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北魏孝文帝改革——兼谈改革对民族融合规律的启示

北魏孝文帝改革涉及鲜卑人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变革,尤其是对鲜卑族的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孝文帝欲以“全盘汉化”的措施促使鲜、汉民族早日融为一体。客观地讲,孝文帝改革对北魏历史、对鲜卑族的发展都起到了较大的推动作用,将北魏的民族融合进程推向了历史的新高潮。但改革措施具有明显的“强制汉化”的特点,鲜、汉民族融合进程中呈现出“捏合”的特征,这不仅不符合民族融合的规律,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北魏的灭亡。     

唐故游击将军穆泰墓志考释——兼论唐朝胡人汉化的问题

文章在考释近年出土的唐故游击将军穆泰墓志铭文的基础上,分析穆泰本人及其先人籍贯、家居、任职等情况,推测穆泰家族源自鲜卑,系北魏孝文帝改鲜卑(贵族)姓为汉姓辗转而来。文中对穆泰等人所任职务、任职地点等在前人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多有订正和补充,澄清了若干唐史和民族史学界长期存而不明的问题,并以此揭示鲜卑人汉化的具体过程。就穆泰家族而论,因其多在都城西北诸民族势力活动之地,又以武职为显,其家族汉化较之进入内地核心区之鲜卑人汉化之例显有差别,其特征表现在:在融入儒家文化圈的过程中还保留着北方游牧民族文化的若干因子,在物质层面背后还寄托着本民族的某种精神情怀。     

崔浩之诛与民族矛盾何干

论北魏之民族关系者,几乎无不提及崔浩之诛,认为它是北魏国家中民族矛盾不可调和的结果,认为崔浩主张五等封建制、主张分明姓族、一次荐举汉族士人数十、各起家郡守,其目的是为了抬高汉人大族地位、压抑鲜卑贵族,因此引起太武帝拓跋焘和鲜卑贵族的不满,最后以崔浩著史直书犯忌把他杀掉;历来认为,崔浩之诛“可以表现士族与鲜卑贵族的关     

党项鲜卑关系再探讨

党项族是以鲜卑部落为统治阶层、以羌族部落为主体的民族。其中心拓拔部是鲜卑秃发部与乞伏部的后裔,在南凉、西秦政权灭亡后,他们加入吐谷浑,出于凸显与当时北方最大鲜卑政权北魏的关系,但又在某方面以示区别的复杂心理,而将部落名改为"拓拔",既与北魏拓跋部音同,而又字异。吐谷浑政权衰亡后,拓拔部进入党项之中,成为其部落中心,并联合了当地的折掘、乙弗等鲜卑部落,共同构成了民族的统治阶层,控制着当地诸羌族部落。     

洛阳地区元氏墓志所见文化融合

北魏时期元氏墓志所处的是民族大融合时期，是孝文帝迁都洛阳之后，实行“汉化改革”运动下的产物，其关联着社会文化的发展与交流状况；元氏族人所呈现的文化素养是跟随“汉化”进程而逐渐改变的，是元氏家族从“辞无烦华，理从简实”到“词义贞刚，重乎气质”的蜕变，以及语言文化方面的杂糅状态；其墓志的志文中可见鲜卑族人文化素养的嬗变，可见其从“渐学诗礼，善武爱学”到“尚穆南朝，文武双修”再到“才贯古今，善通南韵”的转变，从中窥见民族间文化的融合，以及民族融合对鲜卑族身份转换的影响。     

民族关系基本层面——民族关系理论研究之二

民族矛盾是民族关系的基本层面.民族交往中的民族矛盾是民族关系状态的重要方面.调节民族矛盾是促进民族交往、实现民族关系和谐、促进民族发展的需要.     

我的祖先 我的盘锦

鲜卑族是继匈奴后在内蒙古高原上崛起的北方游牧民族，早在西周以后，鲜卑一词就在《史记》、《汉书》、《战国策》、《楚词》、《国语》等古籍中有所记载，并频频入史。在两晋南北朝时，鲜卑开始建立国家政权，其中有慕容氏建立的前燕、后燕、南燕、西燕，秃发氏建立了南凉，拓跋氏建立了北魏。入主中原的鲜卑人采取了少数民族与汉族大融合的政策，不但使鲜卑特色文化得到传承，也使中华民族文化得到大发展。     

《魏书》所见北魏公主婚姻关系研究

拓跋鲜卑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建立北魏政权,其政治制度、经济关系以至道德习俗等等都出现了许多不同于秦汉社会的新内容,婚姻关系也是如此。然而,以往学术界在研究拓跋鲜卑历史时却对婚姻关系不予注目,无人问津。本文拟就北魏公主的婚姻关系作些探讨,以从一个方面来展现北魏社会婚姻状况的多采风貌。     

拓跋鲜卑对鲜汉民族融合的影响分析

拓跋鲜卑是由我国北部鲜卑演化而来,并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南入建立了北魏王朝.在拓跋鲜卑南入过程中,受中原汉族文化影响大,并逐渐与中原汉族实现了融合.     

也论历史上民族融合的“良性发展模式”——与钱国旗同志商榷

本文对钱国旗同志《民族融合的良性发展模式》一文中的主要观点 ,提出了一些不同的看法。认为历史上的民族融合和民族同化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北魏前期和后期的民族融合具有不同的特点 ,后期的鲜汉“民族融合”过程中强制性“全面汉化”的特征很突出 ,属于强制性民族同化 ,而且该文章的主要内容与所得出的结论间并无直接的因果关系 ,故北魏后期的“民族融合”并非“良性” ;同时 ,这种“良性发展模式”在历史上也不具有明显的“示范意义” ;历史上存在以汉化为基本特征的民族融合 ,但不以北魏后期的那种强制性“全面汉化”为特征     

从最新考古学成就看鲜卑族的渊流与发展

本文利用最新的考古学材料把鲜卑族先世的历史推到旧石器时代晚期,即距今12000-10000年前,以后又经过新石器时代(8000-4000年),青铜时代(4000-2000年),到了汉代鲜卑族,并发展为隋唐的室韦、蒙古、明清的锡伯族。     

护乌桓校尉府探析

护乌桓校尉府设于汉武帝元狩年间,是两汉魏晋王朝监领统辖归附中央王朝的乌桓、鲜卑诸部事务的官属机构。曹魏以后,历任护乌桓校尉均由幽州刺史兼任。护乌桓校尉掌管乌桓、鲜卑部落的安抚、赏赐、管理、互市贸易,以及乌桓、鲜卑大人朝见天子、纳贡、质子等事项,使其为汉侦候、守边。护乌桓校尉初期是以军事职掌为主,后期行政管理的职掌逐渐加重,并与郡县官吏共同管理乌桓、鲜卑的事务。     

辽代捺钵制度研究

辽代的捺钵制度是中国历史上颇富民族特色和地域特色的一项政治制度 ,它起源于契丹人的游猎生活。所谓捺钵制度主要是指以辽代皇帝为中心 ,以狩猎活动为主要表现形式的巡守制度和游幸活动。四时捺钵是辽代政治体制的集中体现和契丹族狩猎文化的重要载体 ,也是辽代社会历史的一个缩影。作为一项政治制度 ,四时捺钵不仅对辽代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而且也影响到了后世的金、元、清三朝     

关于东胡族的几点看法

本文通过考古发掘和历史文献材料分析探讨历史上的东胡族。从分析结果看,东胡族从商至战国时期就已存在,而且主要活动在商周的正北方和燕、赵的东北方。其经济主要以游牧为主、兼营游猎、山林采集和农耕。东胡族在战国时期政权强盛,至西汉初年被匈奴击败,余部退聚乌桓山和鲜卑山,形成了后来的乌桓与鲜卑族,从此东胡之名也从历史上消失。     

近代回族报刊与回族社会现代化意识的交互关系

本文从两个方面论述了近代回族报刊与回族社会现代化意识之间的关系.一方面,近代回族报刊作为大众传播媒介对近代回族社会现代化意识的萌芽和发展有着巨大的促进作用,是回族社会现代化意识的引进者、培养者、刺激者和宣传者;另一方面,近代回族社会现代化意识的发展也给近代回族报刊的发展提供了一个特殊的生存环境,使近代回族报刊显示出与时代相适应的功能、地位和特点.     

关于霍集斯的几个问题

霍集斯(1710年-1781年)①,乌什维吾尔人,清朝统一新疆过程中归顺,曾扮演清朝军政生活中的重要角色,并对清朝统一新疆大业的顺利进行产生过重要影响。本文拟就霍集斯的宗教派别,其家族在新疆的地位,其家族投清对清朝统一新疆大业的影响及投清后的授官封爵情况等问题进行浅述,以期弥补这方面研究的不足。     

南京回族社区的消失与回族文化传承的思考

南京是东南沿海城市中回族人口最为集中的城市,早在明代就形成了回族伊斯兰文化社区。然而,近年来随着南京最大、最典型的“七家湾回族社区”的拆迁,引起了人们对回族社区的消失与回族文化传承问题的思考。“七家湾回族社区”的消失,除外界因素外,其内部经济生活方式、社区组织形式、婚姻情况、受教育的形式和内容的变化也是其重要原因。实际上,回族社区的保存和回族伊斯兰文化的传承,一方面需要政府有意识地加以保护,另一方面,更需要回族自身的“文化自觉”,通过不断反思、不断总结、不断汲取优秀文化精华,并不断创新的方法来解决。而伊斯兰文化核心价值观和伊斯兰文化发展的历史,为我们提供了极其有用的思想工具和途径。     

匈奴受汉文化影响初探

匈奴自与中原联系后,就受到汉文化的强烈影响。本文运用相关文献、考古资料,比较系统地探讨了匈奴受汉文化影响的表现,并简要地探求了其中的原因。匈奴受到了汉文化的影响,逐渐与汉族趋于一致,但是这个过程是非常缓慢的。     

皇太极的汉族文人政策评述

皇太极时期是清朝政权由武治向文治转变的重要阶段。在这一过程中,汉族文人对皇太极的施政无疑有着重要的影响。但是皇太极对于汉族文人的重视并不是从即位之初就开始的,而是存在着一个逐渐转变的过程。天聪三年文馆的改制,天聪五年俘获张春,这两件事彻底地改变了皇太极对汉族文人的看法。     

新疆伊犁回族社会关系重构研究

人是生活在社会网络关系体系中的一个“社会再造体”,社会关系网络是人的社会资本.移民社会中,社会关系的重构,是移民获得社会资本的主要途径.伊犁是一个典型的移民社会,回族在这个移民社会中,通过三种模式不断地重构其社会网络关系:一是自清末以来,内地回族人在“亲串亲,邻串邻”的模式下,不断迁移到伊犁,移植故有的社会关系,建构了“亲串亲,邻串邻”模式的社会关系;二是与当地人建立婚姻关系,建构了婚姻模式的社会关系;三是交接朋友,在新疆伊犁地区回族之间玩着一种互帮互助的社会资本,即“玩恰依”,建构了回族内部朋友模式的社会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