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质权与传闻规则的耦合与分离——以美国最高法院克劳福德(Crawford v.Washington)案判决为中心

权利保护是认识不同刑事证据制度的重要视角,作为被告人基本权利的对质权被认为是公平刑事审判的普遍特征并为国际性的法律文件所推崇认可.在宪法性对质权的诞生地美国,其最高法院在克劳福德案判决中分离对质权与传闻例外的关系,根本性地变革了对质权理论,将对质条款适用到所有的证言性陈述,而不管证据是否具有可信性标签.从权利保护的视角分析,此判例在如何对待具可信性的传闻证据以及认识对质权不同于传闻规则的独特功效上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司法保障人权机制推进路径探析

创新现行司法保障人权机制是"人权入宪"提出的一项迫切要求.为了贯彻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原则,司法审判应该推动宪法人权条款的司法化,加大公民基本权利全面保障力度,在刑事司法中改变人权保障现状.任何公民在整个司法过程均享有接近司法正义的权利、获得公正审判的权利以及正当程序权利.     

美国联邦宪法在刑事司法中的效力研究

美国联邦宪法在刑事司法中的效力得以较好实现的制度保障是刑事法领域的违宪审查机制,它有特定的审查范围、依据和标准。其在刑事司法中的效力形式表现为宪法规范对刑罚权边界的限定及对刑事司法程序的直接控制。司法实践中,当宪法在程序法领域和实体法中的效力存在差别时,宪法文本中有关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权利的"宪法保留"方式的规定,可以有通过违宪审查机制得到良好落实。借鉴美国经验的合理精神,对加强我国刑事司法中宪法权利的保护有较多启示。     

司法保障人权机制推进路径探析

创新现行司法保障人权机制是“人权入宪”提出的一项迫切要求。为了贯彻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原则，司法审判应该推动宪法人权条款的司法化，加大公民基本权利全面保障力度．在刑事司法中改变人权保障现状。任何公民在整个司法过程均享有接近司法正义的权利、获得公正审判的权利以及正当程序权利。     

我国宪法权利限制性条款的重构 ——以宪法第51条为中心

保护宪法权利是现代宪法的基础,而限制宪法权利又被认为是现代宪法之公理。我国现行宪法第51条是一典型的宪法权利限制性条款。该条款初步划定了宪法权利的基本界限,在防止宪法自由和权利的滥用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一宪法权利限制性条款仍然存在着诸多问题,造成了我国宪法权利保护的落空。为此,需要对该条款设置程序性限制、限制的限制、权利救济机制等内容,以防止宪法权利限制性条款的滥用。     

我国刑事诉讼中被告人权利的宪法化

刑事诉讼活动通常涉及和容易侵犯公民基本权利。而我国改革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将被告人的重要诉讼权利上升为宪法性权利，并在过程中尊重和保障这些权利。但是，在被告人诉讼权利宪法化这个问题上，我国的刑事存在着不少亟需解决的缺陷。只有将被告人的诉讼权利与普遍意义上的公民权利联系起来，将其确立于宪法条款之中，才能在根本上保证被告人真正享有诉讼权利，刑事诉讼法对于被告人权利的保护才有其坚实的法律基础。     

通过保障对质询问权实现庭审实质化——欧美对质询问权判例的考察及启示

坚持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是中国当前刑事司法改革的方向,庭审实质化是坚持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的必要组成部分。《刑事诉讼法》对关键证人出庭作证制度做出了相应的规定,但是对被告人对质询问权保障的规定还需要进一步的细化。《欧洲人权公约》第6条第3款（d）项和美国宪法第6修正案都规定了对被告人对质询问权的保障,并且在这两个地区都产生了具有指导意义的判例。欧洲人权法院对质询问权的保障经历了从“唯一、决定性规则”向“三步检验规则”的转变,美国对质询问权的保障也经历了从“可靠性标准”向“证言性陈述标准”的转变,对被告人的对质询问权起到了重要的保障作用。中国对质询问权的保障应当在现有关键证人作证制度的基础上进行细化规定,坚持证人出庭作证为原则、不出庭作证为例外,并明确规定例外情形和救济措施,从时间和空间上实现对对质询问权的保障。     

基本权利宪法保留的规范与价值

基本权利的宪法保留规范是通过限制立法权来保障人权的立宪技术,它不同于宪法对基本权利的概括限制规范、基本权利限制的宪法界限规范和基本权利的修宪限制规范。各国宪法设置宪法保留较多的是生命权、拒绝人体试验的权利、新闻出版自由、财产权、刑事被告人权利等。其价值诉求在于权利神圣、权利先在、宪政民主以及宪法是法。宪法保留作为一种事前保障,比单纯法律保留和加重法律保留更有利于人权保障,但它只是基本权利保障的开端。     

基本权利之程序保障功能及其体系初构

依据德国基本权利理论,"程序保障"功能是基本权利"客观法"功能重要的一环,对国家权力机关具有拘束力。国家负有制定适当的机构与程序来落实基本权利保障之义务。从其效力看,程序保障功能作为一种客观价值秩序,并非赋予公民请求国家提供一定程序的权利,而是课予国家制定程序的"客观"义务。在我国,宪法第33条人权概括性条款、第5条的依法治国条款等蕴涵了"程序保障"思想。但是明文的"程序保障"条款依然缺失,"程序保障"功能未获得重视和确定,因此,可以通过宪法修改、宪法修正案等方式,增加基本权利的程序条款;通过加大程序保障功能之理论研究,尽快启动宪法解释、宪法诉讼对程序保障功能予以承认。     

试论美国的平等权保护模式

美国宪法中没有保障人民权利的条款,其建国之初虽标榜人人平等,而实质上是白人平等和奴隶共存的一个社会,美国的平等是在美国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颁布以后,最高法院的大法官通过一系列的判例形成的,经历了由不平等到平等,到平等但隔离,到积极行动等一系列过程。     

论权利推定的司法定位及其功能

"国家尊重和保护人权"的条款进入我国宪法以后,权利推定有了更高更明确的规范支持,权利推定被提升为一种司法中的积极作为义务。但这并不意味着权利推定是一种变相的司法自由裁量。相反,权利推定是司法自由裁量权行使的积极制约因素。司法中的权利推定从权利推定所强调的"隐含法律"之发现、多元主体参与沟通和司法权利推定中的层次性三个不同的方面制约着法律实践中的司法自由裁量权,从而保证了司法过程的正当性和可接受性。     

劳动教养制度的历史检讨与现实评价

我国劳动教养制度形成于特殊历史时期,原是以非常手段解决特殊历史时期的阶级斗争、社会治安、劳动就业以及意识形态问题的权宜之计,后来逐渐演变为执政党及行政机关推行政治、行政强权的工具。剖析劳动教养制度的历史成因,揭示现行劳动教养制度同我国第四次宪法修正案人权条款的根本对立、同我国现阶段政治文明与法治进程的严重背离以及由此产生的尖锐矛盾,有助于我们正确评价现行劳动教养制度,并就其存废作出正确选择。     

积极行动的法哲学思索——以美国为例

为了提高少数种族和妇女等社会弱势群体在公共和职业生活的参与程度,许多国家规定了积极行动政策,但这一政策引发了政治上和司法上的激烈争论。对积极行动的争议反映出若干理论之间的对立,主要有形式平等与实质平等理论、群体权利与个人权利理论之间的对立,这种情形在美国得到了鲜明地体现。我国积极行动面临的问题与美国不尽相同,但在实施过程中同样需要妥善处理形式平等与实质平等、群体权利与个人权利之间的关系。     

试论美国宪法中的"协定条款"及对我国的启示

美国宪法“协定条款”的成功给我国宪法相关内容的修改提供了很多有益的经验。实际上,我国宪法“行政协议条款”的缺失,在理论上引起了人们对地方政府缔约权的违宪性的怀疑,实践上导致区域合作的犹豫不决,甚至举步维艰,在这种情形下,该宪法条款的出台似乎势在必行。其立法模式是,宪法只是原则性地出台“协议条款”,其具体内容由《地方组织法》规范,并在其他法律或行政法规中以“实施细则”的形式进一步细化。     

论宪法监督司法化中的司法理性

宪法实施的不力很大程度是因为宪法监督体制的不完善和缺乏可操作性。要使宪法监督真正获得实现,必须走宪法监督司法化道路。另一方面,宪法监督中司法权运用问题的研究亟待加强。因此对宪法监督司法化中司法理性问题需要认真研究和探讨。美国在这个方面的理论和实践具有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     

试论公民基本权利的宪法救济

宪法司法化是中国法治建设的必然要求,对于公民基本权利的保护意义重大.但是宪法在我国司法审判中仍未得到适用.随着公民权利意识的提升,为在十二五期间奠定良好的法治基础,我国有必要借鉴国外的经验,在全国范围内树立宪法意识,维护宪法权威,积极稳妥地推进宪法法院的建立,并完善相关宪法诉讼制度,加强对公民基本权利的宪法救济.     

共存而优先——一种常态政治下的政治宪法理论

基于对英国宪制之一元化民主传统的认同与重述,贝拉米在《政治宪治主义》中构想了一种常态政治下的"政治宪治主义",以显著区别于欧陆及美国的相关政治宪法论述。贝拉米从权利冲突的性质入手,批评了司法审查的权利论基础,赋予了权利冲突及其解决以政治性质。在规范基础上,贝拉米接续了当下共和主义的"无支配自由"观念,对政治与权利的关系进行了重新的铺排并最终指向一种确保平等和参与的民主框架。贝拉米在理论上并未根本拒绝宪法政治,但认为常态政治本身就具有宪法意义和优先性。这样一种更为平和的"常态政治宪治主义"为中国政治宪法学的理论进展提供了有益的启示,也为中国当下的宪治转型提供了一种有益的思考方向。     

依法治国与宪法司法化

依法治国的核心是依宪治国 ,要发挥宪法在依法治国中的作用 ,不应只停留在强调宪法为依法治国奠定了法律基础、为广泛主体提供了根本行动准则等方面 ,更重要的是要把宪法引入司法领域 ,通过宪法司法化强化宪法的法律效力 ,真正树立宪法权威 ,以宪法的司法化限制公共权力 ,规范国家机关依法行使职权 ,保护公民宪法中规定的基本权利和自由 ,推进依法治国进程。当前需要从认识我国宪法监督制度的缺陷入手 ,通过纠正人们对宪法认识上的偏差和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宪法司法制度 ,有效推进依法治国进程。     

论入宪后人权实现的基本条件

"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已经由《宪法》修正案确定,然而人权的实现并不是仅靠人权内容的入宪就能解决的。本文从法制建设、制度建设、人权意识的提高等方面作了阐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