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执政新方略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根据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在深入研究西方国家社会治理理论的基础上,科学地扬弃了西方政府社会治理的经验教训,结合中国现阶段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实际,提出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执政新方略,进一步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本内涵,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成果。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战略决策的形成与实施,既为我国全面深化改革指明了方向,又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奠定了坚实基础,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与时俱进的执政理念。     

以人为本：良法善治的内质与形态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新时期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刑事法治理念,尤其是其核心价值理念的导向问题,是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重要课题,也是新时期完善国家治理体系,推进国家治理能力,实践良法善治的基本前提。而将以人为本作为实践良法善治的内质与形态,无疑对推进我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文化支撑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第七部分对繁荣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制度进行了论述,阐明了国家治理与文化建设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对国家治理与文化建设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概括论述.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离不开文化的支撑,而这种文化就是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了丰富的历史底蕴,凸显了国家治理的中国特色;革命文化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推动了国家治理革故鼎新;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了深厚的价值共识,丰富了国家治理的中国智慧.新时代,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对于推动国家治理创新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     

现代性视阈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中国作为后发现代化国家是在西方现代性陷入困境的情况下开始自己的现代性追求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理论是批判和超越西方现代性的产物,但以苏联模式为代表的传统社会主义在20世纪80年代末遭遇危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在批判超越西方现代性、吸取传统社会主义教训基础上形成的中国现代性理论.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日益加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的中国现代化建设逐渐彰显出中国现代性的魅力.     

中国特色国家治理的历史向度

中国国家治理采用迥异于西方的、具有鲜明特色的治理模式,充分彰显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是中国对世界政治文明的巨大贡献。以大历史观的视角,从新中国七十年史、中国共产党百年史、世界社会主义五百年、中华文明五千年的历史纵深出发,回溯剖析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之特色从何而来,通过多维度深入解读,解答了中国特色国家治理的领导核心、参与主体、方法论、文化底蕴的根脉来源问题,有助于了解和明晰其本质特征、比较优势及未来指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概念论析

从现代西方和中国传统语境中探源“治理”概念,并梳考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历次政治报告以及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治理”词汇的使用情况,对我们全面准确地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概念大有裨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是党领导人民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要完整准确地理解和把握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避免西方话语霸权下治理理论的生搬硬套,系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改革观及其方法论,为实现总目标而奋斗.     

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反贫困的历史、经验与启示

“摆脱贫困,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中国共产党对于农村贫困人口的关注作为一种初心贯穿着中国革命和社会建设的整个过程。 1949 年之后中国的扶贫治理可以分为“救济式扶贫阶段”“发展式扶贫阶段”“开发式扶贫阶段” “综合式扶贫阶段”以及“脱贫攻坚阶段”五个时期。而且随着阶段不同,国家所采取的扶贫治理措施与手段有着很大的差异。 扶贫治理 70 年,逐渐形成了国家主导下的扶贫治理体制,治理手段也越来越专业化与精细化。 中国扶贫领域的治理实践典型地呈现出共产党革命成功经验、中国传统治理资源和西方国家先进治理方法的“三江汇流”之势,同时中国的扶贫经验也为世界其他国家与地区的反贫困事业提供了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法治视野中的现代国家治理:目标定位与智识资源

中国国家治理的现代化,需要以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为核心内容与保障条件。治国理政的中国道路必然以强化国家竞争力、防止国家衰败、促进人权的保障和人的全面发展、推进善治、强化执政正当性为目标。建构以法治为中心的中国现代国家治理模式,应当在马克思主义的统摄之下,实现西方法治理论、国家治理理论的积极成果与中国优秀的传统治国理政思想的汇流与融合。     

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村社会治理的实践历程及经验启示

农村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全面推进农村社会治理现代化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题中之义。建党以来,针对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主要矛盾和中心任务,党领导的农村社会治理经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社会动员与政治认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组织整合与制度奠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赋权放活与治理重构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组织振兴与协商共治四个阶段。党领导农村社会治理始终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始终坚持以农民为中心,始终坚持与时俱进。新时代继续推进农村社会治理现代化应当继续发扬这些宝贵经验,在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基础上,以满足农民美好生活需要为目标,适应新时代的新特点不断改革创新社会治理模式。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与国家治理体系的内在关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与国家治理体系具有紧密的内在联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是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科学制度体系,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具体运行系统,是制度体系的集中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与国家治理体系相辅相成、相互促进,持续有效地保障和推进中国的进步和发展。分析和阐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与国家治理体系之间的内在关系,对深刻理解和把握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价值。     

从中国之治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政治学意涵

从聚焦中国之治走向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积极围绕着新时代中国向何处去、如何行稳致远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三大政治命题作出了新的理论阐述。以人民为中心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政治学精髓与内核,其理论价值在于引领中国之治超越西方“民治、民有、民享”的政治理念及其实践,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继承和创新性发展,为破解人类共同难题、推动世界和平发展提供制度性思考和可通约性理念。把握好这一点,应依托“一带一路”建设,把中国梦与世界梦有机统一起来,并以既不“媚西”也不“复古”的姿态建设文化强国,贡献人类文明,以更宽广的马克思主义视野、更持久的大国担当来思考和把握未来发展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市治理范式的议题与进路——基于马克思城市批判思想视角

城市治理是实现城市现代化的重要手段，是提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抓手。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城市发展和城市治理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原创意义的论断，党的二十大报告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方面为新时代城市治理进一步指明了前进方向。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城镇化进程中，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指导，紧密把握中国城市发展现实，不断创新发展了城市治理的理论和实践，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市治理范式。马克思城市批判思想是揭示现代城市形成发展和治理深层机理的理论，以此为视角审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市治理范式，不仅有助于深化把握城市治理的核心议题、现实挑战和实践进路，而且有助于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市发展现实创新发展马克思城市批判思想。从核心议题层面看，马克思城市批判思想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市治理提供了全球化、城市化和生态化议题。全球化是洞悉中国城市治理本质的历史境遇，城市化是把握城市治理机理的现实进程，生态化是城市治理的战略议题，由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市治理范式在历史唯物主义视野中实现了与马克思城市批判思想的理论关联。从现实挑战层面看，马克思城市批判思想为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市治理面临...     

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及其在当代中国的发展

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是由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生态思想,主要包括辩证自然观、可持续发展观、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等思想。这些思想不仅对当时的西方国家产生了一定影响,而且对推动当今世界的发展具有现实指导意义。处于新时代生态环境治理时期的中国,正是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形成了符合现阶段社会发展状况的生态文明思想。近年来,习近平生命共同体思想、“两山论”以及生态治理现代化思想不仅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新认识,也是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在当代中国的延续、创新与发展。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价值旨向·逻辑理路·实践向度——以政治学为中心的考察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新发展理念,蕴含着制度性提升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的价值旨向。在逻辑理路上,其创造性将人民立场、中国精神和世界担当融为一体,呈现出鲜明的理论开拓性、政治指向性和人民性等价值意涵。在实践向度上,其重视以高质量党的建设引领高质量发展,强调在化解社会矛盾中把握决策过程,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此,要系统性推进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从全局和战略高度推动治理资源向基层下沉,进一步化解社会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矛盾;加强中国特色理论供给,向世界展示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图景;将中国发展与世界进步紧密关联在一起,继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善治"视野下构建和谐社会中的政府治理

治理和善治理论的兴起既是全球化时代西方步入后工业社会行政管理变革的现实需要,也是西方传统文化奠基、民主政治制度发展、成熟的市场经济运行和公民社会充分发育的现代结果.尽管善治体现了人类未来政治发展的方向,但缺乏社会发育并处于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的中国尚不具备多元治理的前提条件.当下中国应该在善治理论的观照下,以转变政府职能、提升政府能力为重点,加大政府治理,通过建设透明廉洁政府、服务效能政府、责任权威政府、民主法治政府,健全市场经济体制,培育协作型的公民社会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新时代文化虚无主义的形态、危害及其治理

作为一种社会文化思潮,文化虚无主义滥觞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当时只有传统文化虚无主义这一种形态。而新时代的文化虚无主义,又发展出了革命文化虚无主义与社会主义文化虚无主义两种新形态。新时代背景下,文化虚无主义给中国社会带来了一系列严重危害,如消解中国价值、腐蚀中国精神、削弱中国力量等。因此,必须统筹谋划、整体推进新时代文化虚无主义的治理。     

新时代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时代方位、制度优势与实践方略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我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议题。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和二十大召开以来，学界就新时代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时代方位、制度优势和实践方略展开了多方面的研究，共识性成果丰硕。总结梳理这些研究成果，不仅有助于帮助我们厘清新形势下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点难点问题，而且可以从多元视角审视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推进的目标、方向和现实举措，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有益的理论思考。     

马克思恩格斯形势政策观之问题导向的特点

马克思恩格斯的形势政策观始终坚持问题导向,其劳动异化、世界历史与经济危机的形势观,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反侵略的人民战争、阶级斗争、政党建设、统一战线、社会主义的本土化时代化发展等政策策略体现了其坚持问题导向的人民性、实践性和科学性特点。深刻领会马克思恩格斯形势政策观坚持问题导向的思维方法及其特点,对于践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具有极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