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简《诗论》作者再审视——附论《毛诗序》的作者问题

学术界对于上博简《诗论》作者有孔子说、子夏说、子羔说、孔门再传弟子所作等几种推测。经过辨析可知,《诗论》的作者不是孔子、《诗论》的作者或非孔门再传弟子、《诗论》作者不是子羔,进而得出《诗论》作者是子夏的可能性比较大。将《诗论》与子夏思想进行对比分析,发现《诗论》精准总论诗旨、以礼说诗及以政说诗的风格皆与子夏思想相符。《毛诗序》的作者应该是毛公,而不是子夏。毛公受子夏诗学影响,当属子夏一系。     

《论语》作者及篇章结构略考

《论语》不是纯粹的由一人或者一个团体编定完成,不管是孔门弟子,如仲弓子夏子游,还是孔门再传弟子,如曾子或有子的门人,抑或是子思,实际上《论语》是层累地造成的。这并不是说,《论语》完全由散乱的语录在不同时代结集起来,而是由主体文本与附属文本组成的。这个主体文本就是仲弓子夏子游子张子贡有子等人在孔子逝后,召集众弟子完成的;而附属文本则是曾子门人记录的曾子语录以及其他孔门弟子语录。     

《论语》成书揭秘

《论语》为先秦古籍,其缘何为书,如何成书,何时成书,编纂者究为何人,如此等等,汉以来学者或语焉不详,或莫衷一是.爰及晚近,大抵以为孔门德行、文学科弟子追论夫子之言而作,最终由曾子门徒完成.文章根据孔子教学传输方式,《论语》内容结构,弟子言论统计,参以史实,酌以情理,认为:《论语》一书乃孔门弟子回忆其师的纪念文集;初编成于孔子去世后弟子三年居丧期间,子贡主其事,子夏、曾子等促其成;最终经曾子弟子稍加增益而成     

子夏与《丧服传》关系考论

《丧服传》与子夏的关系是一个聚讼不已的老问题,对这一问题作较为全面、系统的考察、分析和论述可从以下两方面着手:一方面通过论证子夏在儒学史上的学术地位,认定子夏具备传授《丧服传》的资质和条件;另一方面通过分析《丧服传》与其他两部据说也由子夏所传授的儒家经典《公羊传》、《谷梁传》在文本上的内在相似性,说明子夏"传"和部分撰写《丧服传》的可能性。因此,否定子夏"传"《丧服传》缺乏理据。《丧服传》虽然不一定完全由子夏所撰作,但《丧服传》为子夏所"传"之说是基本可信的。     

《淮南子》引《易》论《易》考义

《淮南子》诸篇引《易》文字凡十三处,论《易》文字凡两处,皆有取于"德义"或者说《易》之义理,其受孔子易学影响的痕迹是明显的。我们从中看不出任何能说明孔子易学之前曾存在一种以讲阴阳灾异为内容的《周易》"古义"的证据。这些引《易》论《易》的文字并未提供超过传本《易传》的有关象数学或占筮技术的信息。由《淮南子》引《易》所见的与帛书易传《要》篇相关的文字看来,帛书易传于汉初似尚无一个广泛流行的定本,遂至失传。     

"孔子作《左传》说"再议

“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乃战国《公羊》先师公扈子旧说,并非“汉人所统计的数字”。姚曼波女士关于所谓《孔子春秋》下落的考论不可信据。周季西汉诸子推崇的“春秋”是指源出孔门的《春秋》学,其具体指涉则随文而定     

王莽奏立《乐经》管窥

王莽主政后于平帝元始四年奏立《乐经》，而平帝之前的西汉朝廷所立儒家经学皆今文经学，平帝时所立《左传》、《毛诗》、逸《礼》、《周官》、《古文尚书》皆古文经学，《乐经》自然不会例外。古文经学被今文经学压制一个半世纪后获得突破性发展，既体现了王莽政治改革和文化改良的政教理念，也反映了王莽“制礼作乐”追迹周公的理想追求。从先秦儒家经学文献在西汉的遭遇中可以发现，王莽奏立的《乐经》文本既不是三代曲调曲谱，也不是阳成子张衡所作《乐经》，而是战国初年在魏国流传的《大司乐》。而孔子弟子子夏在魏西河教授儒学，魏文侯拜子夏为师并在国内提倡儒教，故此文本应是子夏传授的孔子“乐教”文本。王莽利用《周礼》和《乐经》作指导所进行的改革虽以失败而告终，但却为后人留下了许多值得反思和探讨的重要课题，在今天仍然有其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汉代易学及王弼注易

易学传至汉代,有今文古文之分。施雠、孟喜、梁邱贺、京房四家所传之易皆得立于学,(汉初止有杨何易,孝宣帝时始立施、孟、梁邱易,元帝时复立京氏易。)设博士,为今文易。而费直所传三易与四家有异,为古文易。《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谓孔子传易于商瞿,瞿七传至杨何。《汉书·儒林传》谓商瞿六传至王同、丁宽,又分而为西系。王同授杨何,而丁宽授砀田王孙,王孙授施雠、孟喜、梁邱贺。京房受易于焦延寿、延寿白云尝从孟喜问易。是施、孟、梁邱、京叫家皆与孔门之易有渊源关系。汉人最重师承,故四家易得立于学。立学者皆为今文。(亦犹《尚书》今文立学而古文不立学)费直之学未知所传。《汉书儒林传》称其治学长于卦筮,无章句,专以彖、     

郭店简与《礼记》二题

从《礼记》与郭店简的比较看,传说中的《子思子》一书既有子思记述孔子的言论,也有子思对孔子思想的继承和发挥。《礼记》收入七十子的著作时,作了适应时代的删削,但仍是进一步研究孔门思想的宝贵资料。郭店简与《礼记》在思想内容上的某些接近,说明它虽不必被称为《礼记》,但却提醒我们重新审视关于《礼记》的置疑。     

金景芳的易学

金景芳先生的易学研究继承了孔子《易传》开创的探求义理的学风,形成了自己系统的观点和学术风格,代表了二十世纪义理易学的水平。先生一直认为《周易》的价值在于它所讲的思想,而卜筮不过是它的躯壳。《周易》六十四卦的结构序列说明其哲学是乾坤对立统一的辩证法,《系辞》、《彖传》中实际都讲到了辩证法的合二而一。《归藏》与《周易》二易由首坤次乾变为首乾次坤,是老子与孔子思想所自从出的不同,表明了商周社会意识形态与政治制度发育成熟程度的差别,《归藏》之占七八不变爻,《周易》之占九六变爻,反映了两种不同的思想方法。先生还对《易传》做了大量的考释工作,认为《周易》经传密不可分,说明了《易传》内容的构成及其与孔子的关系。     

论《国殇》为秦人所作及其相关问题

《九歌·国殇》一篇之作者、作时及创作主旨,传统认为乃屈原为纪念楚国历年战争中为国牺牲之将士所作。但从《国殇》与《九歌》它篇风格之迥异及其语词绝不类于屈原所作《楚辞》它篇来看,《国殇》不仅非屈原之所作且也非《楚辞》之所属。而从《国殇》与《诗经.秦风.无衣》风格及《汉书》等文献所述秦人风尚之比较来看,《国殇》之风最近秦人。而考之《史记》等相关文献,《国殇》最有可能为秦人纪念在长平之战中死去的国中少年所作,其时间当是长平之战后即公元前260年后这一时间段。     

中国古代如何言说自然美

中国古代的自然审美,有文字记载的可追溯距今三千年前的《诗经》。此后,在理论上有众多的观点：寄志：以孔子为代表;比德：以孔子、屈原为代表;寄情：以屈原为代表;悟道：以陶渊明、宗炳为代表;畅神：以宗炳、王微为代表。在历史上,有两人的建树最重要：一是唐代的柳宗元,他提出“美不自美,因人而彰”。二是宋代的苏轼,他提出要与自然山水在精神上共同着生命。     

《周易》思维与现代企业经营管理

探讨了《周易》思维与现代管理学的系统均衡原理、运动控制原理、信息沟通原理和目标效益原理的关系。从《周易》基本原理出发 ,在组织、调控、用人等现代企业经营管理中常见的几方面论述了《周易》思维在实际管理中的应用 ,以寻找一种能完美结合现代企业管理与中国传统文化内涵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经营管理理论     

汉代的《古文尚书》学

秦始皇焚书时孔氏在屋壁中收藏的《尚书》等古籍,有人说是用"先秦大篆"写成的。这种说法不够准确。孔壁古文的字体结构与先秦大篆不同,而与商周金文相似。汉魏官府所藏《尚书》的各种版本,毁于西晋永嘉之乱。东晋梅赜所献《孔传古文尚书》,已被明清学者认定为伪书。若往前追溯,借《尚书》作伪之事,早在汉代已发其端,当时的古文学家已为辨伪工作开辟了道路。他们对《古文尚书》的研究,考校诸本同异,阐释篇章大义,侧重文字训诂,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简论汉赋与先秦诗文之关系

关于汉赋的源头,历来研究者多失之于偏。细究起来,汉赋,特别是散体大赋,其源头其实有三：其精神实质承继于诗教,其华丽的辞采形式嬗变于屈骚,其多变的内容结构出入战国诸子。具体说,散体大赋继承了《诗经》的雅、颂传统,并把雅、颂传统推向了一个新的意境;汉赋抒情赋志、辞采华丽、虚构夸张等技巧来自屈骚,其写作风格则明显受到先秦诸子的神仙思想、滑稽传统、纵横策论之风等的影响。     

经济学传授中的思想与技术

经济学工作者在传授经济学过程中 ,由于“课堂经济学”的原因 ,或者受“工具理性”的影响 ,或者受近来比较时髦的数学形式的影响 ,有轻思想而重技术的倾向。而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渐建立 ,应向更多的人 (不仅仅是经济管理专业学生 )普及和传授经济学原理 ,经济学思想应该成为继研究之后的另一个重要的任务。     

论先秦历史散文的发展与演变

先秦历史散文的代表著作主要有《尚书》《春秋》《国语》《左传》《战国策》。《尚书》主要记言,奠定了我国记言体历史散文的基本范式;文章体式多样,标志着文体的区别已开始形成。《春秋》专门记事,构建了历史著作叙事的基本规范。叙事注重艺术性,表现出次序井然,条理清晰,语言精炼准确的特点。《国语》亦以记言为主,但其所记已不再是《尚书》式的＂古之号令＂,而主要是历史人物针对当时的具体事件所生发的议论,并且不乏精彩的叙事篇章。其叙事之文,大都具有记叙散文的基本要素,具有生动曲折的情节并富有戏剧色彩。《左传》直接继承《春秋》,其最大进步就在于叙事完整,并且创造性地运用了一系列叙事方法,具有高超的叙事艺术。所记行人应答和大夫辞令,与《尚书》《国语》相比艺术水平亦有了更大进步。《战国策》是一部别开生面的历史散文,其最大的进步,不仅在于开创了以人物为中心记叙历史的新格局,注重刻画人物形象,而且记言之文也表现出结构严谨,说理充分,长于铺陈,好用夸饰之语,喜用对偶、排比等修辞手段等特点。     

论夏末早商的商夷联盟

夏王朝晚期 ,夏与商族、东夷等东方诸部族关系恶化 ,导致商族与东夷诸部族被迫联合反夏。为了促成和加强商族与东夷的联合 ,商汤采取一系列措施 ,其中包括与东夷联姻、施与恩惠等。从文献材料推知 ,夏代末年商夷联盟已经形成。商族与东夷诸部族曾多次举行会盟活动 ,其中以“景毫之会”和“泰卷之会”最为重要。参加商夷联盟的东夷“诸侯”当较多 ,主要有有施、有仍、有缗、有莘、薛、卞等 ,其中来自有莘、薛的伊尹、仲虺在联盟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商夷联盟的主要活动包括离间夏王朝、消灭与商夷联盟为敌的夏方国、伐桀灭夏等。商代早期 ,商、夷关系仍然融洽 ,商夷联盟得以延续。仲丁之后 ,商、夷之间军事冲突不断 ,商夷联盟终结。考古材料为夏末早商存在商夷联盟的立论提供了佐证。豫东、郑州、偃师等地发掘表明 ,属于商族的下七垣文化与属于东夷的岳石文化 ,在夏末商初有共存和文化混合现象 ,说明此阶段商、夷关系融洽。商代早期 ,在商人国势强大的前提下 ,商文化范围存在着北、西、南扩展而惟独东方收缩或滞展的现象 ,这正是商、夷之间延续同盟关系的具体反映。但至白家庄期 ,商文化却东向大扩展 ,整个鲁西地区皆纳入商文化之分布范围 ,这种文化上的取代应与商、夷关系恶化及商夷联盟终结有直接关系。     

商周文学流程的文化观照

商代出现过高度成熟的文学作品吗?今存<商颂>、<商书>是否商代诗文?为什么<诗经·大雅·文王>会要商族遗民"无念尔祖,聿修厥德"?强迫他们放弃的仅仅是对祖先的怀念吗?是否还必须放弃一大批与自己的家族文化传统和民族文化传统相关联的文献、礼仪和传承文学呢?延续了五六个世纪之久的西周诗统何以会被战国散文所取代?庄文屈赋檀美当时并辉耀千古的特殊原因还有哪些未曾发现?假设文化是文学的母体,我们能从文化母体中窥见文学之子的某些体貌与性格吗?此法固非处处适用,但也并非处处相反,好处在于当我们看厌了文学的孤峰独树之时,偶尔放眼展望文化的群山林莽,或许会有另外一种心情和收获.     

试论《孔子诗论》在楚地的传播

要清晰了解《孔子诗论》在楚地的传播和发展状况,必须清楚《诗经》和儒家学说在楚国的传播和发展历史,唯有两者同时在楚地得到传播和发展后,带有儒家思想倾向的《孔子诗论》才有在楚地得到接受并被传播的可能。文章认为,若《孔子诗论》成书于春秋时代,当为七十子后学所作,并经由任不齐或澹台灭明传入楚地,则其成书当为孔子卒后即前479年以后,传入楚地应为前465年之后;若成书于前376年以后,传入楚地应为荀子任兰陵令的前257年—前238年之间或之后。但《上博简》为战国晚期贵族墓陪葬,战国于前221年结束,故《孔子诗论》入楚当限定在前257年—前221年的范围内。综合《上博简》的整体情况来说,后一种推断更具有说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