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正式制度视域中西北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机制探究

西北民族地区自改革开放特别是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时期以来,经济建设、社会发展等领域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但经济社会发展机制上仍然存在着缺乏良好的自然条件和发展基础、民族宗教关系造成社会利益关系复杂多变、社会建设滞后影响发展系统的稳定、地区发展差距与利益保障协调机制非同步性的矛盾亟待解决等问题。从非正式制度视角深入思考这些社会治理中的新问题,认为应通过引导西北民族地区群众合理表达利益需求、挖掘民族传统文化政治资源,激发个体和群体的创新动力、加快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建立健全利益整合机制和社会保障体系等方面逐步实现西北民族地区的健康协调发展。     

多民族聚居地区农村社会管理的路径

随着社会转型加速,多民族聚居地区农村社会发生了深刻变迁,农村社会问题呈现频发性、多样性、复杂性等特点,使多民族聚居地区农村中的社区利益纠纷协调机制的结构性、社会管理的主体参与、社区硬性管理与软性管理的衔接、各民族发展差距扩大化等问题不断出现。而传统社会管理方式难以为继,亟需提升农村社会管理水平,完善农村社区利益协调机制,构建和谐多民族社区;建立和完善农村社区管理多元化主体参与机制;实行社区管理中软硬性管理的整合;优化资源,才能真正促进各民族的和谐发展。     

浅析西部大开发中的人民内部矛盾

西部大开发是涉及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及人民生产生活方式、思想文化观念更新的重大变革。这场变革内容广泛、深刻、复杂,必然产生各种矛盾。既有发展西部地区经济与保护其生态环境的矛盾,又有西部少数民族在汇入世界经济科技一体化潮流过程中,思想文化观念、生活方式及习惯不适应造成的民族之间及民族内部的矛盾,也有东部发达地区与西部欠发达地区的矛盾,还有国企改革带来的一系列社会矛盾,这些矛盾呈现出较明显的利益性、非政治性和复杂多变性特点。正确认识和判断并采取切实有效地措施解决好这些人民内部矛盾,对于西部大开发的顺利进行,促进西部及整个社会政治稳定、民族团结、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具有重大意义。     

我国农村地区群体性纠纷之特点论析

当前我国农村地区,利益主体日益多元、利益诉求日益多样、利益心态日益复杂,由此引发的社会冲突不断加剧,各种结构型矛盾、群体性纠纷日益增多,对农村群体性纠纷之特点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从整体上审视,我国农村地区群体性纠纷呈现出五个方面的鲜明特点:突发性与长期性、兼具组织性与自发性并立、暴力性与非暴力性共生、多元性与多样化突出、负向性与正向性同在.     

维护边疆民族地区社会稳定的利益表达机制

当前我国边疆民族地区社会冲突的利益矛盾主要表现为经济利益补偿不公引发的利益纠纷、自然生态破坏产生的利益威胁、社会保障不实引起的利益矛盾以及民族文化权益被侵诱发的利益冲突。利益主体多元、利益分配不公、利益协调不力、利益表达渠道不畅、利益诉求不达是影响边疆民族地区社会稳定和群体性事件的主要原因。建立公正合理的利益分配和利益协调机制,建构公平畅通的利益诉求与表达机制,健全公开高效的信息沟通与反馈机制,是规避边疆民族地区社会风险,切实维护边疆民族地区社会稳定的有效途径。     

我国民族地区农村低保制度的特殊价值探讨

民族地区农村低保制度是国家对民族地区农村贫困居民按照最低生活保障标准进行金钱或相当金钱数额生活必需物品救助的一系列制度,是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保障民生的重要制度。建立健全农村低保制度有利于维护民族地区农村贫困居民的基本生存权,缓解民族地区与其他地区的矛盾以及缩减地区差异,更能促进民族地区农村社会和谐发展和稳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战略资源储备与民族地区出口产品结构调整

随着经济发展,进行战略资源储备已越来越重要。但是民族地区出口产品结构中战略资源密集型产品占据重要的部分,出现了国家经济安全与民族地区经济利益的矛盾、民族地区经济短期利益和长期发展的矛盾。解决这些矛盾需要争取国际市场的定价权、增加战略资源储备、发展循环经济、补偿民族地区经济损失、培育新的比较优势产品。     

贵州民族地区农村产业结构的动态研究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业在贵州民族地区经济中仍占有相当大的份额，而贵州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程度，极大地制约了全省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农业及农村问题解决了，整个社会经济结构的生成转换、协调匹配等就比较容易解决。所以求文力图把民族地区的农村产业结构问题纳入全省社会经济发展的大环境下，从动态上研究贵州民族地区农村产业结构的生成、演变的过程、特征、矛盾及变化趋势，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民族地区农村严业结构调整的总体思路、基本原则和基本对策，以期望对研究和制订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政策尤其是农村发展政策有一定参考价值。     

以利益协调为着力点,破解边疆民族地区农村基层社会管理机制创新难题

近年来中国农村社会发展中的大规模群体性事件的爆发,普遍表现为以经济利益纠纷为根源,导致公开的社会冲突,然后通过政治民主化的方式,以满足群众合理的经济利益的诉求,化解矛盾,重构社会管理机制的基本逻辑,已经逐步演变为农村基层社会矛盾解决的一种基本模式。应跳出这种依靠单纯政治工作方式的改变来解决农村基层大规模群体性社会冲突的思维局限,注重研究社会现象产生、社会矛盾冲突的根源性因素,从依赖政府管制手段对付市场竞争中的不确定性,转变到依靠市场竞争手段,突出政府在市场体制下的协调者服务者的角色来克服市场经济的不确定性。以利益关系的调整,特别是经济利益关系的重构为着力点,推进农村政治民主化进程为手段,促进民族团结、边疆稳定为目标,构建边疆民族地区农村基层社会管理机制,为彻底改善新时期的党群关系提供理论依据。     

农村城市化进程中的利益矛盾及其化解策略

农村城市化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由于社会资源重新分配和利益关系调整,农村城市化引发的利益矛盾广泛存在于收益差距、农民工权益维护、征地拆迁土地纠纷、干群关系和就业等领域,影响社会和谐。必须坚持深化改革,大力发展城市经济,畅通不同群体利益表达渠道,创新利益分配、平衡和补偿机制,改进干群关系,加强社会管理建设,化解相关利益问题及其矛盾,促进农村城市化健康发展。     

论民族地区县域高职院校的民生改善功能

民生改善不仅是个体的幸福追求,更是大多数人的共同期待。然而,"逃离"式的民生改善,突显了个体与他人、个体与社会民生改善的矛盾,这一矛盾在民族地区表现尤为突出。民族地区的民生改善除了有着与一般贫困地区的共性之外,文化差异是其面临的特殊问题。他者视角、外来角色的民生改善只能是低效的。在县域经济与高职教育转型发展的社会背景下,县域高职院校服务民族地区民生改善成为可能。通过个案分析发现,县域高职院校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个体的生存发展与社会民生改善的统一,但距应然的理想目标仍有较大差距,突出表现在民族地区县域高职院校数量少、服务定位不够精准以及毕业生的外向输出三个方面。因此,参与民生改善的相关主体需共同为之努力：政府以差异补偿助推美好生活;高职院校坚持服务县域民生改善的办学定位;企业积极参与高职办学,以实现利益共享;个体努力实现自身与社会民生改善的统一。     

当前中国民族地区社会保障状况实证研究

近年来,国家通过"兴边富民行动""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规划"和"少数民族事业十二五规划"等措施加大了对民族地区财政扶持的力度,使民族地区的社会保障覆盖面有所扩大、保障能力有所增强。为了量化反映民族地区的社会保障水平,以5个自治区、30个自治州为研究对象,以统计数据为基础,采用编制民族地区社会保障指数的方法,通过计算各民族地区的社会保障指数,发现社会保障水平居于全国之上的只有内蒙古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西藏自治区3个自治区,海北藏族自治州等7个自治州的社会保障水平与全国平均水平持平,而其余的自治区和自治州的社会保障水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临夏回族自治州的社会保障能力最低,仅达到全国平均水平的70%。总体上,民族地区的养老保障能力最薄弱,其次是医疗保障能力,最低生活保障能力相对较好。     

民族地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法制基础——纪念民族区域自治法颁布实施20周年

20年来,我国民族区域自治法制建设取得了重要成就。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发展,必须进一步贯彻实施《民族区域自治法》,这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全主义政治文明的必然要求,也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进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只有坚持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统一,才能为民族地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良好的政策环境和法律保障。     

印度少数民族政策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印度政府对少数民族和少数民族地区在政治、教育、就业、资源开发与保护、农村建设以及社会保障等方面采取了多种政策和相应的帮扶计划,取得了较好的成效。印度的做法对我国少数民族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有一定的启示和借鉴意义。我国应当在政治上提升少数民族的参政议政权;制定并实施发展少数民族教育和促进少数民族就业的政策和帮扶措施;建立少数民族地区资源开发的利益保护与补偿机制,加快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发展并努力完善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保障体系。     

少数民族习惯法：构建西部和谐社会的法治源泉——一种法律人类学的阐释

构建西部和谐社会,必须立足于西部少数民族的特殊情况。法律人类学认为,法律具有维持秩序和社会控制的本性,具有解决纠纷的作用,具有文化性。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因其发展的历史惯性到目前仍然践行着丰富的传统习惯法规范,而这些习惯法规范天然地内含着实现人与自然和谐、互惠与合作、符合公正和效益目标和多元纠纷处理机制等诸多构建和谐的因素。提取和升华这些积极因素,少数民族习惯法与国家制定法是可以协调、整合和良性互动的,从而成为构建西部和谐社会的坚实法治源泉。     

“底线竞争”抑或“上限竞争”——以美国公司法制度的竞争为视角

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各州为了吸引公司注册,在公司法上展开了竞争。这种竞争是"底线竞争"("向下的竞争")抑或"上限竞争"("向上的竞争")一直存在着争议。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关键是要看在公司法的基本矛盾中应当如何取向:一方面,基于平等的主张,保护包括小股东在内的其他利益相关者,防止内部人控制;另一方面,基于效率的主张,促进公司管理者更为便利地行使权力,保证公司创造社会财富。法律的目标在于强调哪个方面?联邦化,抑或地方化?股东保护,抑或包括管理者在内的利益相关者保护?等等。这实质上是法律理念的一个矛盾。     

普惠视域下民族地区金融发展法制保障的思考

金融是现代经济制度的核心,而我国民族自治地方金融发展较为落后,阻碍了其经济政治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需要以法律制度保障差别性支持民族地区金融的发展。现行法律政策等对民族地区金融发展支持力度较弱,应从普惠金融法的价值如“安全、效率、普惠、共享”等以及民族团结与共同繁荣发展入手,采取多种途径和方式创新、完善民族自治地方金融法制,促进民族地区金融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可持续发展。     

社会史研究视野中的《溪蛮丛笑》——兼论《溪蛮丛笑》在少数民族社会史研究中的地位

南宋人朱辅所著《溪蛮丛笑》一书,以条目体例形式记述了公元12世纪沅江流域各民族的衣饰发型、食物崇尚、居住婚丧习俗、土产方物、村社组织、等级、阶层、家庭制度、社会交往、节日生活、民众娱乐、民间宗教信仰、文物古迹等社会生活内容,比较真实地反映了“五溪”地区各民族的具体生存状况及生活理念,展示了少数民族社会生活的独特性和多样性,提供了“五溪”地区少数民族经济生活和社会关系、社会地位方面的大量信息,揭示了各民族生存的特殊社会环境,为中国社会生活史这门学科向少数民族社会生活领域拓展奠定了基础,是构建少数民族社会生活史这一新学科的重要素材。     

民族地区的"三农"问题

中国的民族地区主要分布在农村。民族地区的农村不仅被农村普遍面临的"三农"问题所困扰,而且由于其自然环境和社会历史条件的特殊性,成为"三农"问题最突出、最集中的地方。因此,解决民族地区的"三农"问题,是促进少数民族地区自身发展的需要,是促进民族团结、防止民族分裂的需要,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需要。     

论"社会根本矛盾"范畴

目前,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社会矛盾系统结构层次和范畴体系的研究,倾向于将其分为社会基本矛盾、社会主要矛盾、社会具体矛盾的"三分法".这种分法缺少一个层面,即"社会根本矛盾"这个最基本的层面."社会根本矛盾"范畴确立后,人类社会矛盾系统和范畴体系就被分为四个层面、四大范畴.作为我国现阶段社会主要矛盾,需要和生产的矛盾也就上升到了"社会根本矛盾"的地位,这样更有利于理解当代中国的现实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