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群体性纠纷的形成逻辑及其多元化救济机制

我国群体性纠纷涉及的类型复杂多样.西方发达国家的群体性纠纷主要是在社会化大生产高速发展之后产生的消费者权益纠纷、环境污染纠纷、公害纠纷等,即涉及扩散性、分散性利益的"现代型纠纷".而我国当前的群体性纠纷类型则包括了前现代型纠纷、现代型纠纷以及后现代型纠纷.纠纷的复杂性必然决定了我们无法照搬西方国家群体性纠纷制度的理论与实践.问题的解决路径只能是厘清群体性纠纷的生成逻辑,针对不同的纠纷类型构建多元、务实的群体性纠纷的救济体系.     

农村纠纷解决的新思路——以在线纠纷解决机制为视角

在线纠纷解决机制成本低廉、弱对抗性以及灵活便捷的特性使得其在纠纷解决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随着农村地区互联网的普及,在线纠纷数量日益增多,新型纠纷不断涌现,传统纠纷解决机制在适用上存在困境,也为农村引入在线纠纷解决机制提供了可能性。我国农村的地区发展差异以及在线纠纷解决机制的信任性与接近性障碍是当下农村引入在线纠纷解决机制面临的挑战。建议从在线纠纷解决机制的模式选择、平台构建、配套措施、宣传推广等方面构建适合农村地区的在线纠纷解决机制。     

合作解决预防性环境群体性纠纷模式分析

作为环境纠纷的重要类型,预防性环境群体性纠纷由环境风险引发,其状态变化可体现在潜在、表现、激化三个层面。通过考察行政机关、企业、利益相关公众、专家、司法机关、环保NGO在纠纷各个层面中的角色与功能,可以发现我国现行预防性环境群体性纠纷解决模式属于以行政机关为中心的单一对抗模式。随着环境纠纷的发展与我国立法改革的进行,此种模式已面临全面挑战。相较而言,多元合作模式有助于消除对抗性,更符合我国预防和解决预防性环境群体性纠纷的实际需要。     

我国群体性纠纷解决机制的反思与改革

随着社会转型的深入,我国群体性纠纷日益增多,建立完善的群体性纠纷解决机制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保障。但当前我国群体性纠纷解决机制存在整体结构设置不合理、相关制度设计存在缺憾、与外部机制脱节等问题,因此,应当以司法最终解决原则、效率原则、弱势群体保护原则等为基点,从改革诉讼制度、完善诉讼外纠纷解决机制、健全配套机制等方面入手对其进行改革完善。     

涉农群体性纠纷的多元化解决——以涉农群体性纠纷类型化为视角的分析

我国变动不居的涉农政策常常与滞后的法律相冲突,这不仅加剧了涉农群体性纠纷的复杂性,也使得纠纷类型呈现出多样化形态,通常可分为政策规范处理型涉农群体性纠纷、法律规范处理型涉农群体性纠纷以及政策规范与法律规范交汇处理型涉农群体性纠纷。通过对每一种类型选取的实例分析表明,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应对涉农群体性纠纷的前提条件是解决纠纷的规范必须明确、具体。只有这样,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介入具体的纠纷才可能发挥效用。     

多元化:两大法系群体性纠纷解决机制的当代走向——兼论我国群体性纠纷解决机制的未来趋势

在21世纪之前,两大法系诸多国家或地区在建构群体性纠纷解决机制时一般采用单一化的模式,而当历史的车轮进入21世纪后,两大法系众多国家群体性纠纷解决机制日渐呈现出多元化建构的强劲趋势.建构多元化的群体性纠纷解决机制具有多重价值与意义,这对于群体性纠纷解决机制单一化建构的我国而言,无疑具有一定的启发与借鉴意义,我国未来群体性纠纷解决机制也应走多元化建构的路径.     

我国农村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探析

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是我国重要的社会治理方式,在解决农村矛盾纠纷的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能够在我国广大的农村地区存在并发展,因其有着重要的现实基础。目前,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在司法的权威和公信力、各纠纷解决机制关系和功能发挥等方面存在诸多问题,严重制约了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作用在农村的发挥。因此,有必要在坚持多元化与利益协调理念相统一、人本与保护农民权益理念相统一、法治和自治理念相统一的前提下,从不同的方面对我国现行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予以完善。     

政府处置群体性纠纷的应对策略

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政府对社会实施管理并引导着社会的发展.频频发生的群体性纠纷表明,解决群体性纠纷除依靠公安司法机关之外,政府对于群体性纠纷的处理正在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政府在处置群体性纠纷中必须要有清晰的思路,根据群体性纠纷的现状探讨应对策略,这是提升政府预防与处置群体性纠纷能力的     

农村多元纠纷解决机制构建进路研究

当前农村正处于由传统逐渐向现代过渡的后乡土社会阶段。农村纠纷逐渐呈现出纠纷主体多元化、地缘关系减弱、纠纷缘由利益化等特点,单纯依靠传统的纠纷解决方法难以应对复杂多变的农村纠纷类型。构建农村多元纠纷解决机制是农村法治建设的必由之路,也是法律的普适性与本土性、农村法治与村民自治、公民权利救济理论的共同意涵。纠纷处理中应把握法情协调、完善行政救济与人民调解、加强各纠纷解决机制协作、大力发展乡村经济,构建新形势下的农村多元纠纷解决机制。     

群体性纠纷非诉讼解决机制探析

群体性纠纷具有不同于一般社会纠纷的特殊性,其有效解决除依靠常规的诉讼手段外,非诉讼的纠纷解决机制也具有重要的作用.群体性纠纷的非诉讼解决机制包括协商和解、调解、仲裁和行政处理等方式.有效解决群体性纠纷就要进行理念更新、结构调整与制度建设,并建立与完善预控机制.     

论共同犯罪中止的认定标准

当前对于共同犯罪案件如何认定犯罪中止,司法机关在办理中是仁者见仁,法学人士在讨论研究中是智者见智。共同犯罪中止的认定,应以行为人自动停止犯罪并有效地阻止其他共犯利用其先前行为继续实施犯罪或防止危害结果的发生为标准。     

行政机关违法设定许可的法律责任探析

对于行政许可违法的法律责任问题,人们往往是从行政许可实施违法的角度进行研究,而对于设定违法及其责任追究的探讨却相对薄弱。然而,行政许可设定一旦违法,其对相对人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损害将会更大,因此,对许可设定的违法及其责任问题进行研究,以避免违法行政行为的发生,促进政府依法行政,不仅必要而且是非常有意义的。     

还本售房合同的法律效力分析

本文通过对案件的深刻剖析,论述了认定合同的依据、广告行为的效力、公司与股东的责任以及公司主体的混同等重要问题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高校贫困生认定工作面面观

国家贫困生资助政策实施以来,对贫困生帮助很大,同时在实际运行中还存在着一些问题。本文提出贫困生认定工作仍需要进一步采取各种相关配套措施,以推动和保障贫困生资助工作更好地开展。     

代位权行使效力的研究

关于代位权行使的效力, 有入库规则说、平等受偿说、优先受偿说等几种观点。从立法目的、法律功能、法律成本和效率、其他债权人利益的保护、中国司法解释的性质和来源来说, 中国应选择优先受偿说的观点, 赋予代位债权人优先受偿权, 建立代位权上优先受偿权的现代理念。     

从美国修订《1930年关税法》看我国外贸战略转型

2012年3月,美国参议院通过修订《1930年关税法》的法案,以便对中国、越南等“非市场经济国家”征收反补贴税。近几年,中美之间的贸易争端处于高发期,金融危机加剧了我国外贸出口中遭受的贸易摩擦。应尽快转变原有增长方式,提高产品附加值、降低对少数国家的路径依赖,开拓多元化市场、促进内外贸一体化,以实现我国外贸战略的转型升级。     

民国时期武术的科学化变革

作为现代武术发展史上的一个高峰,民国武术置身于当时人们追求＂科学＂的话语背景之中。以＂传统＂为特征的国术（武术）与当时的＂科学＂话语形成了较大的反差与抵牾。国术界要实现以武图强的远大抱负,国术的＂科学化＂问题首当其冲。鲁迅与陈铁生的论战围绕国术是否有提倡的必要展开,一方面为国术的科学化做了舆论上的铺垫,另一方面也促使国术界开始反思传统武术的痼疾。进而,国术界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展开了国术科学化的改造,其实质是确立发展国术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为国术的进一步发展铺平了道路。     

论当代人文社科学术期刊编辑视野的转移

当代期刊编辑理论研究,已经逐渐淡化了对期刊本身的功能、基本属性,办刊特色等的讨论,因为编辑学的理论发展,已经解决了这些基本问题。对于人文社科学术理论刊物,现在更多的是在关注人文社会科学的编辑出版与全球化背境下当代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关联性;当代学术批评与编辑的选择性思维方式;当代学术期刊的编辑过程及编辑活动与学术评价的关系;当代网络化条件下的学术活动与编辑活动的关联研究等与文科期刊相关的更为重大的理论课题。     

提单之债的性质及其诉权的构造

在不签发提单的情况下,利他契约理论能很好地解释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当事方的权利义务。但在签发提单的情况下,该理论就不敷使用。借助罗马法中的准契约理论,既能对提单下的义务转让进行合理解释,也能解决在实务中诉权的确定之难。     

财政专项资金统筹整合的法治抉择与规范分析——以贫困县统筹整合涉农资金为切入点

涉农资金等财政专项资金在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体系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统筹整合作为对专项资金专款专用原则的突破与平衡,加之其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地方财政自主权的边界范围,因而属于重大改革,必须于法有据。现有的政府主导财政专项资金统筹整合模式在实践中面临很大困境,而法治保障模式不仅具有价值必要性,更有其独特的制度优势。在"法治财税"理念的指导下,法治首先必须尊重财税规律、逻辑与模式,在此基础上,对中央及各省份专项资金统筹整合文件规范中与法治财税规范意旨不符的部分进行分析、审核和修正,以尽快建立稳定权威的专项资金统筹整合法治方略,顺应新时期民生财政的发展要求,并促进央地财政关系的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