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士人生态与文学活动

晚清文学的繁荣是晚清士人在科举之途堵塞之后的一种创造。在晚清士人走向文学活动的路途中充满了种种社会的、心理的复杂动因。东南沿海口岸城市开放的文化氛围、发达的工商业经济培育了最早的文学读者,也为穷途末路的晚清士人提供了以文学活动谋生的职业机会。因此,考察晚清士人生态的变化,对于把握晚清文学活动的主流、了解文学生产的规律有直接的意义。     

晚清广东教案发生原因探析

广东是中国晚清时期教案的高发区.引发晚清广东教案的原因很多,因文化差异而导致的中西文化冲突及经济利益冲突是其中两个重要原因,而根本原因则是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和广东人民的反侵略斗争.     

晚清广东的"公局"--士绅控制乡村基层社会的权力机构

在19世纪50年代因镇压红兵起义而在广东普遍设立的公局,后来演变为广东士绅控制乡村基层社会的常设权力机构.它拥有武装,征收局费,有稽查、缉捕、审判、仲裁等权力,甚至在地方上有一定立法权,使清朝的统治得以延伸到县以下的基层社会.研究广东公局,有助于进一步深入了解晚清士绅的地位、作用以及国家与社会的关系.     

晚清外国法律书籍译介活动的文化透视

翻译活动受制于所依存社会文化环境,这一理论为翻译研究中"文化学派"所倡导,也得到越来越多的学者的认可.认为意识形态的操控、赞助人的力量和中心文化的接纳促成了外国法律书籍得以在晚清社会进行大规模的翻译和引进,它是晚清社会文化语境下的特定产物,反映了翻译活动和特定的社会文化语境之间密切的互动关系.     

社会问题与晚清教案初探

本文认为,社会问题与晚清教案有着密切的关系.晚清时期,骤然爆发的自然灾害导致大批人口死亡和农业生产凋敝,加剧了社会动荡;相对过剩人口的大量存在又成为严重的社会不安定因素;此外,还有接连不断的盗案和遍地皆是的会党,所有这些,都使教会受到冲击,教案变得更加频繁和激烈.当然,社会问题并非晚清教案的主要原因.     

清末香山的乡约、公局——以《香山旬报》的资料为中心

笔者曾在学报发表过关于晚清广东士绅基层权力机构"公局"的论文,但限于资料,研究得尚不深入.本文主要利用清末广东香山县地方刊物<香山旬报>,着重讨论香山公局在诉讼、缉捕事务中官绅、官民、绅民关系等问题.考虑到晚清的香山是广东经济较发达、社会变迁较迅速的县,旧式士绅权力机构与新政时期成立的绅商机构在行使权力时有不少交集,因此,对香山县的个案作较为深入的分析,对探讨清末珠三角甚至范围更为广阔的区域的社会变化,应该是有一定价值的.     

清末广东警政建设中的两广总督

晚清广东复杂的社会环境,使两广总督多为名吏,他们的警政思想和具体实践反映了清末警察在中国推行过程中的曲折斗争.本文主要从总督的警政思想和警政实践中的阻碍两方面来叙述.     

晚清国人译书与社会进步

译书是晚清国人了解西方的最便捷途径.从开眼看世界、自强求富的洋务运动、救亡启蒙的戊戌维新到推翻清王朝的辛亥革命,近代中国社会的每次进步,无一不与译书活动息息相关.这既是晚清时期中西文化冲突与融合的反映,也是国人走向世界的心路历程的一个缩影,体现了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进步.     

“蚌病成珠”与“木铎警世”——晚明与晚清小说理论之比较

晚明与晚清是小说理论最为繁荣的两个时期,为提高一向被视为"末技"的小说的地位,两时期的小说理论家们都不遗余力,并分别喊出了小说为"天下之至文"和"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的口号.晚明更多的是借手中之笔,抒己胸中之垒块;晚清则不仅更多地着眼于反映社会,而且试图通过小说来改变社会现有状况.小说的地位在晚明虽然与前代相比也有一定程度的提高,但是真正成为文学的主流样式却是在晚清.     

清末留学活动与辛亥政局

清末留学热潮兴起,缘于“师夷之长技”之深化。留学问题的提出、有关制度的建立,回国后的任用都是清廷在“中体西用”指导下的社会重大变革。作为晚清社会政治近代化的构成,留学活动无疑对此期政局影响甚大。留学生群体成为晚清最为重要的社会变数,也是辛亥革命何以发生及怎样发生的主要因素。     

广州话与格介词“过”和“畀”的变异考察

作为表示引进交付、传递的对象或受益者的与格介词，广州话中的“过”至晚于明末清初便已经出现，在明末至清末的几百年间．“过”的使用一直保持着优势地位，而“畀”作为与格介词的用法直到清末时期仍然相对少见。与格介词“畀”自产生起就处于与“过”竞争的变异状态。自民国中后期开始，广州话的与格介词“过”便呈现出被“畀”取代的趋势。“过”和“畀”的变异既是语言自身演变规律的体现，也是语言运用影响的结果。     

广帮与潮帮:晚清旅沪粤商管窥

鸦片战争后各通商口岸的开放,给粤商带来更广阔的活动空间.此后近半个世纪里,粤商在各埠十分活跃,上海是其重要活动区域之一.其在沪的活动起到联系近代中国经济最为发达的两大区域的作用,对沪粤的社会发展均有重要影响,并进而影响晚清政局.本文试图在充分挖掘史料基础上,重建部分相关史实,作为对其深入探讨的基础.     

清代活跃在中日贸易及日本港市的广东商人

本文阐述清代广东商人往日本长崎、神户、大阪、横浜等港市进行贸易,和在当地定居创业、建立商号以及地缘性组织“广东会所”的历史轨迹;分析广东商人在日本经商贸易的地位,指出广‘东商人是一支强劲的商人队伍,名曰广东帮,与三江帮(江苏、浙江)、福建帮(泉州、漳州、福州)商人齐名,并成为日本华侨社会的侨领之一,深受日本华侨华人的拥护和爱戴。     

旅沪广帮与近代上海社会文化的多元化

近代上海社会文化日趋多元化。旅沪广帮与这一过程有着密切的关系。广帮把粤语、粤菜、粤俗、粤剧等带有浓厚区域特色的岭南文化带到上海,对沪粤间的文化交流起到了媒介作用;而他们的一些活动,如聚赌、狎妓,也给近代上海社会带来不少负面影响。     

论晚清洋场文化对狭邪小说的影响

晚清狭邪小说的出现是前代妓家文学传统文化积淀的结果,更与晚清上海特殊的洋场文化有关。上海洋场特殊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态以及移民社会特征,均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晚清狭邪小说的生成与书写,使其呈现出鲜明的洋场文化印记。     

广东谘议局与清末广东禁赌

粤人好赌,屡禁不止,晚清尤烈。清末广东的禁赌运动,与新设之广东谘议局有着紧密联系。官方与部分议员在"先禁赌"还是"先筹抵赌饷"问题上本有分歧并逐渐冲突,而议员之间的分派也渐趋明显,终致广东谘议局议员集体辞职事件的发生。综观宣统年间禁赌过程,筹抵赌饷实是关键环节。各方商业和权力利益的复杂纠缠,说明了清末政治废弛、经济无力、控制力式微现象。仔细考察清末广东禁赌过程,实能反映颇多问题。     

清末上海剧场演变的轨迹

上海是近代中西文化交汇的中心,上海剧场形态在清朝末期的发展演变经历了两次大的变化。第一次是由酒馆式剧场转变为茶园式剧场,主要是接受了北京剧场形态的影响,变化的动力来自中华民族文化自身,主要是民族文化内部交流的结果,西方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第二次演变是由“茶园式”剧场转变为“西式”剧场,这明显地是接受西方影响的结果。中华民族戏剧文化是一种“杂文化”形态,西方戏剧文化则是一种“纯文化”,上海剧场在清末演变的轨迹正是“杂文化”向“纯文化”方向发展的体现。     

《九尾龟》和《九尾狐》的性别文化观照

《九尾龟》与《九尾狐》是描写晚清上海青楼的两部狭邪小说,其在创作渊源、宗旨寄托、文化内涵等方面具有相似之处,有着重要的文化价值。两书描写妓女与嫖客间之情义纠葛与利益纷争,以揭示烟花形迹、警醒世人为旨归,展示了一幅晚清洋场青楼生活的画卷。其对晚清上海青楼的书写透射出文人对上海妓女的识见及其对自身社会性别身份的焦虑：男性在青楼的失势不仅表现为钱财损失,亦表现为性事的衰败;而妓女不仅扩充自己的欲望对象,不十分热衷于从良,而且还涉足公共空间,体现出末世繁华中的欲望与享受。     

从《申报》的立宪舆论看清末民营报刊舆论的活跃

清末立宪时期的《申报》作为一家民营报刊,同其他民营报刊一样,言论没有固步自封,而是对晚清的宪政进行了客观的评论,打开了国民的视野,取得了较好的舆论效应。文章从《申报》舆论的兴起?舆论的主要内容?舆论的特点等三方面进行了论述,试图折射出清末民营报刊舆论的活跃性,反映出当时民营报刊舆论的特点及舆论活跃的原因,以期对清末思想文化领域的研究有所裨益。     

粤语曲艺的种类、唱腔、影响和价值

粤语曲艺的种类主要包括木鱼、龙舟、南音、粤讴以及粤曲等,其中前四种产生于粤曲之前,唱腔各有特色。它们从明中叶以来,前后数百年在粤语地区广为流传,在国际文坛影响较大,推动了粤剧、粤曲从舞台官话唱念向粤语转变,具有岭南历史文化、文学、语言学、民俗学等研究价值和现实价值。只有加深对它们的全面认识,才能得到有效保护和合理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