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与中国未来经济新动能培育

数据已经成为高质量发展阶段经济增长中的新型生产要素,数字经济已成为中国发展中最为重要的新动能。数字经济包括产业数字化与数字产业化两大部分,具有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等基本特征。通过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分析数字经济培育经济新动能的理论逻辑,对数字经济的衡量与测算进行总结归纳;基于现有研究提出数字经济发展评价体系,进一步提出以发展数字经济培育经济新动能的路径。研究结论:在数字经济时代背景下,我国应加快数字产业的发展,促进数字技术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以数字经济培育经济新动能,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福建省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研究

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有利于促进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互动发展,推动制造业集群转型升级,培育区域经济新增长极。对2014年福建省各地级市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指数的测算表明,福建省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呈现地区分布不均衡特征,除厦门外,多数地级市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水平有待提升。经济新常态下,应通过优化产业空间布局、创新产业协同集聚模式、推动制度创新、完善城镇功能、加强人才引进和培养等途径促进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     

数字经济赋能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高质量融合发展研究

依托数字经济走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高质量融合发展之路,是把握数字化发展机遇,加速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关键。在分析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融合发展现状的基础上,研究了数字经济推动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的动力和作用机制。发现数字经济可通过“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的双轮联合驱动模式,突破当前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发展存在的困境,进一步加快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向数字化、智能化、高端化方向转型升级,从而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的融合。研究发现,通过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制造业的数字化转型,增强数字技术创新能力,共建共享数字体系等措施,数字经济能够加速两业良性互动机制的形成,推动两业高质量融合发展。     

数字经济会洗牌城市规模分布吗?

数字经济对城市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且对城市规模的正向作用随城市规模扩大而存在异质性,表明数字经济促进城市规模扩大的同时能维持已有的中心—外围式分布格局,甚至一定程度上强化该格局.理论上,从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的产业互动和集聚效应出发,基于冰山成本、劳动力互补和知识溢出的理论,提出了数字经济对城市规模异质性产生作用的机制.实证方面,应用分位数回归模型检验数字经济影响城市经济增长的异质性,引入数字经济和产业集聚的交乘项验证数字经济与产业集聚互补效应的异质性,证明了数字经济对城市规模的促进作用异质性假设.以数字经济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还要注重区域协调发展,谨防重现区域性贫困.     

异质性产业集聚对城市创新发展能力的影响

城市创新圈是创新要素的高聚集、高密度的创新系统。本研究尝试将产业集聚和数字经济同时纳入城市创新发展能力的分析框架,基于中国2005—2020年262个地级市面板数据,通过理论分析与GMM模型实证检验相结合,讨论产业集聚对城市创新发展能力的影响。主要结论如下：产业集聚均对城市创新有着正向的促进作用,并且促进效果顺序是制造业集聚大于协同集聚,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排在最后。异质性检验表明,在产业集聚对城市创新的影响中,南方地区城市均表现显著的促进作用,北方地区城市则只有制造业集聚对城市创新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数字经济只在制造业集聚对城市创新的促进作用中发挥正向调节作用,在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和协同集聚对城市创新的影响中均发挥出负向调节作用。     

中国数字经济的发展现状与发展趋势分析

近年来，中国数字经济总量持续增长并成为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泉，数字基础设施发展迅速，数字经济创新能力持续上升，数字经济加大对三次产业的渗透且呈现逆向渗透模式，数字产业化稳步发展，产业数字化深入推进，制造业新业务、新模式层出不穷等.从未来发展看，数字经济的规模将进一步扩大且加快普及，数字经济与新一代信息技术的融合将更加紧密，发展数字经济的政策支撑体系更加完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发展迅速，数字新基建的投资和营运模式不断创新，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更加深度融合，数字化治理朝着惠民便民、高效协同的方向发展等，将是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趋势.     

数字经济如何影响制造业产业链韧性？

数字经济是理解制造业产业链韧性的重要视角。本文利用2011-2021年全国各省面板数据,实证探究数字经济提升制造业产业链韧性的内在机理,识别数字经济提升制造业产业链韧性的作用路径。研究结果表明：（1）数字经济通过提高创新资源的配置水平提高制造业产业链韧性;（2）随着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数字经济对制造业产业链韧性促进作用边际递减;（3）数字资源是数字经济发展初期促进制造业产业链韧性提升的主要因素,数字经济促进作用下降的原因是数字应用推动作用的下降;（4）数字经济对中部地区制造业产业韧性促进作用最大。本文试图分解数字经济要素,并具体分析各要素对制造业产业链韧性的影响。     

数字经济发展与地区全要素生产率提升 ——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为探究数字经济发展对地区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作用与路径,选取中国2010—2019年省级面板数据,分别运用熵值法和DEA方法对数字经济指数及地区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算,并结合双向固定效应模型、SUR回归以及中介效应模型对数字经济与地区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认为,数字经济对技术推动型的地区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作用显著,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分别通过增进技术进步和提升技术效率提升了地区全要素生产率,数字产业化可以通过产业数字化提升地区全要素生产率。研究表明,培育地区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新动能,应加快构建服务数字化转型、融合创新的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体系,促进数字经济和技术创新深度融合; 加强自主创新数字技术和全球范围内的技术共享,促进中国技术进步以及省际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加快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构建数字化经营决策以及生产体系; 加强数字信息保护和数字环境治理,建立健全产业数字化的信息安全体系。     

产业数字化对区域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机制研究——基于有限创新要素视角

采用2014—2019年省级面板数据,构建区域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和产业数字化测度体系,实证检验产业数字化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提升作用、空间效应和市场机制。结果证实：产业数字化对区域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水平及其二级指标存在直接提升作用;提升一级指标的地区异质性较弱,提升二级指标中经济效益和绿色发展的地区异质性明显;产业数字化对邻近区域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具有空间虹吸效应;技术市场规模正向调节产业数字化对区域高质量发展的提升作用,而国际市场规模则负向调节该提升作用。基于上述结论,应弱化要素集聚层面的政绩考核指标和技术应用服务的属地属人性质;强化数字技术在制造业中的创新应用和创新集成;优化创新要素集聚后的长期性、稳定性政策扶持和技术孵化;建立健全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下的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市场环境。     

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形态研究——基于互联网平台视角的案例分析

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对于优化地区产业布局、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具有重要意义。互联网平台是生产性服务业的特例,平台与制造业的协同集聚效应呈现出互联网时代所独有的规模化、网络化、数字化的特点。将生产性服务业具体到互联网平台层面,从互联网平台和虚拟集聚的角度研究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形态,总结了“派生式”、“共生式”和“自生式”三种协同集聚形态,并通过案例加以佐证,以期对二者协同集聚作出更加清晰明确的描绘。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中国制造业进口技术复杂度测度方法

为研究生产性服务资源集聚对中国制造业进口技术复杂度的作用机制,以修正Schott相似度模型为切入点,构建了中国省级亚产业层面进口技术复杂度的新型测度方法。研究认为: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有助于降低制造业进口技术复杂度,该结论在多维度检验及二者异质性行业层面均稳健成立,该机制有助于降低中国成为全球价值链追随者和被俘获者的概率,破解被国外拥有高技术复杂度产品的跨国公司“卡脖子”困境;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有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经济增速、税负及负向外部冲击均不会改变该作用机制; 引导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是中国摆脱“低端锁定”和技术赶超陷阱的重要路径,为制造企业锻造了产业和技术“长板”,降低制造业进口技术复杂度。     

数字经济促进共同富裕的逻辑、机理与路径

推动中国数字经济健康发展,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是新时代新阶段的两大中心课题。为研究数字经济与共同富裕的逻辑关系,对共同富裕“四个统一”的内涵、数字经济的新特征与新趋势进行分析,论证数字经济助推共同富裕的机理与路径。研究认为,数字经济通过创新效应、溢出效应、协同效应和普惠效应,为均衡发展提供了共享机制,推动了全社会共享数字经济红利,创新驱动、产业结构升级、生态协同和价值共创是其中重要的机制; 数字经济促进共同富裕的实现,需要进一步培育互联网产业平台,做强做优做大数字平台,推动产业数字化和数字技术市场向农村、实体经济融合; 数字平台企业需要承担更多公共职能,持续完善数字生态链、发展新业态新模式为创新创业提供条件和保障,充分发挥数字经济促进共同富裕的“四个效应”,增强人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数字产业链的深化、分化及断裂

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之下,数字经济产业链呈现出一些不同寻常的发展趋势。主要表现为:一是数字产业链深化。线下经济的停工停产推动了数字企业的“攻城略地”,加快在公共服务业和工业制造业拓展数字产业链,同时也倒逼传统企业将业务和人员从线下搬到线上,促使数字化进程大幅提速,在事实上起到了托底经济增长的作用。二是数字产业链分化。数字产业链在总体上呈现出更加细化、专业化的倾向,但产业间出现了分化,酒店、餐饮、电影、旅游等行业尽管具备较高的数字化程度却受疫情影响更严重。而且,数字与非数字产业之间的分化加剧,商务楼宇等生产性服务业面临数字化冲击,线上办公、线上教育等可能颠覆人们对地理商圈、总部经济、CBD等的依赖性,改变经济和产业结构。三是数字产业链断裂。疫情加剧了数字经济产业链的断裂趋势,欧美不断封锁数字技术和产品设备的进出口,这对中国数字产业链的全球分工和布局造成长期负面冲击,值得政府和企业高度重视。     

提升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路径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国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的背景下,明确中国供应链安全面临的挑战与优势,提升中国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是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必然要求。中国供应链安全面临着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供应链“断链”与产业跨境转移等风险,同时也具备产业体系优势、市场规模优势、举国体制优势和数字基建优势。为增强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要以新型举国体制推动关键核心技术突破,推动数字化转型和数智供应链建设,优化制造业产业链高中低端产业布局,发挥超大规模内需市场的稳定作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进而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以生态文明为主导的地区新型工业化道路研究

新型工业化是我国制造业发展的必由之路,佛山高新区的实践为其他地区的新型工业化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经验和借鉴。作为制造业大市的佛山,在以生态文明为主导,积极发展绿色经济、实施清洁生产、加速产业转型、推动产业集聚等方面的做法和经验,对于存在自主创新能力不强、资源环境问题突出、产业结构不合理、地区行业发展不平衡等问题的东西部其他地区的新型工业化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数字经济赋能产业共聚的影响效应

平台经济的出现使产业集群的形成和演进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形成了依托于社区化、模块化生产的无边界性的虚拟集聚,产业分工也呈现出与工业经济完全迥异的模式。基于此,使用新经济地理学模型推演数字经济赋能产业共聚的内在机理,以及数字经济通过放大区域比较优势影响专业化分工进而赋能产业共聚的作用机制。以2008—2019年中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为研究样本,采用广义空间面板自回归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数字经济赋能产业共聚的路径与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产业共聚具有正向空间溢出效应,数字经济显著促进了产业共聚,专业化分工是数字经济赋能产业共聚的主要传导途径;(2)东部地区的数字经济对于产业协同发展和区域一体化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且数字经济对二三产业的空间共聚促进作用更强,更有利于一体化发展。研究贡献在于进一步丰富了数字经济与产业共聚的相关研究,为数字经济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提供了思路。     

数字经济与城市群协同发展：基于夜间灯光数据的研究

准确认识数字经济与城市群协同发展的关系,有利于拓展数字经济影响的评估视角,也为发挥数字经济和区域一体化的融合倍增效应提供有益思路。研究发现,数字经济时代城市群辐射带动区域协同发展的步伐正在加快,数据要素跨域流通打破了城市群内部和城市群之间的市场分割,助推城市群边界的有效扩大。数字经济促进城市群协同发展主要通过两个作用机制,一是推动创新主体跨城市跨区域进行合作创新,促进城市协同创新网络发育壮大;二是提升城市空间集中度,增强邻近空间范围内的城市要素集聚能力。数字经济的网络性、跳跃性及外部性特征放大了中心城市对外围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和空间溢出效应,因此构建与数字经济相匹配的区域一体化协调机制和要素统筹配置机制正当其时。     

新经济地理因素与制造业空间聚集——基于省际动态面板的GMM分析

针对中国制造业区域发展不平衡的经济现象,文章构建了一个新经济地理的分析框架,分析了市场规模、市场潜力和运输成本对中国制造业集聚的作用。通过动态面板的GMM系统,运用中国2000-2009年的省际面板数据,提出制造业主要向沿海地区、特别是东南沿海地区集聚;新经济地理因素对制造业集聚有显著影响;市场化程度、对外开放水平也有利于制造业集聚。最后,文章提出了有效的政策建议。     

总部经济集聚区协同发展与对策研究

总部经济集聚区内企业间价值链互动与合作,获得更多的价值链高端价值,发挥总部经济的集聚优势,从而推动总部经济集聚区协同发展。在综合性总部经济集聚区协同发展中,不同产业企业总部之间的协同和支柱产业与现代服务业的协同并存,而在特色性总部经济集聚区协同发展中,同一产业链企业总部之间的协同和旧产业路径依赖与新产业培育的协同并存。从政府、企业、中介协作发展角度,制定相应的总部经济集聚区协同发展对策,要求在强化企业总部间协同创新和企业主体作用的基础上,加强政府政策引导和保障体制建设,并完善社会中介服务支持体系的有力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