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君子"观念的流变

“君子“在先秦时期有个动态演变过程:最初,“君子“并无明确的道德含义,只是对贵族男性的普遍称谓;其后,“君子“被早期儒家赋予道德内核,扩展为“君子之道“,并逐渐内化为个体的情感结构和原发本性。“君子“道德践履方式的确立,及实用体系的全面建构标志着君子道德价值系统的定型。这一价值系统的形成,及之后在实践中的运用,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政治层面上,突破了中国历史上森严的等级制,限制了王权的无限膨胀,为平民话语权的伸张提供了一种途径;在文化层面上,则用伦理道德构建了整个民族传统文化的价值核心,塑造了道德重于理性的文化形态。     

孔子的"君子"思想

君子是孔子在《论语》中树立的理想的人格典型。孔子对"君子"这个概念的含义做了重大的修正。他认为,君子是求"道",学以致其道的人。由于仁道很难直接把握,但礼乐、忠恕之道与仁道有极大的关联,因此,君子是通过克己复礼,掌握礼乐和忠恕之道来达到"道"的人。最后,求道有得——"德"——就成为了真正的君子,所以君子最主要就是指有德之人。这样的得道君子是符合道、与道为一、以身体道的人。在孔子看来,这才是获得了人之为人之本质的真正的人,真正的存在。所以,"君子"在孔子这里已经被赋予了存在论、本体论的意义。孔子的"君子"思想是他整个思想体系的理论前提。     

儒家君子的伦理性特质论析

基于泛伦理主义,儒家所构想的君子呈现出伦理性特质,这主要表现在四个层面。一是君子本质凸显伦理理性。儒家赋予君子更多优秀道德品质内涵,使之由侧重于表示身份、地位的称谓转化成为侧重于道德理想人格范式的称谓,并具有德性伦理与德行伦理的二重意蕴。二是君子致力于追求道德价值。儒家思想中的君子体现了对人类道德价值的共同愿望,不仅展现了自强不息的积极进取人生态度和厚德载物的博大宽容道德情怀,还彰显了重道与积德的道德至上精神品格。三是君子讲究道德理想。在儒家看来,一个有德有位的君子为人处世、治国理政要坚持善政以使民众向善、为善,要通过自己的道德示范作用对"有道社会"和"善治社会"进行建构。四是君子注重自我道德修养。儒家要求君子注重个人的自我道德修为,注重好学、修身、重行和改过,以此提高道德品质与道德境界。     

嵇康对"君子"的解构与建设

历史上,嵇康是名教的叛逆者也是坚守者,这主要体现在他对儒家"君子"的解构与建设上.从内涵看,嵇康君子人格型态既有儒家君子人格的品质,同时又"援道入儒",赋予"君子"新的内涵.这种儒道结合的特点虽然不是首例,但却形成一种新的人生格局,其以君子之"真"驳"伪",以"自然"解构"克己",以"志"抗命.嵇康视野中的君子具有"行不违其道"的修养工夫,这种道德行为的发出,不是在心中思考、计量"何为贤明"后去践行,而是顺着内心去行动,其行为刚好与外在的道德规范相符合.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儒家"君子"人格的建设.     

论牟宗三的"新外王"说

牟宗三的"新外王"说,旨在从中国传统文化之"内圣"的道德价值主体中开出中国文化之民主与科学的"新外王".这一问题的解决是通过道德主体如何"自我坎陷"而"曲转"为"架构"新外王的认知主体或形式理性来实现的.但这一独到深刻的见解也因此陷入到道德一元化的困境中.     

周敦颐的"君子人格"与"君子之政"及其当代价值

周敦颐在<爱莲说>、<通书>、<太极图说>等著作中对君子人格进行了阐述,区分了人生追求中的 "大"与"小",认为生命中之道德境界的追求高于和重于生活中之物质与地位欲望的满足,能有如此体认并能力行践履,便成就了"君子人格";以之从政,便是"君子之政".这些观念和实践值得今人高度关注.     

"儒道互补"原论

"儒道互补"既体现为中国古代的一种思想现象,亦体现为一种生活实景.道为宇宙万有之本根、宇宙生命之原质,以及个体以道的践履为通达其生命价值之终极境域的观念,这些均为儒、道两家所共有.儒、道两家之相异的根本点,则在于儒家在将道确认为存在之本体的同时,又将它确认为道德的本体,故生命价值必借道德践履才能充分实现;而道家则将道还原为生命本身,故唯有向自然生命之本真状态的回归才可能是通达于道的真正途径.但亦正因此故,儒、道两家遂开辟出了既具有本质同一性而又具有实践差异性的两种不同的生活世界与价值世界.     

儒家"成人之道"在曹植后期辞赋中的彰显

儒家的"成人之道"希望人们做"全人",并提供了范式.曹植生于王侯之家,儒家文化熏染使然."成人之道"范式伴其终生.随着曹操的逝世,曹植的人生陷入囚徒般的泥潭,人生态度发生较大变化,但其辞赋中却彰显了儒家的"成人之道",其作品内容体现着他一直恪守着"君子"的价值目标,恪守着价值能力上的"仁",价值取向上的"义",价值规范上的"礼".     

孟子"义"德思想析论

义是儒家道德的"五常"之一。孟子思想非常重视义,把义提升到与仁对等的地位,认为义是人心固有的善端,它和"仁、礼、智"一道构成了人区别于动物的道德性,是人们提高德性、成就道德理想人格的逻辑起点。在人生的历程中,义始终是人们的价值向导,义要求人们不贪利,不畏势,不媚俗,做一个有道德自觉心、有尊严、有主体独立精神的人,而不是做一个被欲望所左右、被权势所奴役的人。孟子还要求人们集义而养成浩然之气,做一个顶天立地的大丈夫,完成道德人格的塑造。当生命与道义发生冲突、要进行生义抉择的时候,孟子反对苟且偷生,主张慷慨就义,以生命最终完成自己的高尚道德人格。这是义的最高境界。所以说,义在孟子思想中,在心为德,施之为行,行之有道。     

"道德"溯源:形上本体与德性价值的统一

在中国传统思想体系和文化脉络中,"道"既指自然万物生成本原、运动规律,也标示人类社会生存方式、伦理秩序的本体规定以及道德实践的总体原则;"德"既表明万事万物的自然本性.也涵指人们基于天道、人道基础上的自然本性之德和个体心性之德."道"、"德"分别指称和对应于客观世界特别是伦理世界中的形上本原实体和人文价值理念.思想家们对二者意义的相互贯通及其辩证关系的寻究,孕育"道德"范畴并赋予其深厚的文化涵蕴,使其兼含伦理与德性、事实与价值的意义,奠基中国道德理性主义精神和文化的发展.作为本然性形上本体与应然德性价值相统一的"道德"范畴及其理念由此成为中国传统文化和伦理体系的思想精粹与核心范畴.     

《心灵史》与《荆棘鸟》主题之比较

产生于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心灵史》和《荆棘鸟》均以其对人生、人性的深刻透视关注着人类的精神世界。文章从 两部作品的人物入手进行分析,并试图对作品所呈现的宗教观、苦乐观、女性观等进行深入探究。     

“恶魔”的魅力《呼啸山庄》与《卡门》主人公浅论

希兹克利夫和卡门“恶魔”气质浓郁而独特。他们富有叛逆反抗精神，以“恶”抗恶，果敢地与物欲横流、罪恶孳生的时代社会进行曲折的斗争，追求自由本真的人生，对19世纪初叶西方“文明”社会的种种丑恶和异化现象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和辛辣的讽刺。     

《黑客帝国》与"中枢神经系统的延伸"

从中枢神经系统延伸的由来、有关“真实性”、实现和未来四个方面论述在电影《黑客帝国》中涉及的数字技术对人类未来社会将可能产生的影响。沃卓斯基兄弟通过电影媒介形式的《黑客帝国》传递了关于未来的讯息:人们正在被深深地卷入一个数字化的世界,人们的选择将决定自己未来的生存方式。     

论《周易》的《观》与审美

本文基于"观"在审美中的重要地位,从"观"的滥觞之地,即《周易》哲学的"观"着眼,分析其美学命题"观物取象"、"观卦"中的"观"等所具有的美学意义,以揭示"观"在中国传统审美方式中所具有的独特的审美意义。     

“洪范九畴”的思维方式——从“范畴”的角度看

中国哲学中"范畴"一词,本是西语category的翻译,系来自《尚书·洪范》篇,取"洪范九畴"之义。本文以亚里士多德的范畴理论为背景,试从思维的目的和方法两个方面将"洪范九畴"思想作一研究,以期呈现出"洪范九畴"思想迥异于亚里士多德范畴理论的思维方式特征。     

"文化研究"的兴盛与意识形态的"退却"

"文化研究"日益成为一门"显学",而备受青睐的"意识形态"研究好像退出了文学研究的历史舞台。本文试图在阐明"文化研究"、"意识形态"概念内涵,辨析二者差异、互补关系的基础上揭橥"意识形态"在现时语境下的"改头换面"。     

《近思录》之“录”与《传习录》之“录”

《近思录》与《传习录》皆是兴起于宋明理学中的思想传记类型的著作。一为“辑略”之新体 ,一为“记言”之变型。两者的差异 ,则可以自“录”字的再解读中 ,掌握住“文”与“言”的本性而得以进行区别。二《录》都企图在“当下即逝”的时间状态中 ,分由“文”与“言”的途径以进行“当下即是”的传道活动。二者一名“近思” ,一名“传习” ,同出于《论语》 ,反映了追随孔子的理想。但其同名为“录”及其何以为“录” ,则尚可探究。     

“底线竞争”抑或“上限竞争”——以美国公司法制度的竞争为视角

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各州为了吸引公司注册,在公司法上展开了竞争。这种竞争是"底线竞争"("向下的竞争")抑或"上限竞争"("向上的竞争")一直存在着争议。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关键是要看在公司法的基本矛盾中应当如何取向:一方面,基于平等的主张,保护包括小股东在内的其他利益相关者,防止内部人控制;另一方面,基于效率的主张,促进公司管理者更为便利地行使权力,保证公司创造社会财富。法律的目标在于强调哪个方面?联邦化,抑或地方化?股东保护,抑或包括管理者在内的利益相关者保护?等等。这实质上是法律理念的一个矛盾。     

副词“在”从哪里来

论题试图从“NP+在+处所词+VP”结构的语法分析、“在”的历史演变和“在”的方言用法三个方面论证副词“在”是从介词“在”衍生而来的.演变的轨迹似乎是:从唐代开始,人们用“在这(那)里+ VP”表达在这(那)里某种动作正在进行,由于其在口语当中被大量经常地使用,出于表达简洁的需要,在长期使用当中“这(那)里”逐渐脱落,至近现代形成“在+ VP”的表达正在进行的副词用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