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宽容内涵探析

作为自由主义的重要价值,政治宽容经历了从运用权力的审慎理性、包容异端的个人美德、谋求和平共存的权宜之计,向保障权利的政治伦理和宪政体制,在差异中寻求共识的政治程序的演变过程。在当代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语境中,政治宽容是包容他者的个人心态,是多元共存的社会状态,是法治下的自由秩序。     

谋求共识：开放条件下舆论引导的支点

随着社会的发展,传统舆论引导方式已不适应现代传播语境.从公共空间角度研究可以发现,谋求共识应成为开放条件下舆论引导的支点.鉴于谋求共识是社会和谐与政治民主的需要,是对以社会生活成员的"相互承认"为前提的"主体间"思维方式的体现与张扬,也是尊重公众意愿、体现社会公平的有效方式,因而新时期舆论引导立足于谋求共识是一种明智选择.     

试论利普哈特“共识民主”对“多数裁定原则”的反思与超越

进入20世纪后,西方日益多元化的社会现实使得传统的多数民主理论难以解释西方的民主实践。熊彼特的精英民主、达尔的多元民主都从实践的角度揭示了现实中的民主与多数裁定原则之间的虚幻联系,并力求在多数民主视野之下寻求更务实的民主改进措施。相比之下,利普哈特也是从当代西方政治实践着手来分析民主政治的,他不但揭示出多数民主的裁定原则本身的不可能性,也指出在这种理念下导致的民主实践的低效率和低品质。面对现代多元主义的社会政治现实,利普哈特提出了超越简单二元区分视野的共识民主理论。共识民主承认政治社会多元对抗性的复杂性,否认简单票决的效率和效果,强调共识而不是对抗,主张包容而不是排斥,并相信通过政治实践和制度性的设计完全可以形成一个进行多元沟通、协商的平台和机制。按照利普哈特的构想,共识民主不但可以尽量消除多元对立尖锐的国家和地区以及新兴民主国家由于滥用多数裁定原则而导致的矛盾和冲突,也可以让一个同质性程度较高的社会的民主实践更有效率、更有品质。不过,利普哈特有关共识民主理论分析的依据和验证都是根据特定国家作出的,并不能证明就具有普世的效用,尽管如此,他有关多数民主的分析和批评以及提出的改进建议,对于我们深化对民主政治的认识...     

论多元社会的政治共识与政治整合

当代民主政治是以一定政治共识为心理基础的制度架构。西方以自由主义为基础的市场体系必然带来社会的多元化和异质化。在多元异质社会建立稳定的民主政治必然诉诸一定的政治共识,来消解利益差异,弥补阶级差距,提高政治合法性,实现民主政治的稳定与和谐。当分化、差异、多元成为一个国家或社会的主导特征时,就预示着这个国家或社会将会面临着一个以整合为特征的政治发展阶段的来临。而这种政治整合往往是以政治共识为前提,以国家作为主要推动力,以制度化整合为核心的政治发展过程。     

试论政治共识的蕴涵、基础与培育

政治共识具有多重蕴涵,具有凝聚人心、增进社会和谐稳定、维护民族团结和促进祖国统一等作用.政治共识的基础在于相互依存的利益构架、合法的政治统治、多元的社会结构以及共同的价值关涉.政治共识是可以培育的,一定国家可通过发展协商民主,培育公民社会和培养公民精神,建立社会共识形成的良性机制以及弘扬核心价值体系来促成政治共识的形成.     

论中国特色政治传播中的“主体”问题

政治传播是人类的一种活动,因而政治传播的“主体”说到底是人而不是其他.“主体”以种种“形态”存在,有个体、集体、社会总体和人类总体几种形态.“主体”的个人形态对应的是政治传播的“个人主体”;“主体”的集团形态对应的是政治传播的“社会组织”、“各种共同体”;“主体”的“社会总体形态”对应的是“国家、政党、政府”.目前的中国,国家(政党、政府)仍然是政治传播的主体,主导着政治传播的过程,因此我们在认识上,仍然要坚持这种主体的主导地位不能动摇的理念.政治传播的“多元主体”在中国还不现实,各种“社会组织”的政治传播功能还有待于挖掘和培育.当我们强调中国特色政治传播中国家(政党、政府)作为“主体”的主导地位不能动摇时,并不排斥社会(包括社会组织和个人)的积极作用.相反,努力培育和积极发挥“社会”的政治传播功能,实现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是构建中国特色政治传播的重要战略理论之一.     

网络社会治理共同体:概念、理论与策略

建设网络社会治理共同体已成为中国深化改革的关键任务。通观全球网络社会治理模式,有法治偏向与自律偏向之别,亚洲地区国家特有的管制方式,有一定的短期行为倾向。指涉所有网络社会主体的多元治理,正日益成为基本共识。中国的网络治理问题,其出发点是社会力量的觉醒及国家治理的现代化转型;政府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应通过有边界的网络治理民主,推进现实民主,并逐步建立起高水平的协商政治体系。网络社会治理共同体作为一种思想变革,其政治转型的价值在于：通过网络治理权的合作,推动全社会在重要议题上的政治协同,既寻求网络管理政策的新共识,也努力达成现实治理观念的新平衡。基于这样的理论框架,文章给出了建设网络社会治理共同体的一系列操作性建议。     

政治沟通视角下的基层协商民主路径

政治沟通及公众对政治生活的参与是影响执政合法性的重要因素。当前,强化多元主体的政治沟通,对于国家在政策制定、权力规制与社会稳定层面实现协商民主的基本意涵,具有重要价值。为此,在基层治理中以政治沟通为核心推进协商民主构建,需要政府执政理念的转变、制度吸纳能力的提升,以及有利于沟通的政治文化与理性思维的培育。     

政治协商在我国的缘起和发展探析

中国现实政治中协商民主的发展具有内源性。政治协商缘于抗战时期多元政治主体寻求共识的需要,在新中国政权建设和重大决策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也是当今中国政治发展的生长点。目前政治协商制度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重要内容,是中共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组成部分,主要包括党际协商和政协协商,属于国家政治层面协商民主。     

“政治沟通”理论发展的三个阶段——基于中外文献的一个考察

政治沟通是一种古老的政治现象,可以说,自从有了政治就有了政治沟通.但作为一个研究领域,政治沟通却是一个年轻的议题.与政治学的其他研究主要围绕权力、权利、利益等不同,政治沟通主要关注信息、对话、理解与共识,并以此推动民主政治的发展.因此,政治沟通不仅拓展了政治学的研究视域,也启发了对其它政治学问题的重新认识.从中外文献来看,政治沟通理论主要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即“三论”阶段、政治传播阶段和网络政治沟通阶段.而从社会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这三个阶段也反映着实践中的与历史中的政治沟通.在此将以中外文献为研究基础,提出政治沟通理论发展的这样三个历史阶段以及不同阶段的理论原型的特点.     

尊崇与戏谑:国家领导人“代言”广告分析

广告通过国家领导人与产品关联的阐释,将国家领导人特有的符号意义和符号价值传递到产品上,为产品及其品牌重新定义,以实现权力和价值的移植.权力崇拜文化和后现代主义文化潮流为此类广告提供了传播沟通的语境,广告中对权力和权者的尊崇与戏谑构成一道政治文化景观,折射出社会文化的丰富多元.但此类广告也易引发政治性摩擦,存在游走于法律边缘的风险.     

政治共识视域下的中国特色政党制度发展探析

政治共识一般包括基本价值共识和程序性共识。前者是内容,后者是表现形式,前者决定后者,后者对前者具有一定的反作用,双方统一于政治实践之中。政党制度与政治共识之间有着密切的互动关系。就中国情况而言：一方面,中国特色政党制度是中共和民主党派在追求民族独立这一基本价值共识过程中所形成的程序性共识的重要产物,与此同时,改革开放以来,中共与民主党派基本价值共识的发展有力促进了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发展;另一方面,在目前中国社会利益与结构以及社会思潮发展日趋多元化、异质化背景下,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政党制度则有利于在有效整合社会多元思想的基础上,促进社会基本价值共识的健康发展。     

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发展现状评析

正确处理国家与社会关系问题,在当代中国政治与社会发展任务中具有重大现实价值。近十年来,党和国家根据不断变化发展的内外环境,将改善民生、发展民主与社会建设等政治发展的具体目标高度统一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调整过程中,发展了社会主义条件下处理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理论与实践。同时,中国在开创国家与社会关系新格局的过程中,还面临着实现理念转变、进一步改善民生、发展健全公共服务体系等艰巨任务。通过总结经验、正视问题,我们应当在转变理念、培育社会成长、持续改善民生、改善相关政治关系和寻求社会共识等领域持续推动改革,从而开创出中国特色的国家与社会互强共赢的崭新格局。     

构建和谐社会与新闻传媒的和谐发展

构建和谐社会是一项宏大的系统工程.在媒介社会化的当代中国,新闻传媒是整合社会资源、推进社会共识与认同、协调社会全面有序发展重要的基础性工具,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构建和谐社会的总体布局中,要积极提高新闻传媒的运用能力,克服新闻传播中的不和谐问题;大力推进新闻传播观念、新闻传播体制与技术性创新,从而推进新闻传媒健康、和谐的发展.     

国家与社会“良性互动”关系模式的实现路径探析——兼论我国公民社会组织发展的困境及对策

建构合理的契合中国现实状况和政治文化环境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模式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内容,＂良性互动＂关系模式的提出让中国公民社会论者看到了希望。但如何实现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成为了理论和实践当中的难题。借鉴西方以＂公民权＂的概念来打通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把公民社会组织作为沟通中介,以公共治理为路径,将成为寻求国家与社会＂良性互动＂的现实选择。依据这一思路,国家与社会关系模式的建构问题即可化约为通过培养和完善各类公民社会组织,充分发挥其社会管理职能,在具体的治理实践中寻求两者的良性互动。     

风险沟通中环境NGO的媒介呈现及其民主意涵——以怒江建坝之争的报道为例

媒介对环境NGO的呈现,提高了NGO与潜在风险的社会能见度.环境NGO尝试接近与使用媒体,通过合法化和专业化的媒体策略谋求媒介的风险话语权,动员社会舆论,型塑风险公共领域,促进风险决策民主.媒体若将风险沟通的协商民主精神化约为戏剧性的争议,环境NGO若止于其自身的社会能见度,就必然忽视风险沟通理性并最终导致公共话语的萎缩.风险传播应体现其沟通理性、公共精神以及民主意蕴.     

国外政党对互联网的运用及对我国政治发展和政党建设的启示

作为"第四媒体"的互联网,以其发展迅速和对人们的生产、生活影响巨大而备受关注.国外一些政党积极发展电子政务和电子党务,注重运用互联网加强与民众的联系和沟通,扩大政党的社会影响,积极谋求上台执政和长期执政地位,其做法和经验值得我们借鉴.我们党和国家应当着眼于未来政治发展和加强执政党建设,学习借鉴国外政党的经验和做法,提高与网络媒体打交道的能力,高度重视互联网在推进我国政治发展和政党建设中的积极作用,运用互联网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巩固党的长期执政地位’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服务.     

对话与商谈如何可能?——以哈贝马斯商谈伦理透视多元社会之伦理建构方式

在当代社会文化多元、政治多极和经济利益主体多样化的背景之下,哈贝马斯的商谈伦理学为克服现实伦理冲突和传统伦理危机应运而生。商谈伦理学的主旨不是谋求共同认可的普遍伦理规范,而是通过"对话"与"商谈"及其有效性的形式化条件预设达成某种"共识,"以求证现代多元民主社会普遍伦理之可能性。哈贝马斯的商谈伦理,确证了当代社会生活伦理规范基础的建构从"抽象主体性"的建构方式向"交互主体性"的建构方式之转变。     

撒拉族习惯法规范的当代运行

以禁忌为核心的习惯法依然是当代撒拉族社会的基本行为范式,特别在解决纠纷、维护社会秩序等领域具有主导性和相当的可持续性。同时,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在国家法制一统的背景下,撒拉族习惯法体现了通过谋求与国家法的契合而寻求正式制度支持的趋势。     

母语音乐教育势在必行

在全球化交流、合作与竞争的大潮中,寻求本土文化已成为各民族国家谋求生存、促进发展的基本国策。走向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学校音乐教育必须在多元文化的世界音乐教育中寻求新的定位:打破沿用至今的西方音乐教育体系,确立民族传统音乐在学校中的主体性地位,实施母语音乐教育,使其成为继承民族音乐文化传统、振兴民族精神的有力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