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新文学的寓言形态

从文学形态研究"五四"新文学,他剖文学、自剖文学与民族自剖文学分别从内倾、外向和寓言的角度构建了"五四"主流文学的形态群落.民族自剖文学作为寓言形态在于作家以其民族代言人的身份来对"自我"进行无情的解剖,以期革除弊端,求得新生.民族现代性的焦虑是这类文学的情感焦点.<狂人日记>、<阿Q正传>和<凤凰涅槃>分别从政治、文化的批判向度及构建民族复兴的寓言方面形成了民族自剖文学的独特存在.与这种寓言特征相联系的还存在主题先在或主题的预设,叙事人与民族群体同构关系等特征.     

《西游记》的“七复”模式

<西游记>把传统文学的"七复"模式用为章回说部叙事节律的重要依据,扩大了"七复"模式应用于文学篇章结构的范围.同时,其以"七复"写神变的具体手法为独特的创造,至于观音菩萨为取经人"释厄"与"八百里"山与水"的循环暗藏"七复"之玄机,更是全书叙事之大密谛.<西游记>对"七复"模式的运用,不仅能化腐朽为神奇,而且别出心裁,为中国文学特别是小说叙事提供了新的经验,创造了新的典范.     

“质文代变”的理论内涵及批评学意义－－刘勰《文心雕龙&#183;时序》中的文学发展观新探

刘勰<文心雕龙·时序>的核心命题是"质文代变".<时序>在讨论文学与时代的关系中阐发了刘勰的文学史观、文学发展观,其理论实质关键在"变",从而构成文学与时代的互动关系,强调了文学与时代关系中作者的中介作用,并在"时序"的文学史历时性讨论中探究了文学发展的原因、确立这一命题的文学理论的意义和批评学意义.     

先秦文学风格观对刘勰“风骨论”的影响

以<诗经>、<尚书>、<国语>、<左传>为代表的诗经时代文学风格观念与"风骨论"有着渊源关系,先秦儒家与道家的文学风格观都不同程度地对"风骨论"产生过影响,先秦诸子和魏晋玄学的风格观对"风骨论"的形成具有更为直接的影响.正是刘勰从"宗经"、"征圣"的复古立场出发,提出了古代文艺理论中属于内容方面的重要范畴--风骨论.     

魏晋六朝“自然”论文学观的确立——论《文心雕龙》的“文道自然”观

以"自然"论文学,汉朝<淮南子>已有记载,但只言片语,语焉不详,直到魏晋鸿篇<文心雕龙>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自然"论文学观.刘勰以"自然之道"来阐释文学创作的根本原则,从哲学本体论高度论证"文"之产生与存在的必然性、"文"与"质"的本质统一关系,并以此为核心探讨了文学创作之发生、文学风格之生成、创作自由之实现等一系列重要问题,建立了相当系统化的"文道自然"观.     

意识形态裂缝与历史显现——论马舍雷文学“生产”的内在逻辑

在马舍雷的<文学生产理论>中,"文学是意识形态的生产"的表述主要不是指"文学生产出了意识形态",而是说,文学既不是"创造"也不是"反映",是对意识形态的加工变形.正是这一决定性的变形,打破了日常意识形态虚假的同一性,从而让人们得以逼近被这种同一性所掩盖的历史真相.     

离“家”的焦灼——无名氏存在主义人生思想发微

从巴金的<家>与无名氏的<野兽、野兽、野兽>对"家"的不同态度的比较入手,展示无名氏的存在主义生命意识.同时通过生存、焦虑、时间、死亡等意绪在无名氏思想和创作中的反映,揭示无名氏存在主义思想的总体面貌.存在主义文学内容的出现,是对五四倡导的"人的文学"的回应与深化.     

以他者话语质疑、批评"五四"文学非写实潮流--成仿吾对夏目漱石《文学论》的借用

创造社作家成仿吾以日本作家夏目漱石<文学论>的基本理论为内在话语,质疑、批评了"五四"文学一度出现的非写实潮流.他不仅以<文学论>关于情绪为文学中心的话语质疑"五四"初期诗坛尤其是小诗热,而且借<文学论>关于智的要素难以引起人之情绪的话语质疑、批评"五四"初期文学注重思想的哲学化倾向,还用<文学论>关于文学的真实性不同于科学真实性的话语质疑、否定"五四"文坛在自然主义文学影响下开始出现的庸俗化写实倾向. 在质疑、批评中,他努力探寻"五四"文学走出困境的方案.     

“《棋王》是文化寻根作品”之质疑——从《棋王》叙述艺术说起

阿城和<棋王>长期以来被作为"寻根派"文学的当然重要代表,这本身是当代文学史的误会.<棋王>的文学史定位,是典型的创作"体认"超前,作者"默认"居中,后人理论"追认"滞后的文学社会学化行为.<棋王>的叙述学意义探究,如其叙述时间处理和叙述方位(包括叙述人称、叙述视角等)设置、故事内容和叙述话语矛盾等,不仅提供大量反证,且可对<棋王>文本欣赏有所借鉴.     

论汉魏六朝文学观念中的“丽”

"丽"是汉魏六朝文学观念中的一个重要范畴,是文学审美特性的重要体现."文章"于原初意义上具有源于"文"、"章"含义的含美特性,文学所追求的"丽"是对"文章"原初意义上含美特性的延扩与发挥,"丽"观念是伴随着文学的自觉而形成并臻于成熟的.汉代辞赋的"铺采扌离文"标志着"文章"观念之趋于明朗(自觉),标志着"丽"观念的初步形成.魏晋曹丕、陆机对文体及其体貌的辨析标志着"丽"观念的深入.南北朝时期,以刘勰及其集大成之作<文心雕龙>为代表,对文学形式美有了全面深刻的探讨,标志着"丽"观念在文学自觉中臻于成熟.     

“歌者之词”与“文人之词”

从传播学角度而言,宋词的发展以宋室南渡为界,由口头传播的"歌者""应歌"向以书面传播为主、抒发个人情感和文人之间的酬唱应和转化,传播媒介除了歌者,更大程度上依赖于纸质媒体的书面传播,词学理论的成熟和系统化均成为南宋文人之词时代的主要特征。     

《金批西厢》中的“诗”“歌”话语与晚明文学生态

金圣叹在批点《西厢记》时所引述的评论话语非常丰富,韵文方面择要而言有《诗经》、唐诗、民歌时调等,分别反映了其对《西厢记》的思想、语言、文学价值等的意义揭示。以上评点话语的选择与运用,虽与金圣叹的个性、学养有关,但更是晚明文学生态的某种映射：妙解儒家经典以反对理学束缚、唐诗以诗集以外的形式传播、以民歌小曲为绝假存真的利器等文化现象,在晚明社会中皆不罕见。从《金批西厢》评点话语中,可以寻绎出联系的文学生态系统对作家及作品的影响。     

明代前期、中期的乐府诗创作与世风诗运

明代乐府诗的创作呈现不均衡状态:明洪武初一度繁荣,而永、宣时期则基本上是空白,成、弘后又进入繁荣时期。这种状况既与社会风气的迁移有关,也与文学观念的转变密切相连。明初乐府诗深刻反映了社会现实生活,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明中期诗人的创作注重宣扬自我,显示了主体意识的觉醒;同时,李梦阳提出"真诗在民间"的主张,标志着文学观念的下移。     

清人词体发生诸说检讨

清人根据各自对词体特性的认识展开对词体发生问题的探究与解说。从“学”而言,清人大体上将词体发生时间定在盛唐至五代,并认为词体由诗与乐府衍变而来。关于词体生成方式,清人主要有“文体代嬗”与“音律递变”两种观点,其中以“音律递变论”为主流观点。从“术”而言,清人探究词体发生问题的着眼点主要在文体和音乐两个向度。在具体问题的论述上,清人注重文献实证,同时又能对不同视角的观点博观约取、汲异补正,显示出崇尚实证的学术路径与包容通变的学术思想。     

柳永的"赋笔为词"与宋初的文学精神

本文在新的层面讨论阐述了柳永词在宋初文学精神的影响下 ,其“赋笔为词”远绍两汉义归雅颂的理性精神 ,并与由汉大赋蜕变而来的宋代文赋呈合流之势 ,从而揭示了柳永“赋笔为词”在词中“宋调”形成的过程中对后世开山意义之一端。     

诸葛亮“好为《梁父吟》”之再探索

陈寿《三国志》中因没有记载诸葛亮的《梁父吟》辞，由此引来近千年争议。笔者认为：诸葛亮之《梁父吟》，实与汉魏时期传承汉代乐府关系密切，而记载于唐人书中的辞也是不容置疑的。汉魏文人好借乐府旧题改制新诗，乃一时之风气，且他们的乐府诗中，又往往透出悲凉的感情。这是历史现实所为，还与当时人叹息人生易逝，生命短暂情感一致。诸葛亮好为此悲凉之辞，乃时风影响，反映出他珍惜生命的思想，向外传达出励志有为的信息。     

“重庆”得名新考

“重庆”之名，由南宋光宗于1189年升潜藩之地恭州为府时所取。但关于取名原义，自来有二说，一日“二庆之间”，但考之史籍，“二庆”得名比重庆更晚；一日“双重喜庆”，但史书记载＂-3时并无“双喜”。因此都与历史记载不合。而光宗受禅登基，其心理压抑，偏好“重”字。考“重庆”一名，出典于《诗经》郑玄笺，其含义与光宗个人及历史背景相合，故为取义之本。     

千古绝唱异曲同工——《陌上桑》《木兰辞》艺术特色之比较

《陌上桑》与《木兰辞》是乐府民歌中的奇葩,千古流传,经久不衰。文章从民歌主题、人物形象、结构、语言等不同的角度阐释了这两篇经典作品殊途同归的艺术魅力,彰显了我国古典文学中传统写作手法的艺术价值。     

《史记》、《汉书》失载西南夷若干史实考辨

西汉元鼎六年,司马迁奉使巴、蜀以南,亲履今四川西昌、汉源一带,以后根据见闻在《史记》中记载了西南夷。《汉书》大量抄录《史记》相关记载并有所补充。综合汉代及稍后史籍相关零散记载,对武帝时期、昆明的迁徙活动,、昆明被西汉、滇国打败,以及武帝开通博南山道路及经营哀牢地区的史实做了细致考证,可知《史记》遗漏了发生在元鼎六年之后西南夷的若干史实,原因是事件发展过程尚未结束,司马迁对情况了解有限;而《汉书》则失载武帝中后期西南夷的若干史实,主要原因是沿袭《史记》的说法,对相关史实疏于考证。     

由《全三国文》中《诗经》征引看诗经学的文学转向

通过考察《全三国文》中各类文章征引《诗经》的情况,指出诗经学文学转向的四方面表现：一,较之汉代诗经学注重教化大义的解释,三国文章中的《诗经》征引成为增强文章感染力的文学手法与技巧;二,《诗经》中被称颂的历史人物在三国文中成为审美符号,部分被寄托大义的词语成为充满感情色彩的成语、惯用语;三,三国文作者引用经学家的解释时融入了个人的情感和体悟;四,三国文作者摆脱以《诗经》为“经”的传统,将自己对诗的理解运用到文章中,并将部分诗句作为典故来使用。由此可见三国诗经学出现了文学转向的新趋势,融入了魏晋文学自觉的潮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