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早期朝廷体制的变动与汉化的曲折推进

北魏早期的朝廷体制 ,经历了立国初仿汉制设立 ,尔后回归拓拔旧制 ,几反几复 ,步步倒退 ,至太武朝方厉行汉制这样的一个变动历程。这一历程折射出了胡汉上层之间的矛盾 ,反映了北魏在早期走向汉化所经历的曲折与反复     

论北魏前期的国家与豪族经济

北魏前期国家直接支配的畜牧业、计口授田、屯田制,尽管使北魏控制了数目不少的土地和劳动力,但由于生产效率较低,没有办法占有和吸纳更多的土地和劳动力。因此并没有阻碍胡汉豪族经济的存在和发展。在此形势下,豪族经济不仅在京畿代地发展起来,而且在北魏统治力量薄弱的华北地区则基本上不受控制。在胡汉豪族经济不断发展,北魏国家掌握小农和土地较为有限的情况下,北魏国家仅靠生产效益低下的国有经济,漏洞百出的赋税体制及横征暴敛的手段,已无法维系日益增长的国家开支。     

魏燕战争以后的北魏与高丽

北燕被北魏灭亡后,高丽接纳了原北燕国主,北魏太武帝朝与高丽的关系一度紧张。此后,双方的关系经历了25年的空白时期。直到文成帝朝,高丽才两番往北魏派遣贡使,但是双方关系依旧冷漠。从献文帝朝起,高丽向北魏遣使进贡的次数显著增多。献文帝当太上皇以后的延兴年间,北魏也对高丽做出积极的回报。由于频繁的使节交往,更因为北魏遵循不介入高丽与百济间矛盾的原则,双方关系的主流一直沿着缓和的轨道发展,这为后来孝文帝朝与高丽的关系进入友好期作了铺垫。不过,延兴末年北魏文明太后要求和亲,却被高丽拒绝,这说明双方关系仍需磨合。     

北魏南北尚书制度考

南北尚书制度是太武帝统一北方后,为适应新的统治需要由南北大人制转化而来.南北尚书职权广泛、 位高任重,是北魏前期最重要的职官制度之一.南北尚书曹不是胡汉分治机构,分置南、 北二部尚书体现了北魏对国内两大异质文化生态区域的重视.太和年间,随着北魏由二元型政治体制向封建国家转型的完成,南北尚书制度失去了存在意义,于是在太和十七年(493年)孝文帝的官制改革中被罢废.     

北魏中西交通的开展

自太延元年起,北魏的西域政策发生变化,中西交通开始恢复并相继出现三次高潮,愈到后来,中西交通的规模愈大,在景明元年以后,除了西域诸国,有97个国家和地区与北魏通使往来。其规模远超两汉,并启隋唐中西交通之盛,承前启后,影响深远。同时,考诸北魏的中西交通史,也可以看到,影响当时中西交通盛衰不定的主要因素在于,北方柔然以及沿途吐谷浑、高昌、高车、鄯善等国是否加以阻挠,中西交通每次高潮的到来与维持都以北魏在军事上解决相关障碍为前提和背景,这一点与西汉时中西交通时常受到匈奴以及沿途诸国的阻挠的情形十分相似。随着中西交通的展开,中西商贸关系也在不断发展,北魏在贡赐贸易中并未获得实惠,相反付出了巨大的经济代价,倒是民间互市使中西方各国各得其所,兼受其益,这在河西走廊和陇西丝路沿线城市尤为明显,这种格局的形成与北魏统治者处理对外关系的指导思想息息相关。     

科学与神学的纠葛——兼论张衡科技成就与东汉神学政治之关系

本文以张衡为个案,考察其科技成就与东汉神权政治之关系,旨在说明在中国古代,科学与神学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并非对立而是呈现出相容相生的状态,科学作为神学的附庸,比附杂糅于神学之中.甚至在一定程度上,神学还为科学的发展提供了相当广泛的土壤和空间,给予科技不断的刺激与启迪.     

历代诗咏与妈祖信仰

从神学与美学、宗教与艺术、哲学与诗的关系对妈祖文化进行考察,是不可忽略的一个视角.透过这个斑斓的视界,我们不难看到人类文化发展史上,神学的演讲、宗教的发展理所当然地借助了美学、文学艺术的力量;文学艺术尤其是诗以特有的功能推进了宗教神学的进程.     

论百济与北魏的关系——以百济的上表文为中心

围绕着4世纪末以来朝鲜半岛局势的深刻变化,为了寻求自身的安全和发展,百济和北魏都在构建着对各自有利的外围条件。472年,百济上表北魏请兵攻打高句丽,却遭到北魏的拒绝。由于两者在最终利益上的差异,使得它们未能在传统的东亚国际秩序下建立起朝贡册封关系,最终,北魏王朝再无百济使臣前来,两国的关系形态对5世纪后期东北亚国际格局的变化产生了重要影响。     

“和谐”:亚洲神学的核心范畴

神学最原初的意义是关于神的科学。但对于亚洲人,特别是对于中国人来说,人与"神"打交道,则是为了他们自己当下和将来的生命。这与西方学者对神学的理解有着很大的不同。亚洲神学重在关心生命而较少关心"神",只有在人们关心生命时,"神"才会参与进来。为了生命,人们必须培养人与自然、人与神的关系,并把它们作为对象。因为,正是这些关系决定着生命;正是神、大地、人的和谐,决定着人的命运——只有和谐状态下的和谐方式,才能赋予生命、维持(延长)生命、发展生命。所以,人的生命(和宇宙的生命)可以用"和谐"来表述——"和谐"是生命的形式。在中国哲学中,"和谐"既是生命的手段也是生命的目的。作为手段,处于结合、融合、合成等形式中的"和谐"是最具普遍性和必要性的东西;而作为目的,"和谐"就是幸福。由于和谐是生命的动力、条件和形式,它揭示了宇宙伦理(神学)与人的伦理之间的内在关系,"和谐"本身便可合理地作为规范人与神、人与自然、人与人关系的原理。这就是为什么把"和谐"看作是亚洲神学和伦理学的核心范畴之原因。     

论斯宾诺莎解释《圣经》的方法与其中显示的宗教与哲学之相关性

在西方哲学史上,斯宾诺莎是西方理想主义发展脉络中的重要一员,他的一元论哲学一定程度上克服了笛卡尔的二元论。在其哲学代表著作《伦理学》中,唯一的实体——亦即上帝——处于其哲学体系的顶端位置。而在《神学政治论》中,斯宾诺莎又提及了神学应当与哲学分离,乃至神学与政治的分离。本文将以梳理《神学政治论》中关于圣经批判方面的章节为主,以图从斯宾诺莎所使用的批判方法中挖据这其中神学与哲学之间的相关性。     

略论拓跋鲜卑与两晋的关系

拓跋鲜卑是我国古代北方少数民族之一,曾建立北魏,统一中国北方,在历史舞台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与两晋的交往中,双方在政治上建立了封赐、朝贡与质子关系,在军事上则相互联合。此外,拓跋鲜卑还十分重视对汉族士人的招抚与任用。通过交往,拓跋鲜卑仿效汉族的政治制度、经济模式对其内部进行适当调整,通过对汉族文化的学习使其文明产生了巨大飞跃,为北魏长期统治北方奠定了基础。     

襄助北魏孝文帝迁都的三位关键人物

北魏孝文帝南迁国都,工程浩大而繁杂,因得力于尚书李沖、任城王拓跋澄和皇后冯氏的襄助,仅用两年时间就完成大业。李沖、拓跋澄和冯氏分别是汉族士族、拓跋宗室和皇室中最有权势和能力的人物,他们在营构新都、动员与组织迁徙的活动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不过,他们对于孝文帝的迁都方略,或者事先并不知情,或者知情之后一度激烈反对。然而,孝文帝却坚定地重用他们,这与孝文帝欲藉迁都事件而达到分化平城旧政治集团之目的密切相关。     

道家思想与两汉史学的发展

两汉时期 ,中国传统史学步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而这又是与道家学说的演变和发展密切关联、相伴而行的。司马迁、刘向、班固、荀悦等史家的史学活动 ,《史记》、《七略》、《汉书》、《汉纪》等史学名著的相继推出 ,都不同程度地受到道家学说的沾溉、启示和影响 ,并折射出道家思想在汉代演变、发展的轨迹和规律。另一方面 ,汉代道家学说的广泛传播 ,日趋深化和不断完善 ,也往往得益于史家的努力 ,得益于史学的发展。二者是相互促动 ,相得益彰的。我们研究汉代史学史、思想文化史 ,对此应该有所关注 ,有所探究     

道教房中文化研究视域中的汉代养生画像石刻

养生汉画是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体达着“下根”之人对于道教义理的认识和选择。以往相关研究多流于图像内容的阐释,着力点在于将该类画像还原成文献,缺乏对图像形式背后所隐藏观念意味的关注,未曾从道教房中养生思想对汉画观念浸润的层面作深入考察。汉画房中养生题材是一种宗教仪式符号,是对特定历史时期道教养生观念的诠释和图解,它的出现,与汉代特殊的人文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     

汉赋与儒家思想

现存汉赋及其相关背景资料显示,汉赋实以儒家思想为主.其政治思想主张以史为鉴,王道天下;其教化思想主张以礼法治国;其圣贤王道思想主张以圣贤为榜样,将历史圣贤化.以儒家为统治思想全面影响了汉赋的创作,而汉赋的创作又对儒家思想产生影响.在儒家思想为主的态势下,道家、百家思想依然存在.老子为代表的玄学经扬雄发扬,出现新气象,而谶纬之学时有表现.     

慕容燕迁都探析

十六国时期,鲜卑慕容部在中国北方先后建立前燕、后燕、西燕、南燕四个政权。慕容燕随着实力的消长,在进取和撤离汉文化中心区的过程中,都城不断迁移。前燕随着实力逐渐增强,积极向汉文化中心区扩张,其迁都是主动进取性的;后燕、西燕、南燕随着实力的削弱,逐渐退出汉文化中心区,其迁都是被动退缩性的。慕容燕多次迁都,客观上起到了促进民族融合的作用。     

《太平经》中的针灸与经脉学说

《太平经》是东汉的一部重要的道教经典,书中蕴含着丰富的针灸理念和经脉理念。结合传世医籍特别是近年来出土的秦汉文献,对《太平经》中的针灸学说和经脉学说进行梳理和考证,很有意义。     

试论拓跋魏的皇族政治--以宗室相国、丞相为例

拓跋鲜卑建立的北魏王朝摹仿汉晋制度,根据政治形势偶设的相国和丞相,多选皇帝的同族宗室成员担任。宗室就任相国或丞相的背景大相径庭,授予相国可视为立储的先兆和准备,旨在提升皇太子的声威和权势,削减游牧行国时代兄终弟及制的影响。丞相的选任则根据政局需要进行。北魏多以宗室担任相国和丞相,与拓跋的传统习俗和特殊统治结构有关,透射出北魏皇族政治之特质。     

《太平经》的虫病理论初探

《太平经》是东汉道教的一部重要经典，书中隐含着古代医药学的丰富思想。探讨《太平经》中有关虫病的成因及其治疗方法，有助于揭示古代中医药学和早期道教对虫患疾病的认知程度和理论贡献。     

从相争到合流——中国古代儒释道对话的当代启示

伴随儒学独尊、佛教传人、道教兴起,“三教”在伦理本位、形神因果、夷夏之变、仪礼教法几个方面展开了长期的论辩。经过约五六百年的对话,儒释道终于从相争走向合流,逐步形成了“三教”鼎立的新文化格局。此一过程启示我们：在多元宗教的背景下,回避冲突、引人暴力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化解宗教冲突还是应走对话的道路。以中国古代儒释道对话的情形论,功能似合流与本位似合流或是宗教合流的两种途径,可以有效地化解宗教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