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前后湖南今文经学的学术播迁及其影响——以王闿运和皮锡瑞为始末

戊戌前后湖南今文经学的地域间学术播迁以王闿运主讲四川成都尊经书院为开端.以其学生廖平为中心形成了今文经学蜀学派.康有为受廖平的直接影响,形成了其公羊学思想体系,并以此授徒,形成了今文经学粤学派.康有为的思想又通过梁启超和谭嗣同影响了湖南维新运动.同时,皮锡瑞上承王闿运今文经学,并通过梁启超接受了康有为和廖平的公羊学影响,又通过主讲江西南昌经训书院,促使江西学风的转变.这使他不仅成为湖南今文经学最后一位大师,而且成为清末以湖南为中心的今文经学的集大成者.这一学术播迁反映了咸同以来士绅势力发展的新动向,同时对湖南维新运动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离舍与回归:王闿运解说《春秋》灾异的两难

作为晚清时期的一位《春秋》公羊学者,王闿运在解说《春秋》灾异的过程中,与历代公羊学者言说灾异有较大差异:一方面,他对董、何所创立的灾异说不以为然,欲离舍其“天人相与”的神秘说教;另一方面,他既表现出灾异说的传统思维,又将人事与天象紧密结合在一起,似乎难以忘怀灾异说。这样就形成了王闿运春秋学之灾异说的两难困境。其主要原因在于王闿运尊经意识、今古不分、汉宋兼采的经学特色与对西学模糊认识所致。在晚清经学走向终结的时代,王闿运的“两难”灾异观无疑对此具有消解作用。     

尊经书院与近代蜀学的兴起

四川尊经书院是近代蜀学兴起的一个重要前提,它在科举制度病入膏肓之时,以通经学古课蜀士,肩负起"绍先哲,起蜀学"的学术使命,经过张之洞、王闿运的精心规划和整饬,培育出一大批优秀的蜀学人才,对中国近现代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以尊经书院为中心,是准确把握近代蜀学特质的基本途径,必须由此出发,许多问题才可能获得满意的解释。     

论王闿运《谷梁申义》的经学特色

《谷梁申义》是晚清学者王闿运的第一部经学著作.与历代"谷梁学"研究相较而言,《谷梁申义》在经学思想倾向、治经方法和价值取向等方面,都有自己的特色,体现了王氏早期的经学成绩,亦对其以后的经学风格产生了较为明显的影响.     

论王闿运以礼自治的思想

在中国近代经学史上,王闿运的经学研究自成体系,独树一帜,是晚清学术嬗变过程中极为重要的一环。他提出"经学以自治,史学以应世"的观点,强调通经致用,并指出诸经所言皆是礼,以礼治人必须先自治。五经之中,王闿运独崇《春秋》,认为致用之道在《春秋》,其思想的重点在于礼与乐盛,修文德,崇礼让,尚义轻利,邦国和谐,这与我们所认知的晚清公羊学家有明显的不同。     

义本春秋，崇礼自治：王闿运《论语训》兼采古今之释经特色探析

晚清经学随着常州公羊学派的兴起,出现了一股“经典释义《公羊化》”的倾向。王闿运经学派别之归属,历来多归于今文学派,而事实上他并不拘泥于学术史之今、古门户之争,其治经风格倾向于“兼宗今古文的公羊学风格”。其《论语训》既有别于刘逢禄、宋翔凤、康有为,也不同于俞樾等,在“义本春秋,崇礼自治”的主旨下,“采辑古今所传,以广集解;又下己意,通其所蔽”,呈现出“训诂与微言”相结合,古今兼采的释经特色。     

王闿运治经思路初探

王闿运遍注群经,主《春秋公羊》,其经学体系自有特色,是晚清学术嬗变过程中极为重要的一环,他的治经思路是不措意于学术史今、古文之间的内部纷争,而专意于通经致用理想的发挥;并把老庄之道引入经学,具有欲抛开前人的传注,直探经文本意的倾向,对后世学人治经产生了重要影响。     

"范式转移"视域下的宋代经学学术话语转型

"范式"重在强调科学社群进行某项研究的共识,包括研究对象、方法、标准和信仰的一致性.当面对危机时,科学社群因为学术信念的改变而大规模地破坏原先的范式,转移先前的研究重心和研究方法,由此导致"范式转移".经学由在汉唐时期偏重训诂转变为宋代偏重义理,直至理学歧出于经学成为学术主流,其本质是宋儒面对时代困境,因治经信念改变,通过对治经重心、治经方法的反思调整而进行的学术回应.宋代"经学变古"的实质为经学学术话语的"范式转移".     

"范式转移"视域下的宋代经学学术话语转型

"范式"重在强调科学社群进行某项研究的共识,包括研究对象、方法、标准和信仰的一致性.当面对危机时,科学社群因为学术信念的改变而大规模地破坏原先的范式,转移先前的研究重心和研究方法,由此导致"范式转移".经学由在汉唐时期偏重训诂转变为宋代偏重义理,直至理学歧出于经学成为学术主流,其本质是宋儒面对时代困境,因治经信念改变,通过对治经重心、治经方法的反思调整而进行的学术回应.宋代"经学变古"的实质为经学学术话语的"范式转移".     

"内圣"还是"外王"——重新解析王安石讲学金陵的学术建构

北宋王安石讲学金陵时,其经学理念仍朝"内圣"方向深进.读《诗》治《书》,皆见道德心性.特别是他创新"礼乐之学",更弥补了前期"王学"在本体论上的诸多不足.同时,他继续坚持早年"为己之学"的立场,内求诸身;且精求义理,重析"仁"、"礼",以内统外,完成了力主"内圣"的"金陵王学".它与后世学者批判的对象--一种极富"外王"指向性的"三经新学",大有分别.     

辽代后期契丹腹地生态环境恶化及其原因

辽道宗、天祚帝执政的辽代后期,契丹腹地生态环境恶化,秋冬春三季酷寒多雪,土地沙化严重,狂风沙暴天气增多.所有这些,除正史文献有少量记述外,此间使辽的北宋使臣在其使辽语录及使辽诗作中,均有较多的形象描述.援引宋人使辽语录及使辽诗作中的相关记述,结合历史文献和考古资料,探讨辽代后期契丹腹地生态环境恶化及其原因,或可拓展一条研究辽代环境史的新路径.     

廖平经学思想研究述评

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廖平经学思想的研究在前人的基础上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对廖平经学思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廖平经学六变的学术道路及其变因的研究上.在这方面取得了一些共识,但也有一些不同的观点.另外,关于廖平和康有为经学思想师承关系的研究也是一个热点问题.在这方面出现的研究成果使这一问题越来越明朗,但真正解决仍需时日.只有从社会历史发展的时代特征与学术主体的思想相结合的角度来重新评价廖平的经学思想,我们对廖平的经学思想的认识才会更为客观和全面.     

宋太宗雍熙北伐失败后的对辽策略

北宋雍熙北伐失败以后,宋辽接着又进行了几次战争。宋太宗及群臣从战争的现实中逐步改变了对辽策略,终于从战略进攻完全转为战略防御,并采取了若干较为有效的防御措施。同时,又积极主动去谋求对辽和平。宋太宗对辽策略的重大转变,应予以充分肯定。本文在论述此观点的同时,亦意在纠正流行的对这一策略的否定看法。     

廖承志与中日友好事业统一战线的建立

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克敌致胜的成功经验之一,在恢复和发展中日友好关系的实践中,廖承志作为中国政府对日工作最高负责人,成功的运用了这一经验。他大力发展民间外交,使更多的日本人了解中国,造就了民间交往的潮流,为中日邦交正常化奠定了基础。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廖承志广交朋友,通过与日本各界的广泛接触,建立了中日友好事业最广泛的统一战线,不断推动着中日友好事业之车向邦交正常化前行。     

廖平的《王制》研究

廖平认为,经学之核心在于礼制,经学之分今古即在于所说礼制的不同。今文学所主礼制同出《王制》,古文学所主礼制同出《周礼》。廖平治经专重《王制》,是其以礼制治《春秋》的学术宗旨使然,也有深刻的时代烙印,对这一现象的分析,有助于我们对晚清经学发展脉络的总体把握。     

廖平经学初探

廖平为近代蜀中著名学者。文章对廖平的经学演变作了恰当的评述。文章在肯定其二变、三变的功绩时,能指出其不足;在基本否定其四、五、六变时,又能对其某些可取之处予以肯定。     

从斯坦纳翻译四步骤理论看译者主体性——以翟理斯《聊斋志异》译本为例

以乔治·斯坦纳在哲学阐释学基础上提出的翻译四步骤理论为理论指导,以汉学家翟理斯对古典名著《聊斋志异》的翻译为研究对象,尝试将译者主体性这个抽象概念分解到斯坦纳的“信任”“侵入”“输入”和“补偿”四个具体翻译步骤中,以期证实在这一文本的翻译过程中翻译家翟理斯的主体性作用在四个具体步骤中得以充分展现。     

辽朝与大食帝国关系考论

辽朝与大食帝国长期保持着频繁的商业贸易关系,史书对此虽鲜有记载,但近年来的考古发现却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大食盛产的玻璃制品、犀牛角、乳香、琥珀、玛瑙等都通过丝绸之路大量流入辽朝,倍受辽人的喜爱。在大食帝国境内盛行的打马球、猎豹技术,以及大食出产的金银器、瓜果、蔬菜等,也都传入辽朝境内,并反映于各种文献记载或内蒙古东部地区、辽宁等地发现的辽代墓葬壁画和佛塔雕刻中。大食文化与物品的输入,极大地丰富了辽人的社会物质文化生活。同时,通过贸易往来,辽朝文化对大食也产生了一定影响。二者的交流是双向的。     

论高拱的治辽方略——以明隆庆五年“辽左大捷”为中心的考察

明嘉、隆时期,东北辽东地区东有土蛮各部劫掠,西有建州女真侵扰,局势岌岌可危。为扭转这一局势,高拱采取的治辽方略是：大力推行边政军事改革,以提高明军的防御作战能力;破格任用张学颜巡抚辽东,使其与总兵李成粱协同守边,共同御敌。可以说,这是高拱取得辽左大捷的两个决定性因素。故此,明清及近现代的政治家、史学家给予了肯定性评价。     

略论沈辽散文的思想内涵

沈辽散文内容丰富,主要反映在:知我知佛,崇仰佛门;佛忘我忘,修身持节;达观自然,超然物外;民生艰焉,为善殖福。从中既可以看出沈辽在思想上的复杂性,也可以看出他有一颗爱民之心。沈辽在政治上坎坷不平,一度被弹劾流放,颠沛流离中并没有意志消沉,而是形成了一种达观自然、超然物外的处世观,这也是整个宋代文人思想情感变迁的一个缩影。每到一处,沈辽都很关心民生,他的爱国爱民的高尚情操,令人景仰,这也是他诗文中光辉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