司法结构中的法律责任规范系公法责任与私法责任的有机统一,而权利受损主体寻求公法上的救济亦是公司法的应有品性之一。     

论国际私法的国际法因素

国际私法的调整对象是国际民事关系,国际民事关系的国际性决定了国际私法内含国际法因素的必然性。随着国际民事关系国际性的不断增强,国际私法内含的国际法因素也呈现出日益强化的趋势。同时,国际私法发展史表明,国际私法的发展与其内含的国际法因素的不断增强存在明显的耦合关系,这也是国际私法发展的客观规律之一。     

行为法经济学与法律经济学:聚焦经济理性

法律经济学大量的借助于理性选择理论来考察法律规则和制度, 然而随着这项理论在法律分析中应用越来越广泛并越来越重要时, 许多学者却对这项法律经济学的理性选择基础理论表现出许多不满。行为法经济学的出现更是把矛头指向了以波斯纳为代表的主流法律经济学背后的理性选择理论。本文在分析行为法经济学与主流法律经济学之间的冲突的基础上, 探讨了行为法经济学对我国法律经济学理论与实践的启示, 并初步分析了行为法经济学在我国法律实践中的应用问题。分析表明, 我国法律经济学界亟待认识理性选择理论的前提与局限, 行为法经济学与主流法律经济学的调和、充分利用行为法经济学的优势是大势所趋。     

论法律效力

法律效力是法律从规范的静态存在走向实践的动态存在的内在根据。法律效力是指内含于法律中的对法律调整对象产生作用的能力。因之,其可分为内部效力和外部效力。法律效力的实体根据在于法律的合需要性与合规律性(统称合目的性),其形式根据则在于对语法、逻辑、修辞等语言工具的尊重和对内部之正当程序和外部之必要强制的坚守。     

理论法学及其在法学学科体系中的功能

将法学学科体系作理论法学和应用法学两极划分,是西方近代以来就有的划分法,但这种划分似乎很难囊括法学的所有学科,比如法律史学,把它纳入理论法学或者应用法学都有些牵强.国家技术监督局制定的<学科分类与代码表 GB/T13745-92>给法学学科作了多极划分,更具有科学性、实用性、简明性和兼容性,对理论法学的属性及其在整个法学学科体系中的地位,对理论法学特定功能进行探讨具有一定的必要性.     

德可固法 法可厚德

法律和道德二者有着密切的关系,法律源于道德又规范道德,道德合于法律又高于法律;法律是道德发生作用的保障,道德是立法、执法、守法的基础。目前的中国应以“道德的法律化”为主,“法律的道德化”为辅。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竞争法、产业法与反倾销法的冲突与协调

产业法在宏观上调整产业结构的合理布局、协调产业组织的关系,竞争法在微观上给竞争主体提供公平的竞争机制,二者相互配合,共同保障经济的健康运行。反倾销法是产业政策在国际贸易领域的延伸和实现,它吸收了竞争法的公平竞争理念、维护公平竞争,但在全球自由贸易盛行的背景下,它又转而走向公平竞争的反面,成为贸易保护的重要手段,遏制竞争。这不论与本国产业还是他国产业都有冲突,因此,要加强三者的协调。但在国际上,不论从竞争法还是反倾销法角度作出的协调的理论与实践都有缺憾,出于维护我国利益的考虑,我国在完善这三部法律时要加强三者的协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