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晋之际士族移徙与“门户之计”浅论

士族乃汉末魏晋形成的一特殊阶层,他们在晋末大乱时保家护宗、发展势力所凭据的是当时自身的门第。一流高门皆择南迁,次等家族多留北方。乱世分宗,“以冀遗种”,为士族共识,王衍“三窟”用意在此。“门户之计”使留、迁于北方的士族抛弃“华夷之辨”,苦心择人,抓机遇,仕异族,经历坎坷。或正因此,他们比南迁士族更具生命力。     

两晋之际的南北成见——对陈寅恪先生“南北界限说”的补充

永嘉南渡,北来士族避乱江南。在此退后一步即为茫茫大海之地,北来士族面对异族进踞之中原,只能同江南士族携手。关于东晋的立国基础,陈寅恪先生认为,“北来士族与江东士族协力所建”。“南北界限比起夷夏界限,又微不足道了。”但南北成见在两晋之际并没有迅速消融,他们之间的分分合合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     

宋孝武帝上台与南朝寒人之得势

东晋晚期,随着门阀士族腐败因素的增加,“王与马,共天下”的政治格局解体,以刘裕为首的下等土族凭借北府兵武力夺取了政权。在创建政权的过程中,他们对反抗的高门士族如京口刁氏、太原王氏等严加打击,但门阀土族仍旧拥有的势力和他们显赫的社会地位使裕等不得不以各种手段拉拢他们。“名微位薄,盛流皆不与相知”的刘裕,“及为宰相,颇慕风流,时或言论,人皆依违之,不敢难也”。腆颜参与名士之清谈;其重要谋臣刘穆     

吴兴沈氏的士族化及其相关问题

沈氏各房支的士族化,尽管途径有差异,时间有先后,却莫不通过依附皇权而得实现,且在士族化后,仍将党附、卫护皇权作为隆身显家之道。同时也正因为沈氏宗人有意通过党附皇权而渔利,故难免卷入权力斗争的漩涡而深受其害,是以该宗族屡罹祸难。然而,一则得益于乡里根基的雄厚,二则受惠于尚武特质的保持,吴兴沈氏在刘宋一代始终厕身于士族行列。     

魏晋时期琅邪王氏崛起原因初探

魏晋时期,琅邪王氏凭借其深厚的儒学根基和重孝悌的门风而博得最高统治者的赏识,以多玄学清谈名士而为时人所宗,再加上他们善于趋福避祸,在乱世中保全家族利益,这一切使得琅邪王氏家族在士族形成的关键时刻迅速崛起,成功地晋身于高门士族的行列,为琅邪王氏日后数百年的辉煌奠定了基础。     

西晋士族的婚姻网络与交游活动——以太原士族为中心的考察

汉魏时期就为士族大姓的太原王氏宗族在西晋时期达到巅峰,由地方大姓上升为全国性的巨姓强宗,其中婚姻交结和士族间交游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并因此形成了典型的交游网络。从太原士族这个缩影也可以洞察西晋时期整个士族阶层的发展动向:婚姻是士族交往的主要方式,士族的通婚范围随着时代的推移产生微妙而深远的变化,婚姻选择层面突破了同郡同州的地域限制,甚至扩展到皇族,显示出士族通过通婚实现权力伸张的政治诉求和获得更高社会地位的利益追求。西晋时期士族的交游方式也呈现多样化、网络化趋势;同郡士人点题扶持、评论之风不减汉末清议;同郡甚至同宗士族之间不只相互合作,同时相互斗争;士人交游活动的范围扩大,甚至打破了民族限制,反映了当时政治生态的复杂性和社会关系的网络化。     

明初旅滇的日本僧人

公元十四世纪末叶,正值中国元、明两朝鼎革之际,日本南北朝幕府武士争雄之秋,一批日本僧人作为使者来到中国,明朝政府将他们安置在川、陕与云南,终洪武之世未能建立正式的中日邦交。在此时期旅居云南的日本僧人其名可考者,有:鉴机先、天祥、大用、宗泐、演此宗、镜中照、斗南、桂隐、昙演、如瑶等,而昆明五华寺僧宗戒、西山僧石隐、大理感通寺僧南江等疑亦为日僧。他们中有的是“发云南守御”,有的是“南窜客”,有的也可能是“游方”僧。他们是见于历史记载中的首批旅滇的日本人,有的就长期流寓云南而“云归滇海”了,故嘉靖《大理府志》、万历《云南通志》的《古迹》中载有“日本四僧     

一部为反动阶级专政服务的“文理”——评刘勰的《文心雕龙》

历史上的一切反动阶级,在文化问题上,和他们在政治问题上一样,是完全反动的。刘勰的《文心雕龙》,就是适应梁代反动的门阀士族地主阶级专政及其文化专制主义的需要出笼的。《文心雕龙》在我国南北朝的梁代初年问世。据《梁书·刘勰传》称:“勰自重其文,欲取定于沈约”。沈约“大重之,谓为深得文理,常陈几案”。昭明太子也“深爱接之”,     

试论东晋后期高级士族之没落及桓玄代晋之性质

众所周知,在中国古代史上,东晋是一个由王、庾、桓、谢四族为代表的高级士族先后执掌政治军事大权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为什么出身“寒微”的低级士族刘裕敢于觊觎皇帝宝座,而最后终于得以如愿以偿,凌驾诸高级士族而上,推翻司马氏,建立宋王朝呢?其原因我以为最根本的就在于东晋后期高级士族的没落,政治和军事方面的无能和软弱,他们已经统治不下去了。而这一切正是门阀制度高度发展的必然结果。     

晋恭帝之死和刘裕的顾命大臣

从东晋末年刘裕团结北府兵将领起兵反对桓玄的统治起,到南朝宋文帝元嘉十三年止,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经历了一系列政变和战争。我以为,其性质是逐渐兴起的低级士族借日益腐朽无能之高级士族遭孙恩农民起义沉重打击之机,向他们争夺全国统治权的斗争;而以低级士族基本胜利,在政权中占据主导地位,原来的高级士族俯首称臣,和新贵合作而告终。低级士族的代表刘裕,代晋后很快杀死晋恭帝,临终前选拔出以徐羡之为首之顾命大臣,以及这些大臣从显赫到覆灭,便是整个斗争的两个重要环节。     

论“若”字的本义及其演变

许慎的“说文解字”艹部说:(?)(若),择菜也。从艹、右。右,手也。一曰:杜若,香艹。段玉裁的“注”说:“晋语”载秦穆公曰:“夫晋国之乱,吾谁使先若夫二公子而立之?”此谓使谁先择二公子而立之,若正训择,择菜引申之义也。按“若”训为“择”,段“注”已很明显;至于“择菜引申”的话,尚不尽然。经典没有发现过把“若”作“择菜”用的文句,但许说必有所本。考“诗经、周南、关雎篇”有这样的句子: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尔雅、释诂”里面有一条说:流,择也。按“说文”本训“流”为“水行”,何以“释诂”要训“流”为“择”呢?我以为此“流”即是“若”的借用,因为“若”读“而灼切”,属于“铎部”,是“模     

论江总的佛教信仰及其文学表现

南朝江总被称为"一代辞宗",南朝佛学之兴盛、帝王之殷情佛法、家族之好佛思想的影响等众多因素玉成了江总的好佛倾向.在佛教思想影响下,江总佛释诗写景与佛理互相融释,显示出幽静舒缓的气韵.对江总这一典型个案的分析,有助于对南朝士族既信仰佛释又重声色之矛盾行为提供研究借鉴.     

“清物”“情物”“孤物”“活物”——钟惺、谭元春的诗歌理论述评

钟惺(字伯敬,公元1574年——1625年)、谭元春(字友夏,公元1586年——1637年)是晚明风靡诗坛的“竟陵诗派”的创始人。他们论诗“另立深幽孤峭之宗”,一时间,“闻者皆为所摄”,“海内称诗者靡然从之。”他们评点的《诗归》问世之后,曾令纸贵一时,人们“家置一编,奉之如尼丘之删定”。其影响达“三十余年”。然而,清代以后,对钟、     

修旧法，择其善者而业用之——论管仲的政治改革思想

“修旧法,择其善者而业用之”是管仲社会改革的基本原则,它的提出有其特殊的社会背景。“修旧法”的核心内容是“尊王”,而“择其善者而业用之”的目的则是“图霸”。管仲在旧制度中寻求突破,而他成功的改革则成为了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变革的滥觞。     

“清物”“情物”“孤物”“活物”——钟惺、谭元春的诗歌理论述评

钟惺(字伯敬,公元1574年——1625年)、谭元春(字友夏,公元1586年——1637年)是晚明风靡诗坛的“竟陵诗派”的创始人。他们论诗“另立深幽孤峭之宗”,一时间,“闻者皆为所摄”,海内称诗者靡然从之。”他们评点的《诗归》问世之后,曾令纸贵一时,人们“家置一编,奉之如尼丘之删定”。其影响达“三十余年”。然而,清代以后,对钟、谭却贬多褒少。钱谦益、王夫之、顾炎武、朱彝尊、     

审乎无假而不与物迁——读《庄》漫笔之七

《德充符》篇第一段前三层,中心在“审乎无假而不与物迁”一语,所谓“审乎无假”,即明白“其宗”也。宗旨,根本是也。所守之宗与物之迁化相对,而迁化必与差异相联系,由此,所守之“宗”,当指宇宙中一种相对稳定、统一的方面。“不与物迁”的含义:从时间上说,是不随着事物的流转而流转;从空间上说,是不为万物的差异所迷惑。     

《两晋士族文学研究》简评

门阀士族的相关问题是深入把握两晋历史与文学关系的关键之一。近代以来,从这一视角研究两晋文学的做法逐渐为学术大家重视,出现了《述东晋王导之功业》（详见陈寅恪著、三联出版社2001年出版第55页）、《土族与六朝文学》（陈章灿著、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出版）、《东晋南朝的谢氏族文学集团》（丁福林著、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出版）等佳作。《两晋士族文学研究》（中华书局2010年出版）是孙明君承担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两晋历史与文学之关系研究”的结项成果,该书可谓从门阀士族角度研究两晋士族文学创作的代表性著作,在写作上具有以下特点：     

二陆赠答诗中的东南士族

从群体的角度看,二陆诗歌中主要的赠答对象是东南士族。以二陆为代表的东南士族群体赠答诗表现了生活在北方社会中的东南士族群体的南人意识和士族意识,以及他们进退维谷的尴尬处境;他们既有建功立业、克振家声的激情,也有急流勇退、回归故土的渴望;这个群体之间具有亲如手足、相濡以沫的"阶级"情谊。和邺下文人集团的赠答诗的一样,二陆与东南士族赠答诗具有独特的诗史价值。     

论六朝文学精神的演化

西晋的文学精神由于士族阶层的世俗化 ,导致“正始之音”中人文精神的被扭曲 ,实开六朝后期浮靡文风之先河。南朝时代 ,世俗化的主体便是悄然兴起的寒人武夫集团 ,他们以其自身素质的低下和趣味的市井化 ,对文学中的审美趣味作了进一步的改造 ,从而使六朝文学中的人文精神全面庸俗化     

士族·文化·文学

魏晋南北朝时期儒学日渐边缘化,士族"经明行修"的文化教养遂转化为玄学的"风度"及对文艺的爱好,使之成为士族的行为模式。士族要维系文化世家的地位,就必须随着文化之演变而演变,而文化以士族为载体,就必然打上士族的印记,其中文学又与文化作同构运动,由是形成士族、文化、文学三者的生态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