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曾国藩文化思想的主要特征

曾国藩文化思想是一个以理学为核心、儒学为主体,同时杂糅一切对其体系有利的诸子百家思想及西方近代文化而构成的一个庞大而复杂的思想理论体系,其主要特征表现为以义理为主、经世致用为辅;以儒学为主、诸子百家为辅;以宋学为主、汉学为辅;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主、西方近代文化为辅。     

曾国藩文化思想的“兼容并蓄”性

曾国藩文化思想是一个以理学为核心、儒学为主体,同时杂糅一切对其有利的诸子百家思想及西方近代文化而构成的一个庞大而复杂的思想理论体系。“兼容并蓄”性是其演变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特征,具体体现为义理与经世致用、儒学与诸子百家、宋学与汉学、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近代文化四个方面的兼容。     

论洪仁玕的文化观

洪仁的文化观是以西方文化为主，批判与继承传统文化为辅，采取一分为二的态度来对待传统文化，根据太平天国的实际需要，批判其糟粕，继承其精华．对于西方资本主义文化，采取肯定的态度，热情地赞扬、大力地传播，要把中国发展成为一个“国富兵强”的资本主义国家．洪仁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提出资本主义改革思想的人．他的文化思想主张对近代中国思想史的发展产生重大的影响．     

近代日本的"平民主义"思想与儒学——以德富苏峰为中心

近代日本的平民主义思想是明治二十年产生的,思想家德富苏峰是首倡者,并赋予其以完备的思想体系。该体系所包括的经济发展、社会道德、国民教育及生活、政治结构等内容,深受儒学的影响。从平民主义与儒学的内在关联看,儒学成为嫁接西方先进思想的桥梁,为日本营造了一个赶超西方的文化氛围,在近代日本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试论儒学与日本的现代化

儒学传入日本之后,形成了不同派别,并成为日本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在近代以前,儒学为日本迎接西方现代化的挑战,接受西方科学文化,在理论上和思想上做了铺垫;进入近代以来,儒学以其特有的价值取向,在日本实现现代化的进程中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玄学与中国传统文化谈片

玄学是为了弥补儒学的不足而产生的，虽然仅持续了一百余年，但对传统文化有着深远的影响。它第一次力图把儒道思想结合在一起，以儒家精神为主，道家精神为辅，调合自然之性和社会之性的关系。宋明理学直接受其影响。魏晋玄学同先秦诸子、两汉经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一样，在中国思想史上居于承上启下的重要地位。     

论“学衡派”的古希腊文学译介与文化抉择*——以吴宓及其古希腊文学译介为中心

20世纪初的“学衡派”是中国现代思想史上非常奇特的文化守成主义和文化整体主义的代表。英美留学体验给了他们比较完整的学科专业训练,他们在借鉴西方经验的同时,清醒地看到西方近代文化的缺点,因此在内容上反对以独取某民族的文化思想为认知旨归,在时间上反对以近代西方文化代表整个西方文化。作为能指的“希腊”是“中国”这个更大能指符号的初始创设,所指均是一种“非西方”的自我现代化的可能。从古希腊到原始儒学,正是“学衡派”孜孜不倦寻求中国现代化的思想路径。     

文化复兴的困局与出路——从“内圣开新”到“公共儒学”

为了破解近代以降中华民族面对的文化困局，国人提出了不少解决方案，而内圣开新是主流思路，并成为现代古典学的主流范式。最近，学者邓曦泽对内圣开新思路进行了严格、尖锐的批评，并提出了超越性方案——公共儒学。公共儒学运用“问题＋方法＋效用”的基本方法论，从公共交往角度论证了历史文化的价值，即以儒学为主的历史文化之重要价值乃是作为古今一贯的思想共源与公共交往平台，促进公共交往，以之为基础，可以得出文化复兴的操作性方案，因此，它是有效的。     

试论中国文化的人文理性特色

中国文化就整个体系来说，充满了人文理性精神．具体表现为宗教人文化、神话人文化、重民思想及主史传统；在诸子百家崛起的时代，儒、道、法、墨、阴阳等诸家都不同程度地保持并发展了人文理性精神，而尤以札子为集大成者；中国文化的人文理性精神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差异，二者在其它方面的差异都是由此派生而形成的。     

试论宋恕反汉后正统儒学的思想

19世纪末,宋恕通过借鉴西方议院民主的政治思想,和挖掘、阐发传统儒学中民主性和经世性的思想要素,对汉后正统儒学予以全面地批判,将其概括为“阳儒阴法之学”。这在近代政治思想史上是颇具特色的。同时宋恕反汉后正统儒学的思想,也意味着儒学近代化变迁的一种思想尝试,即儒学为了适应晚清政治变革的需要,在西方民主政治影响下的自我调整与自我更新。     

“儒学地域化”概念再诠释——兼谈儒学道德实践的若干形态

儒学之所以在古代世界中具有生命力和价值,并非在于它具有多么强大的超越性的思想力量,这与西方世俗思想往往和宗教思想互动的历史境况颇为不同,儒学富有魅力之处恰恰在于其具有解决实际世俗事务的能力,即儒学的核心价值在于它具有卓越的政治性。儒家当年正是依靠其充裕刚劲的政治性获取了自己在上层和民间的合法地位,而随着其政治性在近代的减弱和消失,其合法性地位逐渐发生动摇而趋于消失。儒学在宋代以后出现了一个地域化的过程,这种地方性的儒学并非完全是碎片化的,而是拥有一些共通的准则,但由于中国自古领土广大,儒学往往是在地区具体历史境况的格局下发挥其作用的,故带有地区性的指向。这种指向不仅形成了不同地区的儒者对儒学理解的差异性,同时也往往决定了某一地区的儒者对政治的不同理解和由此采取不同的行动策略。这种风格的差异性也影响到了区域儒学格局的形成与变化,甚至影响到了近代中国的文化布局。     

儒学与西夏文化刍议

西夏文化的每一个发展阶段，都受到儒学的深刻影响；儒学的文化思想，已较全面地渗透到西夏文化之中；儒学的文化结构，也大都被移植到西夏文化之中。     

中、朝、日儒学思想之比较

儒学随着社会的的发展，不断得到充实和发展，并且，它还传播到朝鲜和日本等国，与这些国家的思想文化相互影响、互相渗透，形成了“东方儒教文化圈”，对这些国家的政治、思想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因此，中、朝、日儒学思想有不少共同点和不同点。其共同点表现在：（１）社会政治思想基本相同；（２）制定典章制度和法令的依据相同；（３）教育制度和内容相同；朝鲜和日本依照儒学思想，建立了儒学教育制度；朝鲜和日本以汉文字为参照系各自创制了本民族的语言文字；朝鲜和日本各自发展了本国文化艺术。其不同点表现在：（１）儒学的作用不同；（２）宇宙观有所不同；（３）伦理思想不同；（４）文化教育思想同中有异；科举制的有无不同，私学的有无不同。     

从“支那”到“西洋”的转折点——试论日本近世思想家本多利明

本多利明是日本江户时代后期颇具特色的经世学家 ,他以独特的风土史观为依据 ,力说日本应摆脱传统的中国思想文化的影响 ,努力接受西洋的文明成果。他的具有近代合理主义和机械唯物主义倾向的政治经济主张 ,使日本学术界将他尊为日本接受西方思想文化的先驱。但是利明极具近代特色的经世主张实际上仍与传统儒学有着内在的思想关联 ,利明面对西洋文明的挑战 ,以独自的方式完成了从中国文化到西洋文化的价值转向过程 ,而这也正是日本社会从中国文化到西洋文化的价值转向的写照     

徐复观对西方近代文化的评论

分析20世纪中国儒家学者徐复观对西方近代文化的批判,并将徐复观的批判言论放在20世纪东亚思想史的视域加以衡量.首先归纳徐复观对近代西方文化与思想的评论,他认为西方近代文化缺乏人类爱,而且充满反理性主义倾向;接着将徐复观对西方文化的评论与中日知识分子对西方文化的意见互作比较,以观其异同;然后将徐复观对西方文化的意见,与他同时代的钱穆与唐君毅加以对比,以显示所谓"当代新儒家"这个学术社群的同调与异趣;最后综合全文各节论述提出结论:徐复观既通过他所理解的中国文化价值而批判西方近代文化,又经由对西方近代文化的批判而完成更深刻的"自我理解".     

19世纪来华德意志人的孔子形象建构

西方对孔子的认知和形象建构是近代中西/中德文化互动感知的重点之一。除了西方学者基于研析儒学典籍对孔子形象的学术性建构，19世纪接踵来华的德意志人以其对近代中国社会的观察与书写，为德意志公众拓宽了认知孔子、儒学和中国的新视野。受书写者多重身份和利益向度的影响，他们在认同孔子“伟人形象”的同时，也从总体上将以孔子和儒学为代表的中华文明置于西方文明之下。这种对孔子形象的社会性建构不仅反映了来华德意志人在华殖民主义、文明布道的行动目的，而且也是19世纪中西/中德权力关系的写照。     

中国近代“人”的观念变革——以康有为“以元解人”为例

伴随西方人道主义价值观的引入，近代思想家逐步走出传统的人伦道德的世界重新对“人”加以界定和把握，实现了近代“人”的观念的变革。康有为通过“以气显元”、“以物显元”和“以仁显元”三个维度的理论展开，最终在“以元解人”的思想高度上为近代人的自由、平等、博爱的价值原则奠定了形而上之据，在传统儒学与近代西方价值观的相互融合中实现了近代人道观对传统人道观的超越，彰显了近代中国人的观念变革自身演进的内在动因和内在生成的思想资源。     

儒学如何进一步走向世界

从文化交流的观点来看,应该把儒学当作一个动态的思想体系,用开放的心态来对待儒学的发展,不断地吸收外部的思想文化因素,儒学和西方文化的融合是灵与肉的结合,融合是以儒学为主导的双向互动,多元融和型儒学的形成,必须以东西方文化的大融合为基础;当代儒学可以在人天关系(人与自然)、人人关系(人与社会)、人自身灵与肉的关系3个方面继续发挥作用,使儒学为我们所用,改变我们今天的社会,使社会更稳定。儒家在全球化条件下对西方文化的态度不是排斥,而是融和,通过交流,把儒家文化进一步推向世界。     

论梁漱溟的“儒”“佛”会通观

梁漱溟是我国早期现代新儒学的代表人物，他的思想一直处于变动之中：从最初信奉西方功利主义，到佛学，再到儒学；不管是哪一种选择，他都走得坚定而有力。他认为儒家和佛教在本质上都是为解决人世问所面对的困惑和苦难，在生命的终极关怀意义上具有一致性。因而，在一定意义上，“援佛人儒”是可能的，是行得通的。梁漱溟是徘徊在“佛”“儒”之间的智者，他的文化哲学带有浓厚的宗教气息和色彩，但归根结底，他认为自己的思想主体仍是儒家的。本文试图对粱漱溟的文化思想进行一个简单梳理，主要包括其人其思想，而侧重点则在于他对“儒”“佛”的选择。     

17～18世纪的儒学西传及其对欧洲哲学的影响

自利玛窦将西方文化传入中国，又将中国文化传送西方，进行了文化的双向交流以来，西学东渐与东学西传就成为了两种并行不悖的方式，而东学西传又谈之甚少。本文主要谈东学西传中的哲学思想，就17-18世纪儒学西传的历史，以莱布尼兹为例，展开论述儒学西传的过程和影响，随之进行反思，对其文化意义、历史意义及现实意义进行评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