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斋俚曲》与淄博方言中的“着”、“过”考察

汉语动词体标记"着、了、过"在历时和共时层面上的用法一直都是学界关注的热点。三者由动词虚化为体标记的过程在不同方言中也并不同步。以清代淄博白话作品《聊斋俚曲》为研究对象,考察了其中"着"和"过"不同于现代汉语普通话的一些意义和用法,并结合现代淄博方言对其演变进行了探讨。     

“仿聊斋”作品《小豆棚》的创作模式

我们称《小豆棚》为仿聊斋之做,并不是说曾氏没有自己的创新,他在借鉴聊斋发泄与蒲公类似情感的同时,又竭力突破聊斋体的束缚。曾氏力图在遵从聊斋文类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的独特风格,他广泛地从前人作品、民间故事中收集素材,对蒲公的鬼狐世界进行了创造性的改造,实现了士人传统和民间传统的完美结合,铸造出一种崭新的审美风尚和艺术趣味,使之更好地表现出了自己的意图。     

香港《译丛》的“聊斋故事”英译研究

香港《译丛》(Renditions)杂志在近30年间(1980—2008)先后四次较为集中地翻译了15则“聊斋故事”(含一种“聊斋俚曲”选译),学界对此鲜有关注。《译丛》十位中外译者翻译的“聊斋故事”旨在对外传播经典文学与历史文化。《译丛》“聊斋故事”的翻译去“讹”存真，忠实于原作的文学叙事与文化内涵，是在当代世界多元文化中传播中国古代文化的积极探索。《译丛》的“聊斋故事”选译在《聊斋志异》英译史上具有独特的意义与价值。     

从《聊斋俚曲》中“银纽丝”小曲看明清民歌艺术的发展

《聊斋俚曲》是蒲松龄向民歌学习而创作的文艺作品 ,富有地域特色及民间气息。本文分析了俚曲中的一曲———“银纽丝”的渊源及其在明清时期的流传情况 ,并进而划分出它发展演变的三个阶段 ,即文人的热情模仿阶段、《聊斋俚曲》的生动再现阶段及小曲与戏曲的密切结合阶段。试图从中窥见明清民歌艺术发展之一斑     

聊斋俚曲文体辨

关于聊斋俚曲究竟是戏曲还是说唱的文体问题,历来学者意见都不统一.在充分考察聊斋俚曲本身的演出方式、话语运用、回目设置、音乐曲调以及时人对之的称呼的基础上,认定聊斋俚曲的文体为说唱体.只有明确了聊斋俚曲的文体,才能更进一步把握其审美艺术特征.     

清代“聊斋戏”改编方法论析

道光以后"聊斋戏"一时大兴,这与其成功的改编方法密不可分。清代"聊斋戏"改编《聊斋志异》的主要方法有:杂糅多篇或借鉴"他山之石";强化戏剧冲突;增加底层生活气息;突出具有象征意义的道具。对"聊斋戏"改编方法的论析不仅有利于探讨"聊斋戏"的艺术魅力,也能给当代戏曲改编短篇小说提供有益的借鉴。     

深入挖掘聊斋文化资源 促进淄博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

聊斋文化作为一道独特的文化景观,是历史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我们既要合理利用它,也要切实保护它。聊斋文化资源是一种不可再生的资源,一旦遭到破坏,就无法弥补,与之相关的旅游业的发展也就可能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因此,发展聊斋文化旅游业,千万不能只顾眼前利益,必须坚持"严格保护,统一管理,合理开发,永续利用"的原则,走可持续发展之路,让聊斋文化焕发出无穷的魅力,造福后代子孙。     

文如其人:林纾的侠义书写小谈

译坛泰斗林纾不仅在他的"聊斋体"小说中刻画了为数不少的侠士,而且本人具有极其鲜明、可敬可佩的侠义风范.其人其文,无异于书写了晚清民国又一段"文如其人"的千古佳话.     

庆应大学藏本聊斋俚曲《琴瑟乐》文本考议

本文对日本庆应义塾大学图书馆所藏蒲松龄遗著———聊斋俚曲《琴瑟乐》的文本作了考辨，研讨该本较国内存本多出的诗文和重要异文的真伪与正误，以释此曲整理研究中有关文本原貌的疑难与歧见，并对庆大藏本的价值作出评估     

荀子儒学经典诠释方法论发微

荀子感应战国末期社会转型的特定需要,总结各家各派的经典诠释经验,重新确立了诠释儒家经典的基本目标,重新建构了关于儒家经典的文本观念,并且以此作为建构新的儒家经典诠释方法论的引导.而就创建新的儒家经典诠释方法论而言:荀子首先重视的是"诵数以贯之,思索以通之",亦即通过诠释与思索,而将儒家经典文本之所讲所论贯穿起来以发掘并洞明其中的道理;荀子特别重视的是"布乎四体,形2乎动静"、"为其人以处之",亦即通过诠释儒家经典,诠释者能够对儒学精神学以致用,在致用中加深理解与诠释;荀子十分重视的还有,它能促使诠释者逐渐进入一种理想境界,亦即"使心非是无欲虑也,及至其致好之也".     

文人生态的存在与发现－从改编的角度论《聊斋志异》对楚骚传统的模仿

蒲松龄写作《聊斋志异》显然受楚骚传统的熏陶.具体到作品本身,狐仙是一个重要的扭结点.蒲松龄努力打破文言小说和白话小说写作中的释放模式和放纵模式,独出机杼地创造了狐仙的文人意象模式.     

近年《聊斋志异》比较研究综述

《聊斋志异》比较研究近年来状况活跃,在文言小说内部的比较、与白话小说的比较、新角度新方法的运用、与国外小说比较等方面,成果丰硕。这些成果为人们准确理解和把握《聊斋志异》提供了新的视野与角度。     

从本体论角度看小说

小说作为一种后起的文体,它首先应被理解为一种观察世界的角度和体式,即“世界感”,然后才是我们通常所说作为叙事的小说文体。前者之于后者是先在的,这是小说的本体论。在中国古代,“小说”一开始就是作为与正统文体之世界感相对立的文体而出现的,并受到正统文体意识的排斥或“拉拢”。而小说的幻想性叙事遵循自己的行动逻辑,它要表达的各种观念也在其自身的叙事框架中逻辑性地生成。     

论西方后现代主义小说的观念模式与语言模式

西方后现代主义是对现代主义的新发展。在观念模式上,后现代主义小说首先表现为对世界本身的荒诞性"超越",从而展示小说的虚构本质、解构世界的意义本质、超越写作的技术本质;在语言模式上,它则直接指出语言就是虚构的,是通过语言在阅读语言本身,即所谓"话在说人",从而形成了一种新的写作和阅读方式。     

《聊斋志异》经济思想新论--小说母题与作者思想新创性的关系

《聊斋志异》于金银变化母题的新创表现在：讽刺相信梦兆者自取祸，渲染可变金银的灵物，提出长辈给小辈遗产的时机问题，以及磨难、侠义所激发的青年发奋立业问题。同前后若干同类型故事相比，蒲松龄借助佛经故事的母题河床，却赋予了众多同类作品没有、或阐发不足的可贵思想。     

红杏出墙新解——谈《犬奸》、《贾儿》、《成仙》

本文从女性主义视角出发,对《聊斋志异》的《犬奸》、《贾儿》、《成仙》三篇小说进行了再次解读,特别对那个时代的人们对"红杏出墙"的女人的处理方式进行了重新阐释和分析,进而得出了不一样的结论。     

在蜕变中叩问谜底——论翟永明的诗歌创作

诗人翟永明作为中国当代诗坛"女性诗歌"的代表之一。在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女性诗歌"写作的"青春期"后,诗歌创作呈现出复杂的面貌,戏剧性、叙述性以及对诗歌经验的重视等,都体现了她对诗歌艺术的不懈探索,对自我的不断更新,通过对翟永明不同时期诗歌作品的细读与分析,理清翟永明诗歌艺术探索的内在理路、诗歌风格的变化。     

高人一等 高在何处——试析《聊斋志异》写鬼的艺术手法

我国自魏国以至唐宋,写鬼故事之风不绝,<聊斋志异>是这种爱好的继续.人们或为追求恐怖关的享受,或为满足寻找慰藉的愿望,创造了一个鬼神世界,把本来是子虚乌有的事表现得活灵活现,使千万读者为之感动俯仰,而蒲松龄以<聊斋志异>表明,他是这些创造者中最杰出的一个,他把鬼神世界的故事推向极致.他既可用鬼故事写各种世情、人情和爱情,又可借抨击鬼世界来鞭挞人世,笔之所到,自然天成,如水成纹,就像日常生活一样合情合理,证明"高人一等"的评论决非虚誉.     

《聊斋》中的道士形象与蒲松龄的游仙思想

道士是《聊斋》中的特殊群体,他们往来于仙道与人世,既沾着神道的灵光,又隐身茫茫人海。文章试就《聊斋》中出世的自度型与游戏人间的入世型道士探讨蒲松龄的游仙思想。蒲松龄对飞升的想往使他在某种程度上把道教作为精神上的归依。然而就人生态度而言,蒲松龄又是以儒家思想为主导,强调干预现实生活,积极营造生活的和谐。     

论近代西学对《淞隐漫录》中狐鬼形象的消解

作为最早与西方传教士合作翻译西学书籍并曾游历欧洲、日本的中国早期口岸知识分子，在西学东渐的潮流中王韬深受西方文化影响，直接体现在他的志怪小说集《淞隐漫录》中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在对花妖狐媚的描写中，他常常有意遮蔽其狐鬼的特殊身份，侧重于突出她们作为女性的“人性”而有意淡化其“妖性”、“鬼气”。其精心塑造的狐鬼形象在解构中带上了浓郁的世俗色彩，反映了中国近代传奇小说狐鬼形象逐步消解的趋势，与《聊斋志异》形成了一对有意味的参照。书中第一次出现了一批专门描写异域风情或者以异国女子为主人公的小说，西学东渐的影响导致志怪传奇小说向真正的域外风情小说发展，开创了中国近代异域风情文学的先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