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泗州大圣到僧伽信仰

僧伽和尚是初唐一位传奇式的佛教人物,因其生前在泗州一带传法,被后世尊奉为“泗州大圣“.自唐宋以来,关于僧伽的传奇故事和神异事迹在民间广为流传,在一大批佛教居士的推动下,历经唐、宋、明、清,更形成了全国性的僧伽信仰.僧伽信仰作为一种宗教现象,是佛教与中国居士阶层特别是唐宋的居士活动融合的产物,唐宋的居士佛教造就了僧伽信仰.     

论太虚《整理僧伽制度论》人间性的佛教底蕴

太虚《整理僧伽制度论》是他所有僧制著作中最完整、最精深、最详细的一部,是研究太虚僧制思想最重要的材料之一。目前对太虚思想的研究,往往过多关注太虚人间性的一面,多论述其领导中国近代佛教如何吸收新思想进行改革,而忽略了太虚作为一代高僧,其佛教信仰和佛学修养在人生观中的重要地位。而太虚的《整理僧伽制度论》,实际上就是在他深厚佛教底蕴的基础上,讨论了佛教在人间的问题。     

王恩洋先生与重庆佛教

本文以王恩洋先生在重庆弘宣佛教的事迹为线索,考述了其与重庆佛教的因缘及其影响。从中可以看出,重庆佛教界主要有三支力量:一是以太虚为中心,以重庆长安寺和汉藏教理院基地的中央系统的僧伽;二是以重庆僧人为中心,以华岩寺为基地的地方系统的僧伽;此外,还有一批以公会形式存在的居士组织。王恩洋先生在重庆不仅培养了一批懂唯识学弟子,而且还泽惠后人,使唯识学研究成为川渝两地佛教界最重要的特色之一。     

呼唤居士:《佛法金汤编》研究

《佛法金汤编》为明初岱宗心泰所编,乃后期居士灯传的发轫之作。面对唐宋以降的佛教转向,作者藉此编纂希望僧俗两界重新考虑居士的佛教定位,以适应佛教民间化扩散的历史事实。将居士誉为佛法的金城汤池,把灭佛、排佛的敌对王臣纳入居士之中,以及对宋代居士的绝对偏重,可以看出作者希望笼络所有社会力量护持佛教的良好愿望。     

北朝石刻文献中的佛教活动及信仰动机

北朝石刻文献记述的佛教活动包括了造像、供养、举行法会和参与公益慈善等内容.这些内容,体现出北朝佛教重视功德的特征.石刻文献反映出不同阶层、性别信众不同的信仰动机.僧侣、居士和士大夫阶层更多是通过对教理的体悟而信仰.武人阶层中,更多是追求果报的动机.对女性佛教信仰记述,大多与其人生际遇和修行行为结合在一起,是对人生归宿的一种选择.这些材料,展示出北朝佛教重实践、重果报的特征.     

宋代居士佛教初探

居士,梵文Kulapati(迦罗越)的意译,佛教四众弟子中在家信徒的俗称。慧远说:“居士有二。一广积资财,居财之士,名为居士;二在家修道,居家道士,名为居士。”(《维摩经疏》卷一)居士的重要条件是家境富裕,足以为佛教提供经济上的支持。智(岂页)也说:“居士者,多积贿货,居业丰盈,以此为名也。”(《观音义疏》)依此理解,“居士”这一名词的实际应用范围受到限制,它通常指在家信徒中较有资产和地位的那部分人。本文所说的宋代“居士佛教”,沿用佛教史上的一般称谓,主要是指宋代官僚士大夫们的佛教信仰和活动;所说“居士”,非指世俗一切信佛者,而又限于他们的上层分子。     

倾心佛教与坚守礼教——以明清黄州士绅为例

晚明出现了佛教的短暂复兴,而士绅的佛教信仰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士绅以佛教居士自称,醉心于信仰生活,热心于佛教事务,一定程度上越出了礼教的规范。但是,到清代康熙朝以后,随着佛教复兴思潮的退去,士绅对佛道二教的信仰热情减退,重申礼教的地位,本阶层意识增强。本文以黄州士绅为例来探讨士绅的信仰生活与本阶层意识之间的关系,并回应卜正民所言"士绅社会"的问题。     

太虚大师的居士佛教思想

居士佛教在近代佛教的变革与发展中有重要作用,甚至对出家人的地位提出了挑战。太虚大师作为近代佛教改革的领袖人物,他是怎么看待居士佛教的呢?本文将分析太虚大师对居士佛教的护法、弘法作用的认识,以及他对居士佛教的指导、改造,如太虚对佛化家庭、佛化青年的重视,对居士佛教弊端的批评。他对居士佛教的指导与改造都体现在他的正信会组织理念中。此外,太虚对近代僧俗争端的看法是他居士佛教思想中最具特色的部分。     

苏轼的诙谐与幽默

苏轼（1037-1101）,字子瞻,自号东坡居士,人称苏东坡。他一生仕途坎坷,但在诗、文、词、书、画方面却有很深的造诣,与父苏洵、弟苏辙合称“三苏”,父子三人均入“唐宋八大家”之列。苏轼为人洒落出尘,言谈之中不乏诙谐与幽默,下面的几则故事充分反映了他的这些性格。一、“开口便是罪过”宋王明清《挥尘录·后录》载;苏轼从黄州转迁汝州,途中起官为登州知州,乘船经过泗州时,偶作一词:“何人无事,燕坐空山。望长桥上,灯火闹,使君还。”泗州     

中国居士佛教之历史与未来

中国居士佛教是大乘佛教在中国发展的必然结果,因为佛教的终极关怀是世间,它的最终目标是通过对佛法的修炼来解决世间基本问题,出家修行只是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所以,从根本上说,佛教是世间法而不是出世间法.中国居士佛教在中国佛教史、文化史上都具有重要地位和巨大贡献.居士佛教将是中国佛教未来发展的主要方向.     

唐代佛寺杂考

唐代佛教兴盛,佛寺众多为其显著标识。但因朝代更迭及战乱兵燹等原因,其兴废变迁、榜额改易等极为寻常,而后世史籍、志乘所载,或以讹致误,或疏漏简略,或抵牾多歧,常滋淆乱。文章结合相关文史文献及佛教僧传相关之材料,围绕创建、沿革、处所等要素,对唐代二十余寺作了辑述与考辨,纠正了一些文献记载的讹误,补充了一些文献记载的阙失。     

论契嵩佛学思想的入世归儒倾向及其对宋代士林风气的影响

中唐以后直至宋初,佛教在士人知识分子的揭露批判声中,日益暴露出其弊端。为了补偏救弊,为佛教争得更大发展空间,北宋僧人契嵩在融合儒释方面作出了不懈努力,他选择以“孝”为突破口,对佛教的孝道思想进行了新的诠释,力图找到佛教与儒家思想的契合点。契嵩的融合儒释,一方面表征了他对佛教世俗化和民间化的贡献,另一方面也张显了他思想的入世归儒倾向。契嵩入世归儒的思想和实践对宋代士大夫知识分子产生了重要影响,为宋代士人礼佛参禅画卷涂抹了重彩一笔。     

宋初佛教儒学化之管窥——以契嵩《辅教编》为例

运用文献史料,高度评价了契嵩在中国佛教发展史与调和佛儒关系上的贡献和地位。分析认为,宋初儒者排佛思潮高涨,佛家对此往往采取规避、辩解的立场。并认为,契嵩针对当时的排佛思潮用雄辩的议论和系统的理论回应了各种排佛主张,强调儒、释之道一贯,并著《辅教编》论述“儒释会通”思想,不仅缩短了佛儒之间的距离,而且在促使佛教儒学化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试论宋代佛教史籍在唐史研究上的重要价值

两宋时期佛教史学人才辈出,著述颇丰。这些文献著录了许多唐五代史事,是研究唐史的又一个史料宝库。它大大补充了唐五代佛教史研究的史料来源,是研究唐五代佛教发展的重要依据之一。另一方面,宋代佛教史籍也是研究唐代世俗史的重要史料之一。诸如社会变迁、唐代士大夫政治斗争、宦官与佛教之间关系、民间社会生活状况等问题在宋代佛教史籍中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     

"戏场":从印度到中国——兼说汉译佛经中的梵剧史料

“戏场”是汉语中的一个复合词 ,却最早出现在建安初的汉译佛经中 ,并在晋、唐之际的佛经中多次被使用 ,指印度的歌舞、百戏、戏剧演出场所 ;隋唐时期汉族文人的著述中多用以指与佛教有关的场所 ,宋代始用以指优戏演出场所 ,完成了它“出口转内销”的过程。汉译佛经中保存了一些梵剧史料 ,对于研究早期梵剧及其与中国戏剧的关系 ,弥足珍贵。梵剧中的“引线匠”与南宋杂剧中的“引戏”、安徽贵池傩戏中的“报台先生”酷似 ,说明梵剧对南戏进程已构成实质性影响。     

在调和与融通之间：唐宋变迁视野下的三教互动

直至中唐以前,佛教与道教虽曾各倡调和之论,历朝君主也有调和之举,但都是对三者关系的外在安顿,儒佛道之间真正融通并未措手。大约中唐前后,佛教完成了中国化进程,道教尽展本土宗教的全部特色。儒学也自觉危机,遂由韩愈肇其始,而由宋代理学家最终毕其功,融汇佛道的合理精髓,再构宋学的思想体系,最终夺回三教关系的话语主权。在此过程中,佛道两家进一步将儒学价值观自觉纳入教义,主动向儒家靠拢。而宋代君主作为最高统治者,尽管个人在崇道好佛上各有轩轾,却始终以调和三教为基本国策,但仍有值得抉发的历史细节,勾划出统治者从三教调和的外在安顿向三教融通的格局砥定的政策走向。这些变化与互动,构成了思想领域中唐宋变革的一大主题。     

唐传奇中的儒、道、佛思想——从唐传奇文本看叙述者的意图

儒、道、佛思想在唐传奇小说文本中都有所体现。对道家思想,小说或是赞扬,或是贬斥,或是通过道家思想反映其非人情的一面。对佛家思想,小说或是赞扬佛法的威力,或是写佛与非佛之间的斗争,或是宣扬佛教的因果报应。对儒家思想,小说主要展现了门第观念、朋友之义、善恶有报、硬性道德说教和歧视女性等方面的内容。文本中的儒、道、佛思想反映了叙述者的价值取向。     

唐代小说中的法术僧人与另类僧人

唐代小说中的僧人形象 ,高僧很少 ,也没有体现多少佛教思想。“服务型法术僧人”形象 ,缺乏佛教色彩 ;“斗法型法术僧人”形象 ,只是佛教与中国本土文化矛盾斗争中失败的象征。“另类僧人”形象 ,反佛教的主旨更加明显。这些都体现了唐代小说的反佛教倾向。六朝多“辅教小说”而无反佛教小说 ,唐代小说宣传佛教者少而反佛者极多 ,这与唐代科举制度加强了士大夫与中国本土文化之间的亲缘关系等原因有关。     

钱谦益奉佛之前后因缘及其意义

钱钟书指斥钱谦益以明朝旧臣投靠清廷,借奉佛以“隐愧丧节”,论定牧斋昌言佞佛,非真奉佛,不过借佛门中人事以“浇块垒”、“自明衷曲”而已。此说并不周全,钱谦益生长于佛教气氛极浓厚之家庭,自其祖辈起,大都崇奉三宝,故钱谦益自童时即习知奉佛,亦常理中事。另外,其常熟宗族中与钱谦益至亲之顾氏、瞿氏及严氏,皆礼佛虔敬之甚。因此可知钱谦益入清前即奉佛,他并非借奉佛而隐瞒投清之隐情。钱谦益对时政之评论,往往于偈佛护法之文字中发微,其要义有三:人主之奉佛与否,与国运之盛衰密不可分;士大夫之谋人军师国邑者,应效佛门僧徒谋浮屠塔庙之诚;为重臣者,宜以明初文臣宋濂之以佛法事太祖为典范。     

从《湘山野录》《续录》看宋初佛教的贡献

佛教在经过隋唐的吸收和消化后,降及宋朝,虽然处于中国社会发展由盛转衰的转折期,但是其对当时社会、文化发展的作用却不容忽视。文章通过历来较少受学人所重视的笔记———《湘山野录》《续录》来探讨宋初佛教的贡献,认为其主要体现为:巩固政权,维护统治,促进两宋佛教的发展;促成了佛教在宋代的居士化,为宋型文化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佛教思想的进一步传承。最终为宋代佛教和宋型文化的发展提供了便利,加快了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