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艺术终结论与生活美学的深层反思

艺术终结论与生活美学有着内在的理论连续性,共同建基于一种面对“生活”的精神态度,这种态度以科耶夫化的黑格尔哲学作为理论渊源。对“生活”概念进行深层反思,厘清其哲学内涵,是使艺术终结论获得终结,使生活美学进一步发展的必要条件。     

论胡塞尔对科学的哲学维护

胡塞尔把理性危机和哲学危机视为近代欧洲科学危机的根源，并运用现象学还原方法建立所谓严格科学的哲学，从而在由纯粹理性建构起来的“生活世界”的基地上对具体科学进行了哲学维护。但是，胡塞尔的见解启示与困难并存。他的出路在于，用实践的思维方式取代“看”的直观，用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取代神秘的现象学方法。     

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哲学基础及其当代理解——关于“实践存在论美学”论争的论争

关于“实践存在论”或“实践生存论”的论争,实质上关涉到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以及美学、文学理论研究应该建基于何种马克思哲学基础之上等基本理论问题。在当代语境中,“实践存在论”或“实践生存论”美学致力于在当代哲学思维方式转型的整体背景下打通“实践论转向”与“生存论转向”之间的内在关联。而董学文在“实践存在论”美学论辩中表述的基本立场与观点存在一些重大理论问题与缺陷,明确这一点,有助于祛除长期以来传统形而上学思维方式遮蔽下的对马克思哲学及其美学的误读曲解,从而在当代语境下重新阐释和理解马克思的实践美学观点。在否驳“实践存在论”美学的论辩中,董学文提出所谓的“彻底的一元论的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或原理,不过是苏联模式的官方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某种直接复述或再度重申。从本体论层面看,这种彻底的一元论辩证唯物主义关于物质第一性或物质统一性的理论表述,其实质是一种传统的物质实体本体论;从认识论层面看,彻底的一元论辩证唯物主义关于意识是客观物质世界的能动反映的理论表述,其实质是一种主客二分的符合认识论;从价值论层面看,彻底的一元论辩证唯物主义关于真理的客观反映或认识的理论表述,其实质是一种客观中立的科学实证论。而 “实践存在论美学”的提出正是在此语境之下,显示出特有的理论意义与语境内涵。     

世界和谐秩序范式的伦理维度——西方永久和平观念的形而上学性与批判

战争与和平的论题是关涉到生存论层面的论题,道德与政治在生存论上的原初同一性,使西方政治哲学立足于伦理这一基础与视阈建构世界和谐秩序理论成为可能。古典哲学以“自然正当”推出城邦内外的和谐,康德哲学则以实践理性原则规划了世界的“永久和平”。但是,“自然正当”与“实践理性法则”的形而上学性,使西方传统的永久和平观念沦落为空洞的政治宣言。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念诉诸物质生活领域,从而他的世界和谐秩序理论的伦理之维具备了现实而可靠的基础,构成了对传统永久和平观念的批判。     

生活、世界与生活世界

当代西方学术界关于生活世界这一概念的理解主要有两种模式：一种是侧重于从“生活”来对它进行理解的现象学模式,一种是侧重于从“世界”来理解它的社会学模式。两种理解的侧重点不同,但也不是泾渭分明而相互排斥。从总体上看,它们之间存在着维特根斯坦所谓的“家族相似性”：生活世界是人的生活所必须涉及的主观世界、客观世界和社会世界的有机统一。     

重新审视“唯物主义唯心主义”哲学模式

囿于历史原因,“唯物主义唯心主义”成为一种僵化的哲学认知、评价模式。这个哲学模式用“唯物主义唯心主义”衡量哲学,并把二者的分歧与对立绝对化、意识形态化,严重误读了哲学基本问题,陷入简单化、抽象化、公式化的误区,在理论和实践中产生了有害影响。有必要突破这个根深蒂固的模式。对此,马克思哲学确立了以社会实践为基础超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哲学模式的解释原则。     

唯物史观与马克思主义哲学

唯物史观“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形成”,“根据经验去研究现实的物质前提”,实现了从历史之外回到历史之内、从抽象世界回到现实世界的哲学革命,即对传统形而上学哲学观念的彻底革命,使作为“现实中的个人”一种属性的形而上学本身重新回到人身怀抱里;它是“沿着实证科学和利用辩证思维对这些科学成果进行概括的途径”的“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唯物史观的历史是指包括人所遭遇到的自然和思维在内的“人类史”。唯物史观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不是以本体论或存在论为核心的传统形而上学。     

扬弃“实践-认识”的二元对置——对实践唯物主义的反思

传统的“实践-认识”二元对置是形而上学的、自相矛盾的。实践是认识活动与改造活动“耦合”而成的一,它对实践唯物主义哲学具有“视野”和“立场”的本体论意义。扬弃“实践-认识”的二元对置、 彰显实践的同一性, 对于克服实践唯物主义哲学各派的局限性,建立实践与人类生存困境及其终极关怀的联系, 弄清交往、主体际性等交往实践观的某些基本问题,从根本上提升实践唯物主义哲学具有重要意义。     

“开新式返本”与“创造性会通”:中国哲学方法论反思与范式转换

三十余年以来,学术界关于中国哲学方法论的探讨日益增多。在这些讨论中,中国哲学的合法性以及中西马三者的关系构成了探讨中国哲学方法论的两个重要理论背景。在此背景下,方法论的演变主要表现为三大动向:一是比较哲学的持续升温,二是传统治学方法的重新肯定与复活,三是问题导向的新研究不断涌现。学界对方法论的关注焦点是围绕“以西释中”的模式所展开的激烈争论和反思,这些争论暴露出当前中国哲学研究的深层问题。究竟言之,中国哲学的转型与创新的主要进路在于“开新式返本”与“创造性会通”。如何在与西学深入会通的背景下抉发中国哲学的内在精神,使“返本”“会通”“开新”三者有机融合,在“化西”的层次之上达到中西文化交融的“双向诠释”和“深度融合”,是摆在当代中国哲学面前的重要课题。     

中国法治实践学派的哲学基础

中国法治实践学派的哲学基础是实践哲学。实践哲学在人类思想史上有着多样化的表现形态,中国法治实践学派正是要挖掘多种实践哲学的思想元素,丰富自身的哲学内涵。实践是中国法治实践学派的核心概念,具有多样化的思想维度。它具有一种本体论的维度,并蕴含了“中介化”的实践论思维方式;它还具有道德的维度,同时体现了自由自觉的创造本性。实践概念蕴含了自身的世界观立场,实践世界观在本体论的意义上克服了物质世界观的绝对性和教条化,在肯定普遍的同时高度强调了“个别”的本体论意义,这对形成中国法治实践学派的自主性理论至关重要。实践概念内在地包含了实践智慧,实践智慧是产生于普遍与具体之间的行动智慧,同时包含了智识、德性与能力等多重维度。关于法的实践哲学将引导中国法治实践学派的理论设计与实践谋划。     

论威廉·詹姆斯的意识研究

20世纪八九十年代兴起的“意识研究”(或意识科学)被誉为意识研究的“第二个黄金时期”,威廉·詹姆斯是意识研究“第一个黄金时期”最有影响力的开拓者。詹姆斯在意识研究上的开拓性和全面性工作涉及四个方面:第一,詹姆斯在哲学和心理学上关于意识的众多主题的研究在当代仍显示出跨时代的蓬勃生机。第二,詹姆斯是意识的科学研究的开拓者之一,他认为心理学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神经生理学。第三,詹姆斯在意识研究的方法论上持多元开放的态度,自发地将意识的第一人称研究与第三人称研究结合在一起。第四,詹姆斯率先将宗教体验与神经学的研究结合起来,开创了宗教体验的神经学研究。在当代意识科学的背景中概括和回顾詹姆斯的意识研究具有双重意义:既有助于确定詹姆斯在意识研究中的历史地位和价值,也有助于系统理解詹姆斯为当代意识科学提供的思想资源。     

哲学向生活世界的回归

现代哲学在对传统哲学的反思和批判中,实现着面向生活世界的哲学变革。在这种变革中,现代哲学在哲学观层面上展示出不同于传统哲学的理论视界,并表达出现代人要求全面占有自身本质和拥有完整生活的生存论渴望。马克思以实践为基础所实现的转向生活世界的哲学变革,对于我们理解各种各样的生活世界理论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于报告文学的学理性与功利性-报告文学本体新论之一

报告文学本体论中的传统“三性”--新闻性、文学性、政论性已不能规范和指导当今的报告文学“现实”,而必须代之以“文本内涵的学理性”等新“五性”。如果说 ,新时期以前的报告文学侧重的主要是与现实政治密切相关的“政论性”,那么 ,新时期以来的报告文学则不但将其潜在的批判理性与政治理性发展至新的阶段 ,而且还增加了批判传统、反思历史、文化启蒙与学术性、知识性等理性内涵 ,从而形成了以追寻“现代性”、高扬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新理性精神”。“学理性”与“理性美”的价值和意义有三 :一是在理论上补充和丰富了哲学社会科学 ;二是在实践上推动和促进了社会历史的发展 ;三是在精神上启迪心智、激励斗志、陶冶情操。以往学界对报告文学的轻视 ,主要是因为它是一种“功利性”很强的文体。实际上 ,注重文学价值的“功利性”是中国现代文论现代性的重要特色。报告文学“学理性”与“理性美”的凸显 ,说明我们的时代仍是一个需要高扬“理性”而没有进入“真正的审美”的时代 ,也说明文学的“功利性”价值观仍值得尊重与肯定。     

儒家自然理性主义传统中的德福思想

儒家天命及其德福一致信仰是以作为中国哲学主流特质的“天人合一”(“天人相应”)为思想基础的。而以“天人相分”为哲学基础的自然理性主义(荀学)传统,深刻检讨、批判了“天人合一”(“天人相应”)的哲学观念及天命神学,从而在哲学上瓦解了天命德福一致信仰的根基。天人相分观念下的德福思想,就其追究天人关系事实的客观性与知识理性而言,确有其进步的一面,但这种儒家自然理性主义的极端追求对天命德福一致信仰本身的社会意义的漠视,也丧失了儒家更为本质的精神---人文关怀。这是儒家精英主义的一种典型的弊端。     

伦理经验与诗性意义——杜威美学及其价值的再审视

要深入理解杜威美学,就要从其形而上学立场开始。他试图以自己哲学思想最核心的“经验自然主义”所提供的整体性与过程性去克服传统形而上学二元论,超越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在他的美学中,基于“一个经验”的审美经验代表了最完满的经验,使艺术能够通过自身的过程性和整体性为人的生活提供意义与价值。艺术与审美是获得好生活的智慧,同时也是赋予人们以意义的实践。艺术作为开放性的交流,最充分地实现了民主,民主社群使好生活得以可能,民主生活则是好生活的理想。杜威在艺术和审美中找到了克服传统形而上学中二元论、基础主义的整体性、过程性的办法,并且从中看到了理想伦理生活的理智性与情感性。他对“意义”的讨论是其经验形而上学与美学理论之间至为重要的纽带,并且最终通向伦理学的价值维度。在今天,通过重新思考杜威美学,人们也许会得到启发,能够以更广阔的视野面向未来。     

在卢梭与康德之间————裴斯泰洛齐教育哲学思想初探

裴斯泰洛齐被公认为近代瑞士及欧洲最有影响的教育家之一。在西方教育现代化的进程中,他围绕人性和教育的有关问题展开深度的哲学思考和探索,试图将个体放在特定的社会境遇之中,力求造就适应并能不断革新现代社会生活的国民,由此为奠定现代教育的主旋律作出了突出贡献。总体而言,裴斯泰洛齐和他同时代的康德都继承了卢梭的教育哲学思想,但又有所发展和创新。深入探析裴斯泰洛齐的教育哲学思想,将有助于学界进一步把握这位 '人类的教育家'的精神本质。     

韦尔施美学的"审美化"概念

在当前关于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讨论中,德国后现代美学家沃尔夫冈·韦尔施的名字出现频率较高,他的理论被当作肯定或倡导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西方权威而受到高度重视.然而韦尔施对日常生活审美化所采取的态度是批判性的,他的理论不仅不能为中国美学当前严重的实用主义倾向提供任何证明,相反,我们看到了他对伦理学和认识论等纵深层次审美化的论证."审美化"概念涉及到韦尔施美学的审美中断、盲点文化、艺术的双重结构和重构美学等问题;作为比照,我们同时也看到了中西"后学"之间的真正差距.     

从双重管理到合规性监管————全面深化改革时代行业协会商会监管体制的重构

在双重管理体制时代,行业协会商会监管体制以事前监管为重心,行业协会商会需要通过民政部门和业务主管单位双重审核方能建立,但较为忽视事中、事后监管。双重管理体制的突破为行业协会商会发展提供了契机,但“破”并不等于“立”,行业协会商会的监管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基于当前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新形势与国外行业协会商会的监管经验,我国行业协会商会监管的基本思路是建立合规性监管体制。通过建立合理的监管法律法规与制度规范,实现监管重心由事前监管向事中监管和事后监管转移;重视税收、财务审计、互益性资产保护、非市场行为约束等监管;发挥行业协会商会自我监管和社会监管的作用,实现监管主体的多元化和监管方式的多样化。     

近代日本侵略亚洲国家思想探源——-以福泽谕吉及其“脱亚入欧”思想为中心

“脱亚入欧”思想产生于19世纪后半叶的日本,福泽谕吉是其主要代表人物。他全盘接受了近代西方的“文明史观”及“欧洲中心论”,形成了“文明=欧美”、“野蛮=亚洲”以及“脱儒=脱亚”的思维模式,为“脱亚入欧”思想提供了理论基础。福泽谕吉于1885年发表的《脱亚论》不仅标志着“脱亚入欧”思想的正式出台,而且把这种思想推向了对外侵略的方向,在客观上对甲午战争的爆发发挥了舆论先导的作用。探讨和分析福泽谕吉形成“脱亚入欧”思想的认识根源、逻辑前提以及《脱亚论》发表的影响等问题,将有助于认识近代日本多次对亚洲国家发动侵略战争的思想渊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