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学诚与袁枚诗学差异发微

章学诚对袁枚的批判,有来自诗学思想差异的因素.章学诚诗学思想中重视诗艺、重视性情的观点与袁枚性灵诗学似是而非,章学诚重诗艺而要求考察"诗之意义",提倡性情而又反对袁枚重视男女之情,这些差异产生的根本原因是根源于才性论基础的不同的自我身份认同.     

刘知几与章学诚的史家修养理论比较研究

我国古代史学理论大家刘知几、章学诚均提出了有关史家修养的理论,刘知几认为史家应具备"才、学、识",章学诚在继承刘知几史家修养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史德",丰富和发展了史家修养理论。刘知几、章学诚均重视"才、学、识",但刘知几最重"史识",章学诚尤重"史德"。比较和分析二者的史家修养理论,不仅能使我们发现他们理论的异同,深刻理解史家修养理论,而且对当今史学发展也具有一定的启示功用。     

朱陆情谊与理学分派——对朱熹哲学范型流变的探讨

朱熹与陆九渊生于同时代,两人各自授徒讲学,学术虽有异,难得的两次面对面的学问交流和商讨却情谊多于龃龉。学术之不同,并不妨碍两家同时并存,诚如清代学者章学诚所言,朱陆“千古不可合之同异,亦千古不可无之同异”,于是,哲学史上便有了理学分派的描述。表面上看,朱陆的学术分歧在于对“理”的不同认识,后者的认识在明代理学中发展为“陆王心学”一派,且影响到清代。究其实,从宋至清,朱子哲学的形式和内容时或小有变化,但朱熹所建立的理学体系的框架没有根本性的变化。可以说,在历史的沿替中仅仅发生了朱子学范型的流变。     

“里面出来”与“外面入去”──朱陆哲学异同管见

陆九渊的全部学说和毕生精力，都集中在引导人们发明本心、自觉自得、自立自求上，极力倡导“里面出来”的治学方法，反对依葫芦画瓢的“外入之学”，该文总结性论述了朱陆哲学异同的学术公案。     

章学诚“史德”理论新探

章学诚认为良史不仅要有才、学、识三长,而且必备“史德”。对他的史德理论,学者们理解为要求史学家应据事直书,以客观主义的态度尊重历史事实,不掺杂自己的主观意图。本文通过对《文史通义·史德》篇及章学诚史学思想体系的考察,认为这种解释是不恰当的,章学诚提倡史家应具备“史德”,乃是要求史学家站在维护封建伦理的立场上写史。     

论章学诚以“文”济史的治学之道

乾嘉时期 ,章学诚以“文”济史 ,提倡性情与功力合而为一的个性学术 ,倡导学术创新“成一家言” ,使其治学方向和治学方法与当时的考据派有了显著的不同 ;但另一方面 ,其史学家的思维特性渗透到文学观念中来 ,使得他的思想呈现出复杂的落后性。     

朱陆“早晚异同”说探讨——以陈建《学蔀通辨》观点评析为例

陈建坚定于朱学立场,逐年编次辨析朱陆早晚异同之法,对历来持朱陆"早异晚同"说从佐证的时间、论证的方法及其特点等方面给予了深入地揭示和批判,是明中晚期朱陆(王)学术争辩中的重要一环。     

“六经皆史”:章学诚对清代汉学的批判

章学诚“六经皆史”的观点,必须放在清代学术转向的背景下加以考察。清初以来,宋明理学“形而上”本体受到了根本的质疑。章学诚把“道”理解为一种历史化的过程,而不是永恒的超越一切历史的实体。通过回复到原始儒家,章学诚重新阐发了“史”的意义,经学在三代是作为记录典章制度的“器”。章学诚还批评了乾嘉考据学的弊端,他认为考据学只是对于历史材料的考订与整理,还不能成为真正的学问。“博学”与“约守”不可偏废,在“功力”的基础上必须成就“学问”,这也就是要以历史的眼光来看待经学。“六经皆史”是史学与实学相结合的产物。     

章学诚的语言哲学观

清代考据学的基本信念是“道在六经”,方法则为“由训诂以通义理”,即以语言文字的释义以通达“六经之道”。章学诚与清代考据学的分歧主要是在语言观方面,一方面章学诚认为,“言与意”有时而背离,“通其辞”之外还必须“通作者之心志”;另一方面,章学诚认为六经语言的本性是象征性的,《易》之象和《诗》之比、兴“兼通六艺”,因此当“因象而求道”而非“因言而求道”。章学诚的语言观与历史上的道家、禅宗、心学的语言现存在着一定的思想脉络关系。     

论章学诚的学问观

章学诚在乾嘉考证学盛行之时,提出了独特的学问观,对繁琐的考据学风有所纠正和补救。章学诚的学问观是以"学问"和"功力"之辨为基础,以"性情"而入,"博"与"约"的相互结合,达到对"道"的全知,最终以"贵开风气"、"去弊而救其偏"的经世致用为目的。他的学问观在思想史和文化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章学诚“史德”说新解

史学界对章学诚<史德>的解读有不同看法.笔者研读之后提出三点新的认识:一是章学诚指出"识"有三种:断义之识、击断之识、文士之识.二是"史德即心术"实为史家之思想品德.三是章学诚所云"尽其天而不益以人"之"天",不是指客观历史事实,"人"亦不是指史家.只能按章氏之说理解,即"气合于理,天也;气能违理以自用,人也.情本于性,天也;情能汩性以自恣,人也".因而所谓"尽其天而不益以人",不是指正确处理史家主观与客观历史的关系,充分尊重历史事实的真相,而尽量不加之以主观;而是说史家尽可能使自己的气合于理、情本于性,同时不增加气、情"违理以自用"、"汩性以自恣"的程度.     

沙湖学术信息

湖北大学人文学院彭忠德副教授在《光明日报》(历史周刊)2000年4月28日上发表《史胆与史责》一文。刘知几认为才、学、识为史学家必具的修养。章学诚进而提出了“史德”。中国古代史学家还通过自己的言行向人们昭示:胆量和责任感也是史学家应该具备的修养。史胆有助于发挥史学的一项重要社会功能———惩恶劝善。只有具备史胆者才能“仗气直书,不避强御”,而且胆能生识,在识人所未识之后,更要能有胆量才能言人所不敢言!否则所识所见也就只能闷在心中,徒生暗室之叹。史责有助于调动史学家的主观能动性,使他们忠于史职、通古联今,努力发掘传统…     

朱熹与陆九渊“鹅湖会”的再思考

朱熹与陆九渊是宋朝封建社会后期两位重要的哲学思想家,二人成名于同一时期,且学术观点相异,自“鹅湖会”始争论不休。朱陆“鹅湖会”引发的争辩,揭示“鹅湖会”争辩的焦点是“为学之方”,朱陆主要分歧是博与约、简与繁及尊德性与道问学之间孰轻孰重、孰先孰后的关系问题。“鹅湖会”争辩的启示是朱陆之争形异而质同;儒学思想分野的逻辑表现;学术辩论是学术繁荣的需要;朱陆之辩彰显“和而不同”的文化价值观。     

传承与衍变——《史微》与《文史通义》之比较研究

在清末民初学术界,张尔田以推崇和发扬章学诚学说而著名,所著《史微》以章学诚《文史通义》"六经皆史说"为基础"考镜六艺诸子学术流别",是一部颇具特色的古代学术思想的通论性著作。《史微》与《文史通义》在治学方法、思想倾向等方面既有一致之处,亦有显著不同。通过对其异同的研究,有助于更深入了解章学诚学说在后世的流衍及其对近现代学术思想史的影响。     

史学史研究的过去与未来

中国史学,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遗产。中国史家很早就有了史学史意识,至晚在唐代,刘知几已写出了有系统的、颇具规模的史学批评和史学史著作《史通》(成书于唐中宗景龙四年,即公元710年)。刘知几还提出了著名的才、学、识“史才三长”的理论,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积极影响．至章学诚、梁启超而...     

理学史公案《朱子晚年定论》平议

儒学发展到北宋出现新的变化。新儒学者们探求儒学经典义理,发现真正的儒家之道,当时称新儒学为“道学”。南宋中期道学分为两派,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和以陆九渊为代表的心学,在“遵德性”与“道问学”的治学途径方面发生分歧,致有“朱陆异同”之争。明代中期王阳明发挥心学,创立“致良知”之说,学术界再次发生理学与心学之争。王阳明为平息与调和争论,认为朱熹于晚年对其曾从事的传注训释的治学方法感到悔悟,同于心学之旨,亦合于“致良知”之说,遂编著《朱子晚年定论》。此论虽受到学术界的批评,却有助于阳明学之盛行。然而朱熹与友人的书简中偶有表示于“尊德性”工夫的欠缺,但这属偶然自谦之辞,在其去世前数年犹致力于儒家经典和其他典籍的训释考证,并不存在悔悟之事。《朱子晚年定论》在事实上不能成立,而借此欲调和或会通“朱陆”与“朱王”则属于主观的勉强牵合,于学理上也是难以成立的。     

吕澂与熊十力的“性寂”“性觉”之辩

吕澂与熊十力之间的“性寂”“性觉”之争被称为“辩佛学根本问题”,实际上,二人所理解的“性寂”与“性觉”并不分别符合印度佛教和中国佛教“心性本净说”的本义。通过对比吕、熊的“寂”“觉”之争与朱陆之争,可知吕澂的“性寂”与朱熹的“性即理”、熊十力的“性觉”与陆九渊的“心即理”具有思路上的一致性,由此牵扯到的为学功夫上的“革新”“返本”之争亦与朱、陆的“格物”“明心”之争极为相似。因此,吕、熊之间的“寂”“觉”之争,并非是在争论佛学根本问题,而只是披着佛学的外衣在争论宋明理学的根本问题,其实质是朱陆之争的继续。     

孙奇逢对宋明理学三大公案的解读

孙奇逢是明末清初著名的理学家,他以合会朱王为纲,形成了对《太极图说》辨、朱陆异同辨、“王门四句教”三大理学论题的新认识。他认为《太极图说》之辨的实质是不同理学家站在不同立场而产生的本体论认识上的不同;对于朱陆之辨,他认为朱陆之间并无本质区别,学者要道问学和尊德性并重;对于“王门四句教”之辨,他认为“无善无恶”是论心而非论性。孙奇逢对此三大公案的超越性认识,使其理学思想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反映出明末清初的理学特色。     

章学诚明道思想探究

自20世纪20年代开始,国内外对章学诚的研究掀起了一轮又一轮的高潮,但还未有专文尝试由章学诚思想系统自身的特性出发,提取其核心概念的精神实质,对其思想进行整体的诊释。本文力图抓住章学诚思想系统中的核心概念“道”,从“学以致道”、“道的坎陷”以及“道的精神”三个方面勾勒章学诚的明道思想。     

王士祯“神韵说”中文学创作理论的三个层面

王士祯的“神韵说”是清初“四大诗歌理论”之一，涉及到诗歌的创作、评论诸多方面，包含的范围十分广泛。“神韵说”中有关诗歌创作理论的脉络十分清晰，主要分为以下三个层面：“识自本心”、“伫兴而就”，强调作家的悟性和创作灵感；学力深，始能见性情，强调作家的学识；“舍筏登岸、无迹可求”，学养、悟性、灵感结合后达到最高创作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