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治：道德信仰之治

规范性德治的整齐划一决定了其在现代社会生活中诸多的理论和实践上的困难。德性的建立要以对道德绝对命令般的信仰和感情为前提,所以德治首先应该是道德信仰之治。现代道德价值的多元性决定了道德信仰之治不是整个社会道德信仰的一致性,而是个人道德生活的同质性,即道德价值信仰的多元化。     

“环境进入伦理”与道德世界观的转变

"环境进入伦理"内含重要的哲学改变即道德世界观的转变.从康德和黑格尔对道德世界主观性的审查看,道德世界观的转变有赖于两个条件:道德确实性之丧失、道德世界从先验预设转向生活世界.与此相联系,"环境进入伦理"有赖于意识现象的两个转变:一是自然之意识的生态转变;二是道德之意识超越传统二元论而向生活世界之回归.在这些转变中,与"环境进入伦理"相关联,"道德世界观"的转变表现为五个方面:其一,检讨传统二元论;其二,道德世界设定的和谐建立在生态基础上;其三,道德世界观呈现多元化趋势;其四,我们面临道德世界的多样化的斗争;其五,我们由此进入了一种后现代的道德世界.     

牢记道德责任意识 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

道德建设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一定意义上来说,每一个社会转型期,往往是道德理想迷失、道德准则失范、道德行为失序等的多发期.传统的、旧的道德体系不断解体,新的、现代的道德体系尚未完全建立起来,新旧两种道德观念、道德价值的冲突渗透到社会公共生活、职业生活、个人生活、家庭生活等各个领域.有鉴于此,在新的形势下,新闻媒介所承担的道德建设的内容可谓丰富多彩,其责任更加重大.     

王阳明心学与康德德性学比较及现代启示

王阳明在批判佛老思想和朱熹理学过程中,特别是经过“龙场驿之悟”,领悟到了道德的本质和道德之所以可能的根本条件—道德主体具有内心之自觉与自律,建立其以“致良知”为核心理念的心学思想体系,其批判精神及德性自觉学说与康德等西方哲学家的理性精神及强调主体自由的伦理思想近乎完全一致.虽然王阳明伦理思想建立在历史唯心主义基础上,但他关于道德生活主要靠自律的思想及其认为德性生活就是习惯成自然的生活（知与行自然混成一体）之思想对我们仍有非常重要的启发意义.     

论现代企业制度中道德制度的建立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建立和完善，有赖于现代企业制度的最终确立，这已成共识。问题在于如何确立现代企业制度？时下论者多把聚焦点放在产权清晰的法人制度、政企分开组织制度及现代管理制度上，似乎以这些制度的建立，便顺理成章完成了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我们以为这种观点值得商榷，原因在于这些制度作为现代企业制度建立的前提和基础，只是部分，而非全部。完整意义的现代企业制度中，应是包括技术制度、权益制度、道德制度三者辩证统一的有机体，现代企业制度的最终确立离不开道德制度的确立。因此，建立道德制度是现代企业制度建立的题中应有之义。     

责任伦理：现代社会伦理精神的必然诉求

责任伦理,即一种以“尽己之责”作为基本道德准则的伦理,其判定道德善恶的根本标准是:尽己之责方有德。作为一种独特的伦理精神,责任伦理之所以能够在20世纪20年代以来的世界伦理学领域得到日益广泛而又高度的重视,有其深刻的必然性根据,是现代社会伦理精神的必然诉求。其必然性根据即在于比较适应现代社会中公民的权责关系状况、道德生活境况和道德推理方式对富有成效的道德规范或道德原则的必然要求。     

中国现代信用观的诠释及其构建——基于道德、经济和法律的视角

与中国古代的传统信用观相比,现代信用观不仅重视从道德的角度解读信用,更强调从经济和法律的维度展开对信用的全方位解读。从道德、经济、法律三个角度来诠释信用,会使我们形成一个丰富、立体的信用观。信用固然是人的立身之本、交友之道、经营准则和为政之基,同时它也是一种资本和财富的体现,在契约社会里守信还是公民的基本法律义务。基于此,在构建中国现代信用观的过程中,既要重拾中国传统信用文化之精华,又要汲取西方契约信用文明之营养,更要建立完备信用法律制度之体系,最终形成一种以道德为支撑,产权为基础,法律为保障的现代社会信用文化模式。     

论现代社会道德教育实施的基础及三重路径

与传统社会的天启道德教育不同,现代社会道德教育是建立在理性主义基础之上的世俗化道德,纪律精神、集体意识和知性精神则是其内部的主要构成。在涂尔干看来现代社会道德教育主要是通过国家和社会建立的学校向人们施加影响,而这种影响之所以有效是因为集体和道德权威的存在。道德权威既是纪律精神、集体意识和知性精神的共同指向,又是联结道德与道德教育的中介环节。通过中介环节,纪律精神教育、自律精神教育和牺牲精神教育则是实现现代社会道德教育的三重路径。     

中国传统道德文化现代践行的寓德入教策略

中国道德文化的传统理念与现代践行,寓德入教的道德教育须先行.道德教育并非是简单的道德说教,道德教育生活化原则是道德践行的现实根基.道德教育必须瞄准道德践行之目标展开,中国传统道德文化才能切实得以践行.     

"道德危机"的实质及其社会文化根源

在现代化的社会转型时期出现了较为严重的道德危机,其实质是传统道德范式向现代道德范式转换过程中的断层所导致的道德信念危机.一方面,基于现代主体理性自律的现代道德在中国还缺乏相应的社会根基和文化根基,并受到各种社会不公正现象的扭曲与消解;另一方面,依赖于各种他律形式的传统道德与现代社会生活的本质要求不相适应,并且在一定程度上阻碍和冲击着现代道德在现代社会中的确立.厘清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时期道德危机的实质并分析其社会和文化根源,有助于从根本上认识和应对当前的道德危机,为长期的道德建设奠定基础、指明方向.     

简析社会转型对当前中国道德状况的影响

当前中国社会正经历着一场发自社会深处的剧烈转型,即从前现代向现代、从政治社会向市民社会、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过渡.这种社会的转型对建立于其上的道德的冲击是巨大的,传统道德在调整当今的道德失范及作奸犯科等社会丑恶现象时显得苍白乏力.因此,必须努力建设适应新时代要求的新道德.     

乐教在中国传统道德文化现代践行中的意义与作用

音乐有净化人的情感、医治人的德性之作用,这为乐教提升人之德性提供了可能性.音乐和人之心灵的相感,使乐教增长人之德性成为可能.乐教的这两种作用,使得中国道德文化的现代践行能够在旋律与快感享受中得以实现.人心之和,社会之和,是乐教促使道德文化践行的终极价值.     

传统诚信植入信用教育的可行性研究

在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体系中,"诚信"具有丰富的含义,是熟人之"诚信"、情感之"诚信"、道义之"诚信"与政治之"诚信".西方的"信用"则是一种基于契约关系之上的信任关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逐步完善,传统的诚信道德面临着进一步的发展与完善.从传统"诚信"与现代"信用"的关系论证来看,由于"诚信"是"信用"的道德基础,"诚信"本身具有进化性以及现代"信用"的社会效益,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传统"诚信"植入现代"信用"是可行的.     

论道德的概念与论证

启蒙以来的现代境况使得道德及其论证的问题既重要又困难。一方面,传统论道德连同其更高真理包含着无法论证的前提,因而所有道德的核心必须还原到规范之自然的或合理的基本存在之上;另一方面,契约论以及其他现代道德替代品涉及的仅仅是一种外部的社会裁定,而道德则是一种在羞愧、义愤等道德感受中感受到的内部的社会裁定。因此,道德的可能性只在于:本质上将自身理解为一个共同体一般以及与此相关的受到普遍尊重之观念的环节。     

义利之辨的若干问题

义利之辨构成了伦理学最核心、最基本的问题.它不仅仅是中国哲学史上的一个重要命题,而且也应该是一般道德哲学的基本命题.义利问题的关键在"义",在儒家那里,它是规定人的行为的道德要求和准则,它不是主观的,而是超越的.孟子在讨论"义"时,混淆了它的主观义和客观义,但孟子的道德哲学并非康德式的自律伦理学.义是道德判断的原则,而不是它的标准.道德判断对于道德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它使人真正得以在道德上自主.由于道德原则并非完全主观的,道德实际上是天人共主的.承认道德规范必然有例外,不会导致相对主义.现代西方伦理学无法真正处理义利问题.人类迫切需要一种新的道德哲学,这种道德哲学将以现代条件下的义利之辨作为自己的主要论题.     

《诗经·关雎》篇主旨再认识

作为《诗经》之首的《关雎》篇,历来为治《诗》者所重视.封建时代均解说其主旨为赞美“后妃之德”,但这一解说在现代颇遭非难.认为其系封建道德说教,故多不采信.本文从考察周初进一步强化父权制,扫荡母权制遗风,以建立嫡长子继承为核心内容的宗法制度入手,结合历来对《关雎》文本训释的辨析,认为美“后妃之德”实为《关雎》篇主旨之正解,它深刻反映了殷周交替时期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     

后现代的道德回归——齐格蒙特•鲍曼的伦理思想述评

伦理和道德问题是鲍曼的重要议题。现代,道德是伦理的产物,现代社会面临道德危机;后现代,伦理呼唤道德冲动,伦理危机为道德复兴提供了机会和新的挑战。鲍曼依据列维纳斯伦理思想的启示提出了自己的伦理观,企图从现代伦理的内部去解构其机制,但又发现“对他者无条件的责任”之现实困难,生发道德感的替代机制还需继续寻找。     

论道德价值观代际沟通的条件和机制

代沟是现代社会日益凸现的一种现象.基于一般代沟之上的伦理学视野中的道德价值观的代沟,也随之凸现起来.实现道德价值观的代际沟通,是研究代沟现象的根本目的.道德价值观的代际沟通必须具备两个基本条件,即承认道德价值观的客观存在、寻求道德价值观的普遍性和共同性.同时,道德价值观的代际沟通还必须建立平等与对话、理解与互信、宽容与差异的机制.     

南宋心学家的文学观

南宋心学家的文学观是建立在其哲学思想体系之上的.以仁义的"本心"为核心,延伸出该派基本的文学观,即立心为本,作文为末;抒写"无邪"之思;直抒胸襟,平夷闲雅.他们是将道德绝对地置于文学之上,从而形成了道德然后文章的思想.     

现代道德关系中的差异与认同——从伦理的“本真性”到道德的“商谈性”

现代道德哲学承担了在差异语境下建立认同的基本任务。基于同样的问题意识,泰勒和哈贝马斯皆意图从道德的私人领域和政治的公共领域这两个具有内在关联的维度重思启蒙所规划的认同使命。泰勒通过将伦理的“本真性”导入法律条文对之直接确认方式进行论证,哈贝马斯则诉诸道德的“商谈性”及在商谈意义上与法律的同源互补关系为之奠基。前者将差异视为需得到例外保护的特殊的善而有悖于现代道德的认同要求,后者则通过道德的普遍化原则在承认差异的前提下寻求交往式认同的可能性。原则导向的道德虽具有知识形式,但借由法律的外在强制对知识化道德之行动软弱性的补救,兼容了差异的道德原则,因而不仅是得到论证的普遍知识,而且同时是能落实为现实的道德行动,从而使认同实现在现实的道德行动而非仅仅是知识论证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