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思勉、钱穆治史观念与风格异同之比较——以“西汉政制”及相关问题为例

比较吕思勉、钱穆这两位史学大家有关西汉政制的评述,可见两人治史观念与风格上的差异:钱氏以提取历史精神为首务,吕氏以叙述史事实态为宗旨;钱氏坚守以本土经验解释本土材料,吕氏尝试以域外新学分析本土的旧典。钱氏是上层之"士",具有强烈的领导社会的使命感;吕氏是下层之"士",怀抱热切的推动社会进步的责任心。两人治史所取的立场不同,解释的方法、理论也不同。于是,"汉代政制"便在他俩的史著中呈现出不同的历史形象。     

“《诗》无达诂”及其出生时域和场域探赜

既然由于文献缺损而导致无法准确定论,我们就没有必要在"《诗》无达诂"的出生时域上将问题复杂化。重要的是"诗无达诂"的真实意蕴和理论取向,以及生成这一话语的前代积淀和后代影响。因此,为了研究和表述的方便,我们姑且将董仲舒定为"《诗》无达诂、《易》无达占、《春秋》无达辞"的总结者和提出者,而将先秦时期的相关理论和活动作为董氏思想的前理解史,将后代的不同称引和表述作为该命题的效果史。此外,《诗》作为文学的身份和特质在后代的渐次张显,中国古代《诗经》学的深远影响,以及中国诗学以《诗》论诗的悠久传统,所有这些都注定了从"《诗》无达诂"到"诗无达诂"发展的必然趋势,即从经学场域到文学场域的转变。     

从“革命正史”到“民间秘史”——《白鹿原》“史诗性”创作的深层解读

19世纪以来,西方文学传统中作为文体的"史诗"概念逐渐演变为"史诗性"这一审美范畴。随着国外小说及理论的引入,"史诗性"与中国传统的史传传统结合成为中国当代小说最高的审美追求和评价标准。植根于关中地区久远的《诗经》、《史记》之史传传统,陕西作家的创作往往有更深的史诗情结。以柳青、杜鹏程为代表的"革命正史"写作,纪"史"有余,"诗"意欠佳。《白鹿原》以"民族秘史"纠"革命正史"宏大叙事之偏,执着于对民族精神、民族命运的探求,对历史进程中人物文化心理的摹刻;巧设叙事的历史时空,多维透视史诗人物形象,臻于"史"与"诗"的完美融合,丰富发展了了陕西文学的"史诗性"写作传统。     

浪漫主义与马克思的“世界文学”理论

我们普遍用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去阐释马克思的"世界文学"理论,但这种阐释方式存在诸多局限。马克思的"世界文学"理论作为诗学理论,与浪漫主义思潮有着内在的不可分割的有机联系,浪漫主义对差异性、非决定性以及一体化与个体化统一的有机整体原则的尊重,深刻地影响了马克思的"世界文学"理论的知识形成、本质结构和形态特征。"世界文学"本质上代表着人们对未来社会生活的一种价值理想,这种世界主义的价值理想与浪漫主义的精神特质内在地融合起来,构成我们所试图理解的马克思"世界文学"理论的本质内涵。浪漫主义的价值理想、有机整体原则以及独特的辩证法思想,是我们理解"世界文学"的一个不可缺少的思想资源和文化传统。     

杜甫成都诗对“成都水文化”的文学重构

从文化地理的视角,在界定杜甫成都诗的基础上,以文化批评的空间理论解析"成都水文化"的历史述说;杜甫入蜀前的历史、地理、文学诸经典文本对"成都水文化"的言说;进而探讨杜甫成都诗对"成都水文化"文学重构的特征。     

民间口头文学叙事中的“历史真实”——关于苗族英雄史诗《亚鲁王》中几个“史事”问题的探讨

神话史诗在人类学知识谱系的研究中通常与相应的"历史事件"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文章以文学人类学的多重证据法为理论观照苗族史诗《亚鲁王》的一些"史事",由此说明神话叙事中的"历史真实",并以此论证和探讨《亚鲁王》在口述史研究中的价值和意义。     

“威仪”与“气志”:孔子《诗》教的人格取向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民之父母》是新出土的反映孔子《诗》教的重要文献,可与传统文献相互印证。孔子所提出的"必达于礼乐之洍,以致‘五至’,以行‘三无’,以横于天下"的理论把《诗》作为了人格修养的教材,而"威仪"和"气志"则是这种《诗》教人格取向的核心概念。孔子在接受前人关于"气"的思想成果的基础上,创新"气志"概念,并改造传统"威仪"概念与之配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诗》教理论。孔子《诗》教中的"气志"和"威仪"是其人格取向的一体两面。"气志"即个体人格修养所锻炼的君子"气志";"威仪"即君子"气志"所呈现的个体"威仪",其内涵十分丰富。孔子《诗》教的这种人格取向将学《诗》者的关注点从礼仪应用引向人格培养,使文学得以从集体仪式转向个体表征,完成了"诗言志"观念的文学转型,对中国文学思想的影响巨大而深远,在今天仍然有其现实价值。     

重评“边塞诗旅”与“郭、贺诗风”——关于中国当代诗潮的反思

在宏观中国当代的诗潮涌动的历史考察中,“十七年”的新诗创作是一个不容回避的话题,它是连接现代文学与新时期文学诗歌发展的过渡性桥梁。虽然因时代政治的变化,“十七年”诗歌创作的风尚在７０年代后期逐渐消失,但作为一种民族文学传统和同宗政治文化的联系不可能对新时期诗歌毫无影响。因此,本文着重研究“十七年”诗潮中代表主流创作的“边塞诗旅”和“郭、贺诗风”,探讨政治文化与诗人角色的契合、革命观念与艺术观念的冲突磨合、理论精神话语与诗美艺术话语的整合等问题,重新认识“十七年”诗潮特征和探寻其与新时期诗潮的复杂联系     

“四史”教育融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探析

"四史"教育即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教育。从理论、现实、历史3个维度把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将"四史"教育与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结合起来,将"四史"教育纳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体系,分析"四史"教育融入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在学生认知、教师教学能力、教学实效性方面存在的问题,对"四史"教育融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现实价值进行探讨,思考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进行改革创新背景下如何把"四史"教育融入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路径,为扎实培养新时代高校人才、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提供重要保证。     

文学理论的历史如何可能?

文学理论作为一个学科是否具有独立历史的学理依据?根据一般理解,文学理论史依附于文学史而存在。但是,文学理论史有其独立性。这种独立性首先体现在文学理论通过对文学概念的理解而影响文学的发展和文学的写作。文学理论还有着独立于对文学现象的评述以外的来源。它与哲学和伦理学,与心理学和语言学,也与社会和文化等各种研究联系在一起。因此,现代文学理论不是从"诗文评"直接生长起来,而是文学现象评述与理论建构交汇的产物。理论有其自身的发展线索,所谓"接地",是指理论的种子在文学现象的"地"上生长起来。理论自身的历史是存在的,它有着自身形成、发展、成熟、衰亡的历史,就像物种一样。生物学比喻对这种历史的探讨,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中国古代政治文学观的确立─-从孔子“诗教”说到汉儒“政教”观

孔子从"仁"学思想出发,对《诗》的特征及作用进行全面总结和分析,形成了以"兴、观、群、怨"为核心的诗教说,注重诗的道德意义和社会功用,带有明显的功利色彩。汉代儒士对孔子诗学观进行扬弃改造,从文学与政治敏感对应的角度,通过对《诗》的曲解误读,对《乐记》的观点进一步发挥,确立了"审音知政"的政治文学观,既肯定了诗的抒情特征,又特别强调诗的美刺和政治教化作用,从而成为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基石。     

鲁迅的“拜伦”言说与被言说 ——《摩罗诗力说》“拜伦观”的接受史研究

鲁迅《摩罗诗力说》中的"拜伦"言说,成为后来在中国传播和接受拜伦的重要基础。它所建构的拜伦思想、精神、文本及意义,影响到中国对拜伦的言说及其价值评判。沿着鲁迅的思路,近百年来对"拜伦"的接受历经了从乌托邦到意识形态化,再回归到文学经典的过程。"拜伦"言说也受制于社会历史语境和言说主体的牵制。由此可见,鲁迅的"拜伦"言说及其被言说,隐含着当代中国学术向度与政治限度的博弈,拥有学术阐释史的意义。     

论钱谦益传状文“以史为文”的写作特色

钱谦益在史学领域的杰出造诣必然影响其传状文的写作,使其传状文表现出鲜明的"以史为文"的写作特色.不仅"为人写史",也"为史写人";强调实录的写作原则,钱氏较多选择道德典范人物,在坚持传状文"以事写人"的基本模式的同时,吸收"借人写事"的优长,注重史料的记录;为传记更有效地记载历史做出探索与尝试.     

文学叙事通向历史的两条不同路径——论中国文学“史传传统”与西方写实传统起源语境与理论旨趣的差异

汉语文学叙事中的"史传传统"与西方文学的写实传统在起源语境与理论旨趣上存在很大差异。受史学"实录"原则影响,汉语文学谈论的真实,指的是所记之人与所叙之事在历史上是否曾经存在。西方文学追求的真实性,则是历史现象背后的本质与必然性。如何透过事物的表象去发现隐藏在背后的本质,并通过文学形象加以再现,是西方写实传统关注的重点;中国的"史传传统"则把保障文学真实的重点放在了对作家的伦理道德与人格要求上。中西方文学叙事都是真实与虚构相结合的状态,不同的是,在汉语叙事要求真实的人物身份、历史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等方面,西方文学往往是虚构的,而在汉语文学尽情释放自己想象与虚构才能的人物对话、具体情境与细节描写等环节上,西方文学理论则提出了"真实性"要求。分析西方文学写实传统与中国"史传文学传统"之间的差异,对于校正一些学者概念使用上的随意,以及对中国"史传文学传统"内涵的误读,有积极意义。     

中国神话“历史化”的再思考

西方的希腊神话研究从早期的口传到理性萌发后的"神话"同其它学科分立的范式,在近代以降的中国神话研究中具有重要的影响.中国神话历来被认为有"历史化"的特点,从近代到现代,国内外的中国神话学者们不断地关注此一问题.闻一多的"志"与史及诗关系的研究,叶舒宪的诗与寺、瞽同史关系的研究把这一问题带入新的领域.以此为基础,可以得出结论:在人类早期时代,文字产生以前,口传神话同史的混生是中国神话的最早样态.神话历史化是西方观念对中国材料的框定.神话分化出历史是中国神话同历史乃至文学关系的真实情况.     

“神仙”研究百年

"神仙"是一个包括"神人""仙人""神仙信仰"以及"道教神仙信仰"等多个子命题的复合范畴,是中国文化中最具民间性和原生态的内容。近百年来,"神仙"研究已从碎片化走向系统化,并呈现出以中国大陆、台港日、欧美为中心的三大范式。大陆"神仙"研究偏重史的建设,虽然渐成系统和规模,但理论深度和学术价值仍待提升;台湾、香港和日本则遥相呼应,于神仙思想与信仰方面颇为用力,各有突破;至于欧美等国则倾向于个案分析与方法理论的实践,在神仙文学、神仙观念方面尤有可观。从近百年的研究历史可知,未来的"神仙"研究应着眼于其作为复合观念的特殊属性,在历史文化的脉络中,深入发掘其多元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试论朱熹的“美刺”之辨

我在《论朱熹<诗>说与毛郑之学的异同及其历史意义》载《四川师大学报》85年3期)一文中,较为系统地比较分析了朱熹与毛郑诸人在《诗经》研究的方法、理论与原则等一系列问题上总的历史差异,认为朱熹是宋代反对毛郑之学的集大成者.他以理学的大胆的怀疑批判精神,对传统《诗》学发动了猛烈攻击.其攻击的焦点是《诗序》.《诗序》集中表现了汉儒的《诗》学观点,其意在于“君臣国政”,所以序者之于《诗》,一以“美刺君臣国政”为说,其“以史证《诗》”也贯穿着一个基本思想,即所谓“美刺”原则.而朱熹也正是以攻其“美刺”之说来展开对《诗序》的批判的.     

补充、揭示、互证:钱锺书的“文史不分”观

钱锺书先生认为"文史不分"的内涵在于:"文"对"史"的补充(即以文学的开放性想象来弥补有限史料的空缺之处)、"文"对"史"的揭示(即以文学作品中虚拟的真实来揭示史书的隐晦之处)、"史"对"文"的校正(即以严谨的史学来对过于文学化的历史想象作一定的纠正),而非传统意义上的"文"、"史"互释或者单纯"文"对"史"的润笔的作用。这样"文"的作用就得以空前彰显和提高,同时在这种背景下,"史"的精髓与内涵也得以充分挖掘,两者内涵皆获得了一种真实且充实的效果。     

郑樵“声贵说”刍议

在《通志.乐略》中,郑樵基于当时文人对古代诗乐所取的重文学而轻音乐的态度,第一次大胆地提出了"声贵说"这一犀利观点。他从音乐与义理、文学、古题名这三方面的联系来论述,提倡诗乐应以音乐为重,以期恢复自《诗三百》以来"乐以诗为本,诗以声为用"的传统。     

论王维的“外人内天”与“内圣外王”思想

"外人内天"是王维诗文中表达的理论思想。"外人"之"人"包括了儒家修身、治国之道即"内圣外王"的全部内涵,指理想化的道德与政治的统一。"内天"之"天"则指超脱于尘世俗念之外的佛教修为,即达到色空无碍,生灭不二的真如涅槃境界。这是既置身宦途,同时又在理论与实践两方面笃行佛教禅宗的"诗佛"王维的独特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