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死亡损害赔偿的立论审思与制度完善

《侵权责任法》死亡损害赔偿制度面临死亡赔偿金计算方法尚付阙如、统一死亡赔偿金难以适用、死亡赔偿请求权人及精神损害赔偿规则粗糙的问题,尤待解决.死亡赔偿金本质为消极可得利益赔偿,应采个别化与类型化相结合的可行计算方法；例外的统一死亡赔偿金,应缩限解释为适用于大规模侵权.死亡赔偿金请求权人应有顺位限制,并应赋予拟制近亲属权利；一般应平均分配死亡赔偿金,但可适当照顾无经济来源者.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人应加以限定,并应设置统一的精神损害赔偿最高额.     

"同命"应当"同价"吗?——简评我国死亡赔偿金制度

我国目前实行的死亡赔偿金制度在近年的司法实践中屡遭学术界与大众指责,舆论普遍认为,"同命不同价"现象违反了宪法和民法中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但死亡赔偿金并非对生命权的救济而是对死亡导致的现实利益损失的弥补,因此,死亡赔偿金的差额化并不必然导致不平等.当前死亡赔偿金制度的症结来源于模糊不清的定性与简单依靠法院地人均收入水平确定赔偿标准.要解决这一问题,应将死亡赔偿金彻底剥离为精神损害赔偿与财产损害赔偿,对精神损害赔偿确定统一的赔偿标准以体现生命价值的平等,对财产损失赔偿坚持当前的继承丧失说,根据受害人生前收入状况而非法院地人均收入确定赔偿数额.     

我国未成年人死亡赔偿制度研究

我国现行的死亡赔偿金制度采用"继承丧失说",将死亡赔偿金定性为财产性赔偿,从相关法律法规可以看出,我国仅区分不同的加害行为而适用不同法律法规对死亡赔偿金进行不同方式的计算,而没有对死者是否成年予以考虑,使得没有继承人、没有财产收入的未成年人一旦遭遇侵害致死就只能适用与成年人一样的死亡赔偿金制度.<侵权责任法>虽然明确了被侵权人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但却未考虑被侵权人死亡后,其近亲属的精神损害补偿问题.我国应建立一个适于未成年人的死亡赔偿金制度,考虑财产性赔偿、精神性赔偿和惩罚性赔偿相结合,以最大限度地发挥死亡赔偿金制度的作用.     

论精神损害赔偿与惩罚性赔偿金的关系——兼评台湾最高法院2002年台上字第1495号民事判决

课予惩罚性赔偿金主要考量加害人主观上的恶性与其加害行为的后果严重性,而属填补性损害赔偿制度之财产上的损害赔偿,主要考虑被害人所受的实际损失。至于属非财产上损害赔偿的精神损害慰抚金,除应当考虑被害人因素,并对加害人的加害情状、加害事由、以及加害人资力等因素加以考量,与惩罚性赔偿金的考虑相似,但异于财产上损害赔偿之考量因素。精神损害赔偿与惩罚性赔偿金具有判断同构性及相似的功能、目的。因此,有必要梳理精神损害赔偿与惩罚性赔偿金之间的关系,以作为正确计算惩罚性赔偿金数额的基础。     

《侵权责任法》第16条之我见——对残疾赔偿金与死亡赔偿金的解读

《侵权责任法》第22条规定了精神抚慰金,第16条规定了残疾赔偿金与死亡赔偿金,而没有规定被扶养人的抚养费请求权。由于＂两金＂在性质上属于精神抚慰金,所以,＂两金＂与精神抚慰金不得主张;尽管＂两金＂与被扶养人的抚养费性质不同,理论上似乎可以并用,但由于＂两金＂在赔偿标准上采取了＂遗失利益损害赔偿＂的计算方法,使对受害人及其家庭的救济达到了如同没有发生侵权损害一样,所以,被扶养人的抚养费亦不可以与＂两金＂并用。     

我国死亡赔偿金计算的完善

生命是人的最高利益,是自然人享有民事权利能力的基础。生命权是以自然人的生命安全为内容的人格权,生命权不可转让不可继承。侵害他人的生命权,加害人应当依法承担侵权责任,支付死亡赔偿金是承担侵害生命权责任的主要方式。我国死亡赔偿金的计算存在诸多不足。针对死亡赔偿金的计算方法、计算标准、赔偿年限及利息扣除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应采纳具体计算法即主观计算法,并考虑对死亡赔偿金的利息扣除采用城乡同一赔偿标准。     

死亡赔偿金的法律性质研究——兼论五保户与政府的法律关系

五保户与政府是公法上的权利和义务关系,政府不能因为对五保户的管理和供养取得对五保户的财产权利;死亡赔偿金是对死者亲属的赔偿,不属于遗产,政府无权取得五保户死亡的死亡赔偿金。     

论死亡赔偿的立法选择

在伤害致死的案件中,受害人有直接受害人和间接受害人,损害有财产损害和非财产损害.直接受害人的损害可分为身体丧失的损害和生命丧失的损害,生命丧失本身就是一种最大的损害.有损害就应有赔偿,死亡赔偿金是对生命丧失损害进行的赔偿,它与伤害致死的精神损害赔偿、被扶养人生活费的赔偿是各自独立的赔偿项目,在侵权责任法的立法中应将它们并行规定,而不是相互排斥.     

附带民事诉讼限制赔偿范围的反思与矫正——兼论附带民事诉讼“执行难”的解决对策

现行民事诉讼制度在确定赔偿数额时,不判死亡赔偿金、残疾赔偿金和精神损害抚慰金,并将适当考虑被告人赔偿能力作为一项原则。但前者无法回避举证责任的困难性、赔偿能力的不确定性、裁判结果的不公正性、审执交织的不合逻辑性等明显缺陷;后者抹煞了公法与私法的区别,违背了责任聚合的处理规则,违背了“举轻明重”的法律原理,在逻辑上与现行法律相冲突,且忽略了精神损害赔偿的调整功能。故附带民事诉讼限制赔偿范围缺乏合理性,应“坚持强势意义上的平等对待”,与普通民事诉讼的赔偿标准保持一致。其执行难的问题可以通过建立侦查阶段的财产保全制度、完善赔偿与量刑相结合的制度、建立民事赔偿执行与刑罚执行相结合的制度、建立监狱代偿制度、建立国家救助制度等方式予以克服。     

论我国生态损害赔偿金的法律制度构建

生态损害赔偿金是救济生态损害的货币化表现形式,其赔偿范围应当包括:生态环境修复费用;生态环境修复期间服务功能损失;为防止污染扩大、消除污染而采取必要措施所支出的应急处置费用;诉讼过程中发生的调查取证、鉴定评估等合理费用。我国一些省市就生态损害赔偿金的来源、管理与监督、使用与审核等在政策或者立法层面作出了规定,但存在行政权力过度介入资金使用、资金使用程序不完整、监督机制不健全等问题。为此,应从管理机构、资金来源和用途、资金使用与审核程序、资金使用监督等方面健全我国生态损害赔偿金法律制度。     

城市化进程中被征地农民综合安置模式研究——以山东省淄博市为例

在城市新区开发过程中,农村集体土地被大量征用,失地农民数量迅速增加。现行的针对被征地农民的补偿与安置措施存在着诸如补偿标准低、项目少、缺乏长效机制等问题。解决被征地农民的补偿与安置问题应采取积极措施,走一条集“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就业培训、住房保障、墓葬改革”为一体的综合安置新路子。     

制度权利失衡:农民贫困问题的制度根源探析

农民贫困问题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同时也是一个社会问题。农民贫困的根源不是源于农村和城乡之间内在的经济基础差异,而是源于凌驾于农村和城乡物质基础之上的不合理的制度设计。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中国农民贫困问题的现状源于产权制度的缺失、结构制度的差异、保障制度的偏颇、财政制度的歧视、法律制度的失灵、传统文化制度的禁锢。解决农民贫困问题的出路在于—合理的制度设计。     

秦皇岛市“城中村”拆迁法律问题研究

“城中村”拆迁问题是我国多数大中城市在城市化过程中面临的共同问题,目前我国城乡土地所有制二元结构和相关法律法规缺位,导致“城中村”拆迁过程中出现了很多问题。该文以秦皇岛市为例,分析了秦皇岛市“城中村”的形成原因和过程,对“城中村”拆迁改造过程中存在的“公共利益”泛化、补偿标准不明确,被拆迁主体缺乏诉权保障等法律问题进行了探讨,提出了界定“公共利益”、明确最低补偿标准,确定“城中村”居民的合同主体资格赋予其诉讼权利等意见。     

集体所有土地产权保护与征地痛苦指数

土地制度是农村的一项基础制度。我国土地制度的特征是城乡分割;土地的国家所有和集体所有并存;政府的土地征收权是联系两种土地所有权的唯一纽带。土地征收的经济实质是用责任规则保护土地的所有权。我国的土地征收并不完全满足效率限制原则,即公共利益和合理补偿。征地痛苦指数可以用来反映土地征收中的效率扭曲程度和农民福利损失状况,我国目前的客观征地痛苦指数接近于1,反映出效率严重扭曲和农民福利严重受损。唯有持续深化改革,坚持市场机制在土地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才能实现土地配置的效率要求,切实保证农民利益不受损害。     

新型城镇化视野下的重点生态功能区的新农村建设——关于海南白沙美丽乡村建设的调研

新型城镇化不仅要防止城市病,而且要让农村居民特别是重点生态功能区的居民享受城市文明而又不破坏生态,实现城乡统筹发展。我国重点生态功能区集中在中西部山区,多数是国家级贫困县。重点生态功能区的新农村建设是新型城镇化的重要组织部分。海南省白沙县的美丽乡村建设为推进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的新农村建设做了有益探索。白沙个案表明:要实现新型城镇化的目标,国家必须完善生态补偿机制,加强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的新农村建设,优先安排资金,按生态文明的理念改造贫困村庄的住房和完善公共服务体系,使当地居民既能享受与城镇居民同等的基本公共服务和居住条件,又能提高生态文明水平特别是生态产品的生产能力。     

身体与城乡结构的象征性界分——以黑龙江吴村建筑农民工群体为例

以服饰、语言、表情等为表征的身体常常是社会身份与地位的重要标志,身体具有重要的象征性意蕴.在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大规模农民工群体(主要是建筑农民工)进入城市工作和生活,并将一系列服饰、语言、表情等身体标记带入城市,同时也将城乡身份界线由"城乡之间"带入"城市之中",因而在一定程度上使城乡结构性界限在城市中凸显出来.一方面,农民工的身体特征展现了农村世界及其与城市世界的差异;另一方面,农民工的身体特征作为城里人对其加以识别的标志,导致后者对前者的"他者化"建构,农民工的身体成为一种社会身份区分的象征标记.虽然改革以来城乡二元结构渐趋弱化,但镌刻在人们身体和认知空间中的城乡二元结构依然惯性延续.因此,一切涉及农村与农民(工)发展的制度安排都必须承认和关照负载于农民(工)身体之中的惯习的存在.     

农村留守儿童社会化困境与学校教育对策——对浙南R市的调查与实践

对浙南R市的调研发现,家庭教育功能退化、同辈群体影响具有"双面性"、学校教育乏力是导致农村留守儿童社会化困境的主要原因。学校层面的对策是在开展对留守儿童的直接教育之外,拓展教育领域,对留守儿童家庭教育进行功能补偿,同时积极引导留守儿童同辈群体的文化走向,发挥学校在农村留守儿童社会化中的有力主体与主要行动空间作用。     

自贡市农村基础设施的现状及发展对策

农村基础设施是实现新农村建设目标的基本条件。作为我国西部欠发达地区的四川自贡,如何进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促进新农村建设目标的早日实现,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本文在自贡市农村基础设施现状调查、评价的基础上,分析了自贡市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面临的困难,提出了自贡市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指导思想、目标、任务、措施,以期对自贡或类似地区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有一定指导作用。     

农民工自我重塑与城市适应

文章尝试糅合宏观社会因素与微观心理因素构建农民工城市适应的模型以描述、解释农民工的城市适应，在此模型之上探讨了一些阻滞农民工城市适应的因素及其影响途径。认为农民工的城市适应过程是以农民工的“自我”为中心，以“自我重塑”为途径，以“城市性”的获得为中介，以高层次的城市适应为目标的往复循环的过程。制度、政策的城乡分割，城市社会的偏见、歧视与排斥，农民工自身知识文化技术特征、特殊的观念心态三种因素从不同的途径影响农民工重塑，进而影响农民工的城市适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