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意象"在当代中国小说中的表现形态

在近二十年来的中国小说中,不只一位作家在不止一篇小说中涉及儿童.儿童作为小说家作品的一种文学构因,它在文本间反复出现或普遍发生的某一类转化方式、某一种象征或隐喻意味、某一个角色的呈现形态就构成了文本间的儿童意象.本文以莫言、苏童、迟子建、王安忆四位小说家的作品为主,分析了当代小说中几种儿童意象的构成"成分"、它们得以形成的依据、小说家对经验儿童的现实和关于儿童的文化想象进行诗学转化和运用的原则以及同一儿童意象群在不同作家那里发生的差异.     

"五四"前后中国文学中的民粹主义思想

"五四"是一个各种思潮激荡的时代,在救亡图存的危机背景下,民粹主义被引进国门.作为一种思潮,尽管民粹主义与启蒙主义有着不同的价值观,两者的相互纠缠和对立常常令知识分子陷入深刻的矛盾之中,但"劳工神圣"、"庶民的胜利"口号还是在他们中引起了强烈反响,并投射到文学创作中,发展为"到农村去"、"到民间去"的社会实践,并对文学创作产生了深刻影响.     

关于"龙"的英译名修改问题

在英语里,"龙"被翻译成dragon.在基督教文化中,dragon是恶魔的象征,是所有罪孽的化身,还有凶暴的人等含义.西方媒体还把dragon描绘成恐怖主义势力的象征."龙"落选2008年北京奥运会吉祥物,和"龙"的英译名的贬义有关.很多学者提出应该重新英译"龙",例如loong.应该重视重新翻译"龙"的工作,这不仅与塑造正面的中国国际形象有关,也涉及中国传统文化的保护.     

论孤儿在王安忆创作中的审美意义

在王安忆所有的作品中,总是或隐或现地活动着一个孤儿形象。孤儿是王安忆创作中一个很重要的审美意象。这些孤儿形象具有多重审美含义,它们主要包括:孤儿反映了王安忆的命运观;孤儿反映了王安忆对文化冲突的认识,尤其是对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人文化境遇的认识;孤儿是王安忆对人类生存状态的隐喻。     

出神入化的象征手法--试析犹太作家马拉默德《店员》的写作特色

犹太民族是一个饱经沧桑的民族.当代美国犹太作家多以"苦难"为题进行文学创作.本文着眼于犹太作家马拉默德的<店员>的创作风格之一象征手法的使用,从中探询"象征"在作品中所表达的思想及所代表的社会意义.     

"桃花流水"意象的文学意蕴及形成

从文学角度看,"桃花流水"意象的形成有一个从物候现象向文学意象转变的过程."桃花盛开"和"雨水增多"在物候上的共时性使"桃花"和"水"建立了天然联系.水又常以流水意象的形式表现出来.魏晋南北朝时期,"桃花流水"作为一个固定表述出现在文学作品中而成为一个文学意象.随着文学和文化的发展,这一表述逐渐成为一种经典语境,并衍生出如春景的象征、仙境的象征、超脱境界的象征、青春易逝和人生失意的感伤等多种内涵和意蕴.     

论"虚实"在魏晋六朝的发展及与文学创作的互动关系

中国古代文论中的"虚实"范畴源自老庄论"有无",在魏晋六朝时期,经玄学之争实现了由哲学、美学领域向文学和艺术领域的重大转化,并在玄学思潮、言意之争、人物品评和文学创作等共同构筑的场域中,内涵日益丰富起来。文学批评史中的"虚实"范畴不单来自哲学和思想史,而且与文学创作有着密切的互动关系。魏晋六朝时期的文学实践为"虚实"含义的演进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在论及"虚实"在魏晋六朝时期的发展面貌后,以刘勰"隐秀"说与当时"永明"诗风为个案,透视"虚实"发展与文学创作的互动关系。     

王安忆,一个孤独的想象者

王安忆的长篇小说《长恨歌》曾轰动海内外文坛,受到世界华文文学评论家的普遍关注。在小说中,王安忆用一个巨大的意象,即人生如戏、戏如人生,来表达她对旧、新上海的人文关照。在这样一个意象组合里,王安忆扮演了一个孤独的叙述者,在讲述上海半个世纪的风雨沧桑。     

《长恨歌》:商业文化语境下的复制品

王安忆的小说《长恨歌》所展示的上海仍然是一个“大历史”观念中人云亦云的上海,是王安忆对三十年代海派的复制品,是90年代商业文化的产物。     

先秦"义"学新论

"义"在中国思想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不仅儒家将它作为思想纲领,而且墨、法、道等家也都从不同的角度进行解释.探讨"义"的起源、含义和作用等,可以使人们对"义"有一个更新、更全面的了解.     

论王安忆小说中的女性意识

从女性意识角度出发,分析王安忆小说创作中的性别特征,并以"三恋"、《我爱比尔》、《神圣祭坛》、《弟兄们》等作品为范本,考察性别对创作主题的影响及其文本中的性别表述,论述性别视点对文本的作用。     

想象上海的方式和上海式的“启蒙”——评王安忆的《启蒙时代》

将王安忆的长篇小说《启蒙时代》看成是一种聚合着个人与历史色彩的想象上海的方式,这部小说其实代表的是一种上海式的"启蒙"。通过赋予小说中诸多人物以及人物的生活背景和生存状况,以种种关乎日常生活话语的阐释,想象性地介入到小说所虚构的主体,在特定的历史时代中的言说和遭际,传达他们对人生现实和生命本真的追求,以及在不断地探求中所滋生的困惑和痛苦,并最终透过隐藏在种种表层之下的城市形态、时代幻想和精神迷茫,揭示作者所表现的现实审视和人性救赎。     

王安忆“城市系列”小说中女性形象的精神内蕴

王安忆的"城市系列"描写了都市街巷里弄的世俗生活.本文阐释了其作品中城市女性形象的精神内蕴追求世俗的优胜与注重实利.从而确立出王安忆笔下城市女性存在的意义与价值城市最真实的生活方式的代言人;市民精神的体现者.     

电影的幻象--王安忆小说与图像化时代的对峙

本文从传播学和读者接受的角度研究了当下影视占据文艺格局中心位置的情境下,当代著名作家王安忆所持的文学立场.文中不仅分析了王安忆通过电影的幻象酿成悲剧结局的小说情节安排,揭露了电影的欺骗性,而且还深入探讨了诸多作家迎合电影,在小说中透露出过多的影像化信息时,王安忆是如何始终坚持小说的原创性来对抗电影对小说的蚕食,对抗图像化时代图像对语词的消解.最后,论述了王安忆的小说通过不断的创新和实验,对电影强势背景下当代小说的发展所提供的新的意义.     

论王安忆小说中的生态意识

本文从生态学的角度来阐释王安忆小说文本中所体现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人在社会中的生存现状,以及对人的精神状况的回眸与重建,亦及通过对其文本的解读来探索王安忆小说中所体现的自然生态意识、社会生态意识、精神生态意识。由此而体现出的当代作家对社会以及人类生存环境发生急剧变化投注的人文关怀。从而积极地引导人们精神世界中的价值取向。     

《达·芬奇密码》中的符号解析

《达·芬奇密码》自出版以来,已经成为世界性的畅销书,不仅引起学者、神学家和宗教史学家的广泛关注,同时也引起新一轮的符号热。文中对圣杯符号的重新定义,引发了激烈而广泛的讨论;依据巴特和洛特曼两个符号学学者的有关理论,可揭示圣杯这个符号不同涵义和《达.芬奇密码》热潮这一现象的本质。     

太原王氏北方宗支世系居地考

在永嘉之乱南迁浪潮中,太原王氏家族王柔、王泽两大宗支族人大部分迁往建邺。王柔宗支中的王沉后裔王浚却留在了北方,据《华芳墓志》与《王温墓志》记载,王浚有庶子五人,嫡子二人,庶女二人,嫡女三人。其居地,王浚在其父死后与王泽宗支别居,后因王浚封地与任官于幽州,在北方战乱不已的情况下,永康年间举家迁徙于幽州;永兴元年(304),王浚母姑儿孙具聚集于幽州;至建兴二年(314),王浚被石勒所杀,其庶子之子王准率族人迁往乐浪;至北魏时期,在统治者"辟召贤良方略"政策的感召下,王氏后裔又在王评的率领下于北魏兴安二年(453)迁往平城(今山西大同市东)。后随北魏迁都,徙居洛阳。     

倾诉与咏叹——王安忆的女性世界

王安忆通过描述女性在欲望、情感等方面追求主导性地位的努力，从而想要获得与男性平等和谐的地位及关系，却最终走向了失败，陷入了孤独。本文通过对王安忆小说中女性形象的解读与分析，欲探寻从开始的抗争到最终的认同，作者展现的对女性生存现实意义的深刻思考以及理想与追求。     

王安石议政诗的政见与"诗"性

王安石议政诗的政见多以议论出之,"以议论为诗"是王安石诗歌艺术的重要特征之一。但他的议政诗是作"诗",而不是写政论,没有因政见的阐发而改变诗"带情韵以行"的审美特质。他在议政诗的创作中经常调动各种艺术手段,强化"议"的情感力度,使其许多作品成为独具艺术风貌,诗歌艺术价值颇高的优秀诗篇。     

人生仪式与审美还原——论20世纪中国小说的仪式化审美范式

仪式具有丰富的象征意蕴。20世纪中国小说将人生仪式加以审美还原,形成不同历史阶段的审美范式。五四小说是一种民族启蒙与巫教仪式的审美范式,作家们通过巫教仪式的还原手法表达了民族启蒙的审美目的。土改小说是一种斗争理想与革命仪式的审美范式,具有从传统巫教仪式转向阶级斗争仪式,从宗教信仰转向革命理想信仰的鲜明特征。寻根小说是一种文化重建与世俗仪式的审美范式,作家们通过对古朴凝滞的世俗礼仪的还原式描写,努力探寻民族文化重建的途径,把小说推向了一个更为丰厚的审美文化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