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谷诗的自由王国

黄庭坚作为宋诗的典型,在诗艺的诸多层面继承并拓展了传统,成为“句法诗学”的集大成者.语序是山谷“句法”的核心之一,平仄、节奏以及押韵等因素限制了诗歌语序的形成,但经过诗人的自觉追求,可造就一类特殊格调.山谷的“用典法”已构成了一套独特的“典故体系”,其重要方法如“用全语”“错本旨”等多能体现其“瘦硬”精神,而用典的“程式化”更是宋人诗学的一大异观.在“远境”的追求中,山谷于“篇中远”及“句中远”独擅胜场,以句法的承接、断裂、省略来营造“句中远”,则更具“山谷风味”.要之,黄庭坚的“句法诗学”为古典诗歌带来了全面突破,已足以构成一座诗歌领域的“自由王国”.     

论山谷诗的典故符号

黄诗选材，用典赅博，仅就任渊在《山谷内集》（715首）注中所指出的典籍统计，就有四百多种；尤为引人注目的是黄诗用典范围之广及典故出处之僻。山谷诗的这个特点，除主观原因外，与诗人客观条件有关，即由于印刷术的演进，宋朝的文化典籍比前代更为普及。本文对山谷诗用典特点进行了具体分析。     

山谷诗内诠

黄庭坚深受禅宗影响 ,其作品往往有较浓的禅味 ,或者喜欢在作品中使用禅宗或佛教典故 ,加上其用典灵活隐晦 ,往往让人难以得其真意。如果典故本意未明 ,就不能准确地理解黄庭坚的作品。古代注家在这一方面做了不少工作 ,但错漏之处也在所难免 ,文章以具体例子作了讨论。     

论“江西宗派”的诗味与诗法

“江西宗派”成员并非皆江西人，之所以用“江西”命名，杨万里以为是“以味不以形”。所谓“味”指诗味，它源自黄庭坚所创建的诗法体系，特点是从书本中讨生活，非常适合当时知识分子在高压政治环境下的生存需要。因此，所谓“江西味”，其实就是书卷味、学究味。由于后继者不知变化，蹈袭陈言，将诗法变成死法，于是吕本中提出“活法”论，欲以正宗的“江西味”延续诗社香火。不过“活法”论对江西诗派的救弊效果似乎不大，但却促进了诗学理论的转型，催生了“中兴”诗人活泼泼的新诗风。      

北宋诗人使用杜诗典故论略

在宋代崇杜、学杜的背景下,北宋诗人作诗喜用杜诗典故。北宋初期的王禹偁是最早较多使用杜诗典故的诗人。北宋中期的梅尧臣、苏舜钦、欧阳修、王安石、苏轼等大部分诗人都大量使用杜诗典故,苏轼是北宋使用杜诗典故最多的诗人。江西诗派也普遍喜用杜诗典故,江西诗派中使用杜诗典故最多的诗人是黄庭坚。     

“指事”新说

“指事”定义“视而可识,察而见意”中的“识”历来被理解为“认识”,造成定义语义重复,分野不明确,分类也颇多分歧。“识”当作“分别、分辨”讲,“视而可识”是说可以从形体上将一组关系字分别开来,“察而见意”是说仔细观察就可以看出字的意义指向。这样理解,指事字的范围和分类都比较明确。     

关注“幸福”何为？

“幸福”是近年中国社会普遍关心的问题,也是国际社会颇为关注的对象。但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却往往被忽视。实际上,对“幸福”和“幸福感”的关注常常与价值观危机密切相关。资本主义常常将“幸福”划定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尤其是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实际上幸福也是一个政治经济学的概念。当代中国的幸福观经历了两个差异极大的发展阶段,对当代中国幸福观问题的讨论理应将之置于现代中国/革命中国的历史脉络中进行考察。     

论沈约的“文章三易”说

沈约在文学批评方面曾提出“四声八病”说和“文章当从三易”说。“四声八病”说即“声律论”,已成为人们研究的热点,而“文章三易”说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实际上,“文章三易”说是沈约很重要的一个文学观点--写作诗文要“易见事（事即典故）、易识学、易读诵”,这是文学发展的方向,而“声律论”就是在诗文要“易读诵”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沈约“文章三易”说的提出,是基于他对文学发展规律的总结和思索,“文章三易”说对永明文风的形成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值得引起我们的重视和研究。     

关于建立毛泽东典故学的思考

毛泽东一生所用之典故,数量质量冠及古今;这些典故已融入生活之中,并不断地显现其无穷魅力;毛泽东运用典故之研究,成果丰硕但仍待深入;毛泽东所用之典故,是他的"二度创作";毛泽东所用之典故,对于人们在用典中所遇到的诸多疑难问题,给予人们解疑答难以深深的启迪。     

儒家的礼、“自我”与德性完善

儒家的自我既是“礼”的遵循者、又是“礼”的制定者。借用康德伦理学的术语,儒家的自我是 “为自己立法”的。然而,由于康德否认了人有“智的直觉”,人 “为自己立法”这一理念在康德的道德哲学中并未得以实现。而儒家学者通过承认人心是无限心并具备理解天道的潜能,从而使人“为自己立法”成为现实。因此,尊重自我就表现为人动态地、创造性地完善自己的德性的过程。这一特点也把儒家的“自我”既与自由主义中的“自我” 、也与康德伦理学中的“自我”区别开来。     

论黄庭坚诗歌的用典

黄庭坚既守儒家的道德准则,保持倔强兀傲的个性精神,又具备老庄哲学的旷达、逍遥,还接受了佛教禅宗的深刻影响。在诗歌用典的艺术层面上,他得益于杜甫诗歌的锤炼、韩愈诗歌的奇崛创意,尤其从佛家的诗多机锋中涉取养料,形成丰富的用典技巧。但是,究其本质而言,黄诗的用典代表了宋诗“以才学为诗”的创作倾向。     

论曾国藩的宋诗宗趣

在近代唐宋诗论争中,曾国藩秉承姚鼐的诗学观点,深受当时宗宋思潮的影响,崇尚宋诗。他论诗着眼于诗文相通的原则,形成了"艺通于道"的诗文观,强调积理养气对诗歌的重要作用,主张奇崛和不俗论,也注重才情,标举"机神"说,初步合学人之诗与诗人之诗于一。作诗取径杜、韩、苏、黄,尤其推崇黄庭坚,晚年诗径有所拓展。其宗尚对同光体有很大影响。其诗学观的褊狭也是显而易见的。     

论黄庭坚对宋词的革新

宋初诗文革新运动之后,词坛的革新也在一些词家的创作实践中悄无声息地进行着。较之传统词作．黄庭坚词的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题材的扩大、语言的俚俗、词体的增加、新创作方法的尝试以及对音乐的进一步摆脱上。虽然后人对山谷词的评价毁誉参半,但黄庭坚对词的革新之功应永载词史中。     

求新求变与道教传统——以黄庭坚为例对江西诗派诗趣追求的个案研究

江西诗派的诗歌风格讲究趣味.求新求变是江西诗派达成诗趣的努力之一.江西诗派的开创者黄庭坚在诗学理论和创作实践上均以求新求变著称.黄庭坚具有浓郁的道教情结.黄庭坚的诗歌趣味来源于对道教传统的继承.     

宋“以才学为诗”第一人——略论荆公诗之用典

苏、黄、陈三家是宋"以才学为诗"的代表人物.而在此前,则有王安石为他们树立了榜样,尊定了基础.荆公诗之用典,不外袭意与袭辞二端.其手法,或直用,或化用;或显用,或隐用;或概用,或摘用;或正用,或反用.如玉盘走珠,灵活多变,而皆为我所用,见出其本领之大矣.王安石可以称为宋人"以才学为诗"第一人.     

黄庭坚诗歌在宋代的传播与刊刻

黄庭坚诗文在宋代的传播与刊刻是有关黄庭坚与江西诗派研究中的重要问题，对解释黄庭坚在宋代的巨大影响和后来江西诗派的确立极为重要。黄庭坚投师于苏轼之前，在诗坛上已颇有声名。成为苏门弟子后，更加速了黄诗的传播过程。南宋以后，黄庭坚诗文集的编纂与注释基本完成，各种刻本流行开来。在黄庭坚文集的编纂、刊刻过程中，家族、姻亲等起了关键作用。     

朝鲜古代诗人对陈师道诗学的接受与选择

朝鲜古代诗学对陈师道的接受，经历了一个演变过程。高丽、李朝前期推崇宋诗，以“苏黄”指称江西诗派，对陈师道也表现出称颂和喜爱；李朝中后期，推崇唐诗反对宋诗，改以“黄陈”指称江西诗派，虽然承认其在宋诗中的地位，但反对其创作风格。朝鲜诗学还在次韵诗、诗人的性情和风格、琢炼等方面高度评价了陈师道，并在接受过程中体现了选择性。     

浅论陈与义诗论的突破性与开拓性

陈与义作为北宋末期十分重要的诗人,由于没有专门的诗学著作,亦无专门论诗的文章传世,因此其诗论不为历来研究者所重视。然而,从陈与义的诗作中,可以发现他认为诗人应重视对外部世界的感知和体验,这与他的前辈黄庭坚等人重视作者内部的学养与技巧的论诗旨趣很不相同,而与推动宋代诗风转变的杨万里、陆游等中兴诗人的诗论却十分相似,可以说具有一定的突破性与前瞻性。     

论江西诗派对韩愈“以文为诗”的接受

韩愈学杜变杜,通过＂以文为诗＂使诗呈现出新的面貌。江西诗派学杜学韩中,＂以文为诗＂乃是其学习的主线。在黄庭坚、陈师道等人的倡导下,对韩愈＂以文为诗＂不断扬弃,通过艺术创新,从而形成自己的＂法度＂。     

试论清代诗人寿苏雅集及其文化心理

寿苏雅集源于清人宋荦，被翁方纲、毕沅等人发扬光大，至乾嘉年间逐渐风靡全国。寿苏雅集的流行既与组织者及参与者的个人心态密切相关，又有着深刻的社会文化背景。这种特殊的集会活动一方面要求组织者自身有一定的文坛影响力和经济实力，使活动能够顺利开展并持续下去；另一方面也要求祭拜对象具备强大的感召力，能够满足祭拜者的精神需求，引发心灵共鸣。在雅集中所展示的画作及诗人们的唱和作品中频繁出现的头戴斗笠、脚着木屐、洒脱不羁的苏轼形象，正是诗人们在繁忙的世俗官场之外渴望拥有的乐观豁达、潇洒从容的另一个自我。虽然清人亦曾为白居易、欧阳修及黄庭坚等人祭祀生日，但其规模、持续时间及影响力都不能与寿苏相提并论。清人寿苏传统还被日本学者长尾雨山传到京都，并有《寿苏集》流传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