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文学史的坐标体系与叙述线索

在最近将近三十年的时间中,中国古代文学学科与其他人文科学的学科一样,学术上的发展是巨大的。如果仅从学科内部来看,目前古代文学学科的发展,甚至可以说是处于繁荣的局面,但是存在的问题也是很多的。有些是具体的学术方法、学术观点的问题,有些则很有可能是关系到一代学术的格局和一代学人的自身素质的问题。近年来,学术界对古代文学学科的学术传统、学科性质、研究方法的多方面探讨,正反映了学界对古代文学学科存在问题的积极应对。本栏目所提供的五篇文章,都是作者对自己长期研究领域内的学术问题的前沿性思考。其中赵敏俐先生的论文强调辞赋在中国文学史中的地位,指出文学史研究中对辞赋研究的严重不足,由此而探讨了如何突破现代学术语境中所建构的中国文学史叙述体系的缺陷。钱志熙先生的论文提出诗歌史的研究如何与作家、作品研究构成良好的互动关系的问题,指出对于某些时段的诗歌史来讲,后人按照诗歌史主流所建构的诗史及其评价体系,与那个时代诗坛的评价体系常常是有较大的差异,如南朝至初唐的诗史、北宋的诗史,都存在这种情况。刘勇强先生的论文对近期人们关注的关于如何重建文学史坐标系的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具体分析造成近期文学史研究坐标系改变的几种因素,强调多元、立体的文学史叙述线索。周裕锴先生的论文,提出诗歌的文本类型与阐述策略之间的互动关系,如“纪事之事”与“象喻之诗”,其阐述的方式就是不同的,由此形成中国古代诗歌阐释史上“知人论世”与“见仁见智”两大传统。吴承学先生与何诗海先生的论文,实际上是指出如何突破习惯的文学史料范围,充分利用更广泛的文献领域中的文学史料,如本文具体如何利用类书、字书研究早期的文学观念与文体理论。总的来说,这些文章,既不过于笼统、宏观,又不是微观的,可以说是一些“中观性”的具体问题。尤其对目前古代文学研究领域的学者的思考问题的状态,有一定的代表性,对古代文学学科的思考与实践,不无启发之处。本刊也希望能够继续关注古代文学研究者有关这方面问题的思考与讨论。     

简谈文学史史料的发掘和处理

在最近将近三十年的时间中,中国古代文学学科与其他人文科学的学科一样,学术上的发展是巨大的。如果仅从学科内部来看,目前古代文学学科的发展,甚至可以说是处于繁荣的局面,但是存在的问题也是很多的。有些是具体的学术方法、学术观点的问题,有些则很有可能是关系到一代学术的格局和一代学人的自身素质的问题。近年来,学术界对古代文学学科的学术传统、学科性质、研究方法的多方面探讨,正反映了学界对古代文学学科存在问题的积极应对。本栏目所提供的五篇文章,都是作者对自己长期研究领域内的学术问题的前沿性思考。其中赵敏俐先生的论文强调辞赋在中国文学史中的地位,指出文学史研究中对辞赋研究的严重不足,由此而探讨了如何突破现代学术语境中所建构的中国文学史叙述体系的缺陷。钱志熙先生的论文提出诗歌史的研究如何与作家、作品研究构成良好的互动关系的问题,指出对于某些时段的诗歌史来讲,后人按照诗歌史主流所建构的诗史及其评价体系,与那个时代诗坛的评价体系常常是有较大的差异,如南朝至初唐的诗史、北宋的诗史,都存在这种情况。刘勇强先生的论文对近期人们关注的关于如何重建文学史坐标系的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具体分析造成近期文学史研究坐标系改变的几种因素,强调多元、立体的文学史叙述线索。周裕锴先生的论文,提出诗歌的文本类型与阐述策略之间的互动关系,如“纪事之事”与“象喻之诗”,其阐述的方式就是不同的,由此形成中国古代诗歌阐释史上“知人论世”与“见仁见智”两大传统。吴承学先生与何诗海先生的论文,实际上是指出如何突破习惯的文学史料范围,充分利用更广泛的文献领域中的文学史料,如本文具体如何利用类书、字书研究早期的文学观念与文体理论。总的来说,这些文章,既不过于笼统、宏观,又不是微观的,可以说是一些“中观性”的具体问题。尤其对目前古代文学研究领域的学者的思考问题的状态,有一定的代表性,对古代文学学科的思考与实践,不无启发之处。本刊也希望能够继续关注古代文学研究者有关这方面问题的思考与讨论。     

关于中国文学史的宏观与微观研究

本文是韩国中国语文研究会和高丽大学中语中文学科共同主办、1 998年 1 2月在汉城举行的“中国文学史的宏观与微观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的两个主题讲演之一。作者认为 :目前必须在中国文学史的宏观研究方面取得较大的突破 ,才能在总体上推动中国文学史研究的进展。为此 ,作者提出并论证了宏观研究方面应该重视的几个问题 ,包括文学观念的检讨、马克思主义的坚持、文学史分期的确立、“古代文学”与“现当代文学”分界的打破等。同时 ,本文也论证了微观研究的重要性及在目前应特别重视的问题     

民族特色与时代风格——关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的思考

近些年来,古代文学文献整理工作大规模展开,文学研究观念、理论不断更新,在传承中拓新的古代文学研究,其成就主要体现在历史变迁视野中的文学史研究、逻辑建构层面的文学理论研究以及间接的文学外部研究、直接的文学本体研究等四个方面。尤其是“重写文学史”、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大文学”视域下的文学研究、文学本体研究等热点学术问题的集中探讨及相关实践,带动了古代文学研究整体水平的提升。古代文学研究的巨大成就,其表现不仅是具体的文献整理、文本研究和理论方法的探索,更重要的是形成了一种具有民族特色和时代风格的学术理念,这就是对于古代文学研究中国化道路的探索和追寻,对于民族文学精神传统的回归与认同。     

文学史:现状、问题与思考

文学史在近代以来的大学文学教育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目前,文学史研究与文学教育发展的某种不平衡性,似乎还没有引起人们应有的关注。从20世纪初第一部文学史问世,到21世纪初琳琅满目的各类文学史的繁荣,中国文学史的研究与教学已走过了百年历程。其中所经历的曲折与所积累的经验与教训,正在成为一种历史的财富。在新的历史条件和新的学术背景下,无论是文学史的研究还是文学史研究与教学的关系,都还有不少问题值得人们认真思考与探索,比如文学史研究如何走近历史,灵性、悟性、文学性与文学史写作及教育的关系,文学史教学与文本阅读问题,文学作品的传播与文学史格局,等等,而所有的思考与探索,其最终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让人们更接近文学的本质而不是相反。     

如何看待“重写文学史”的成就与问题——以朱栋霖等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2000》为例

朱栋霖等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2000》是自“重写文学史”理念提出以来比较有代表性的一部文学史。与同类著述相比,其成就主要有三：一是概括性较强、条理性较好,有利于初学者接受;二是吸收了学界最新研究成果或做法;三是世界文学视野与比较文学方法的应用。同时它也存在四个问题：一是“人的文学”理念泛化;二是现代性与现代化概念含混;三是台港文学如何“入史”的问题;四是史料与史实等问题。上述问题的出现,除了与文学史写作本身的艰难、“重写文学史”实践不够等有关外,还与“集体编撰”的方式有关。     

辞赋研究的视角转换

辞赋研究的视角转换 ,可以从以下三方面入手。首先 ,给辞赋以准确的定位 ,把它看作是精英文学 ,从创作难度、作家品位、传播层面等方面揭示它的精英文学特征。其次 ,要克服“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观念的片面性 ,在承认这个命题合理性的同时 ,还要持“历代有共同文学”的看法 ,使二者相互补充 ,从而对辞赋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作出准确估价。第三 ,把辞赋的生成置于文学的独立和自觉的背景下加以考察 ,重新审视前人对辞赋的评论 ,把辞赋看成文学独立和自觉的产物。     

机遇、思路与方法——文学史研究与课程教学的对应思考

文学史的研究和编撰与大学的文学史课程有着非常深厚的渊源和十分密切的关系。兴起于上世纪末叶的文学史研究热潮,不仅推动了一大批中国文学史教材的编撰,更促发了革新文学史教学的呼声。在教学的总体原则上注意开放性与务实性的结合,在授课的思路方法上讲求全局性与偏重性的辩证,在具体问题的讲解分析上做到史料与论断的并重,不仅有助于革新文学史教学,而且有助于正确处理文学史研究与文学教育的关系,促成教学与科研的紧密结合和良性互动。     

民国文学教育研究的历史、现状与反思

民国文学教育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中的一项重要课题.民国文学教育研究在“重写文学史”的思潮中诞生,因“民国文学”概念的提出而逐步走向深化.目前学界对民国文学教育的研究主要从“大学文化”“学科教育”“教育文化”与“教育体制”等四个方面来探讨民国文学与教育的关系问题.尽管民国文学教育研究在“实体内容”和“制度形式”两个方面都取得了不少学术成果,但是由于民国教育体制本身的复杂性和多质性,加之学科与学科之间存在的壁垒障碍,如何采用新的研究范式来处理民国文学教育研究的“中心”和“边界”问题、“文学”与“史学”问题,成为民国文学教育研究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文学史与八十年代“主流文学”

20世纪80年代的“主流文学”指的是“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寻根文学”和“先锋文学”这些重要的文学现象。但是,在90年代后出版的文学史著作、史料中,由于时代语境的重要变化,“主流文学”又经历了一个不断被改写、强化或质疑的过程。也就是说,这些文学史著作的多元立场,使原有的文学史定论“重新”成为一个被讨论的对象。这就需要清理这些知识分歧,还原深层次的历史活动,讨论“重写文学史”背后的社会文化动因。文学史的“重写”,实际反映了社会与文学意识形态在转型期的多变性、不确定性,学科的重组和建设,将会经历一个深刻的历史变化。     

第四届出土文献与中国文学研究学术研讨会综述

2014年8月8日至9日,第四届出土文献与中国文学研究学术研讨会在山东蓬莱举行。出席这次会议的代表共有90余位,其中既有来自国内20多所高校和科研机构的专家,也有来自台湾以及韩国的学者。中外出土文献与中国文学研究者齐聚一堂,就出土文献与中国文学研究的相关问题进行交流、讨论和对话。会议共收到学术论文100余篇。从中国古代文学史料学学科的理论、中国古代文学名家名著、出土文献与中国文学史重构、出土文献与中国文学的早期形态、出土文献与中国文学的研究方法以及"清华简"等新出土文学文献等方面进行研讨,产生了一些新颖的学术观点和多元的研究方法。     

“别立新宗”的实验与探求——评《重叠的镜像：文学史理论与实践》

贾振勇先生的专著《重叠的镜像:文学史理论与实践》,是著者近年来围绕“重写文学史”这一核心命题,以具有先锋色彩的文学史观、理论思维、话语系统,对现代中国文学史及其研究的诸多问题进行的深度思考与探讨。自觉的学科重构意识作为人文学科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从建国之初创立至今已走过半个多世纪,从文学史观、价值规范到框架结构、话语方式的诸多命题都遭到了一些青年学者“后现代”式的理论颠覆与解构。但一番狂轰乱炸之后,中国现代文学史究竟应重构什么性质、何种样态的学科意识,长于颠覆的先锋学者并没有给出一个新颖独到的学科构想。著…     

清民之际“文学”概念的转换与中国文学史书写——以林传甲、黄人两部《中国文学史》为例

在中国传统语境中,“文学”义指“文章博学”,近代以后成为学术分科的一支,用于指以语言为表达方式的艺术。清民之际,西方“纯文学”史观输入中国,逐渐成为中国文学史建构的理论基础。考析林传甲、黄人的《中国文学史》,可以对清民之际“文学”概念的转换有更具体的认识。林传甲《中国文学史》以传统“文学”概念为理论基点,是非关史体的“讲义”;黄人《中国文学史》汲纳西方“文学”概念的内涵,可说是近代意义文学史的发端。     

新文学史视野中的文学会议研究

文章首先对新文学史视野中的文学会议研究的现有成果进行评述和分析;在此基础上,论述了文学会议研究的学术意义,考察了文学会议对文学发展的多方面、多途径的深入影响;最后,探讨了新文学史上文学会议的种类、形式及其功能结构,并对如何深化文学会议研究进行对策性思考。     

百年中国文学中的当代文学研究

“百年中国文学”并不仅是时间概念,而且是有特定意义的文学史概念,它以其整体的视界,一览众山小的气度,实现了中国文学从传统向现代演变过程,这无异是一项革命性举措,把当代文学置于百年中国文学视野中去研究,是一种艰难的整合,除《百年中国文学总系＝》等少数几种论著较令人满意外,有份量的,经得起时间沉淀的著作还是太少,今后如要编写新的文学史,寻求突破性的进展,仍必然把理 文学史观念和方法放在首位。此外,要处理好普及与提高的关系,在研究方法上要注意文化层面上的融合,还应倡导扎实,严谨的学风,强调学术论著撰写时的规范性。     

试论清代戏曲、小说对文学史观的贡献

如何正视小说戏曲取得的成就 ,扩大文学史的范围 ,是清代文学史家面临的课题。金圣叹用“才子书”梳理出新的文学史线索 ,表现了他的超前意识。其他人则从艺术叙事手法上 ,指明《三国演义》较《史记》进步。王士礼真则提出“双轨制”的价值标准 ,焦循的“文体代变”详细论述了“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它们为后来的文学史观“现代化”作了铺垫。     

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绪论

近几年来，学术界提倡中国文学研究应打通古今的呼声颇高，其宗旨主要在于突破学科区隔的壁垒，对中国文学的发展作贯通性的研究。因而在越来越多的同仁把它作为一种视角和方法运用于个案研究的同时，有必要结合学科建设的需要就相关的基本问题进行学理思考，包括古今内涵的界定、与传统文论中通变说的联系、文学史的分期、开展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的现实意义以及具体的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等。     

西部开发与中国古代文学教学及研究

西部开发不仅对西部社会和经济发展有着重大意义 ,同时也给西部古代文学的研究带来新的机遇。迄今所见的“中国文学史” ,实际上几乎都是内地中原汉族的文学史。真正的“中国文学史” ,它不仅应涵盖各民族的文学 ,同时应涵盖各地域的文学。因此 ,对西部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 ,不仅对文学研究本身 ,而且对促进西部地区两个文明建设都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中国文学的路——谈章培恒先生的中国文学史研究

本文记述了作者同已故章培恒教授合作主编《中国文学史》及《中国文学史新著》的经过,介绍了章先生在文学史研究方面的思考,以及他提出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课题的意义,评述了章先生主持编纂的《中国文学史新著》的几个重要特点和学术价值。     

中国文学多元一体化格局的奠基——评《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史论》的当代意义

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史研究一直以来处于相对薄弱的局面,截至目前只有《中国当代民族文学史稿》(李鸿然,1986年)、《中国当代民族文学概观》(吴重阳,1986年)、《中国少数民族当代文学史》(特·赛音巴雅尔,1993年)等3部著作出版,因此,2004年11月由云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史论》(荣获全国第八届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一书对研究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史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杨义先生认为该书的出版“使这个学科在知识含量和学理深度上都有所创获,甚至开拓了一个新境界”(《光明日报》2005年5月20日)。李鸿然先生所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