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时代新兴风险的治理逻辑及路径——基于社会形态演变的考察

新兴风险的不断涌现对传统风险治理模式提出了挑战，从社会形态演进视角考察不同阶段的风险主题及治理，可为新兴风险治理提供历史线索。研究表明:一是人类的风险主题经历了生存风险、福利风险、新兴风险的转换，风险样态遵循了从单一型、多样型再到弥散型的演进，而社会系统在技术维、组织维、信息维的不断进步以及各维度组合形态，形成不同的风险治理能力和模式。二是新兴风险的弥散型特征需要社会系统中信息维的高度发育，数字时代的到来提供了这样的机会，数字治理可能成为新兴风险治理的解决方案。三是新兴风险数字治理的发展路径应以“三步走”策略实现从数据采集、数据融通到数字治理的模式。     

重大疫情中谣言传播的社会风险及其治理研究

重大疫情中谣言传播会消解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引领力、破坏应对危机的社会动员力、损害党和政府的政治公信力,给国家治理带来严峻挑战。分析疫情中谣言生成传播的动因,个体心理需求是疫情谣言生成传播的根本原因,信息不对称是疫情谣言生成传播的直接原因,现代媒介环境是疫情谣言传播的间接原因。针对重大疫情中谣言传播的社会风险,提出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统领重大疫情防控舆论导向,提高社会应急动员能力、防范化解谣言引发社会风险,加快建立网络综合治理体系、提升现代媒介治理水平的治理思路。     

人工智能时代的社会风险治理创新

人工智能促进了社会风险治理系列创新,正在成为国内外学术界热烈讨论的问题。通过典型案例与理论研究发现,就“技术[CD*2]治理”而言,在人工智能时代,风险治理首先需要解决的是技术问题,只有对技术做出最佳选择,才能促使治理效果最佳化。就“政府[CD*2]社会”而言,人工智能不仅提高了政府治理能力,而且通过复杂的自适应系统、社区参与与社区赋权促进了民间社会成为治理主体。就“挑战[CD*2]前景”而言,人工智能将在许多方面迅速使人类智能落后,最重要的风险治理技术问题将由人工智能负责,出现所谓的“技术奇异性”或“奇异性”现象而具有光明的应用前景。就“不足[CD*2]陷阱”而言,缺乏自我意识的人工智能比人类大脑要危险得多,它可能逃脱人类控制并制造更大的社会风险,在治理社会风险的同时,也可能制造了新的社会风险。尽管如此,人工智能是社会的一部分,不仅具有强烈的社会功能,而且具有快速性、准确性与广泛性其他功能,促进了风险治理的重大变革,治理者应将其上升到战略层面,主动适应其发展变化。     

疫情管理中的模糊治理:不确定性风险的治理逻辑

新冠疫情的全球爆发,使人们更加意识到公共卫生危机仍然是当代社会的治理挑战。在一个相互联系的社会中,传染疾病造成的公共卫生危机强化了风险治理的复杂性。公共行政视角下公共卫生危机治理需要在整合多学科知识的同时发展一种“模糊治理”理念。首先,模糊治理是针对模糊议题的治理,需要在不确定性中实现系统的风险评估,测算危机所有可能的负面效应与潜在威胁。其次,模糊治理是打破行政边界的治理,需要打破科层制的上下边界与机制流程,整合组织能力、实现信息流通。最后,模糊治理是突破地理界限的治理,需要整合宏观调控与微观灵活,提升区域联动能力,消弭流动社会对危机的扩大,增强制度信任。模糊治理概念为创新风险治理机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思路。      

当前基层社会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之理性审视

基层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首要的是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新常态下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对改革发展全局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并对准确把握新常态下社会治理现代化的丰富内涵有着重要意义.在当前,我国基层治理出面临来自执政党自身方面(治理主体)、施政主体——政府、新兴媒体治理层面等方面的挑战.在新常态下要强化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城乡基层社会治理机制方面的构建理念.要明晰城乡基层社会治理机制、治理要素结构和推进路径,推动基层政府的自身建设,提升行政治理能力;同时要突出前沿研究,坚持问题导向.提升我国基层社会现代化治理能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提供稳定的社会基础.     

基层党组织在社会风险治理中的时代价值及路径选择——基于广东省直机关疫情防控的实践样态

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是社会治理的领导者。社会治理的重点、难点在基层。基层党组织作为党在基层社会的细胞,是党基层社会治理的领导核心,它如何在基层社会风险治理中发挥领导作用,以适应不断发展变化的社会需要,是本文所要探讨的主要问题。中国进入经济社会双重转型期,也全面进入风险社会。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是当今世界一项重大"黑天鹅"事件,疫情在全球蔓延则是典型的"灰犀牛"事件。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各基层党组织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用实际行动打赢了一场场漂亮的疫情防控阻击战。本文以广东省直机关为例,总结省直机关基层党组织在疫情防控中的实践经验,对探索基层党组织如何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在突发事件中如何更好地进行社会风险治理,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自觉治理：公共危机基层社会共治的行为动机及作用逻辑

现代化使人类社会处在风险中，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所面临的公共危机风险也层出不穷，公共危机治理中，基层社会共治的意义日益凸显。在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公共危机中，N市的多元治理主体在情感场域影响下组成了治理共同体，开展的基层社会共治成效显著。在公共危机治理中引入情感场域维度，构建了自觉治理的理论框架。政府和社会可以营造更广泛的情感场域，构建多元社会治理共同体，开展更广泛、更科学、更高效的自觉治理，推动社会治理的共建、共治、共享和共荣，最终达成良政善治。     

从弹性治理到韧性治理：风险社会治理模式新转向

风险社会的来临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弹性治理等传统治理模式，弹性治理是对立于刚性很强的官僚体制的重要治理模式，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广泛推崇。但其过于突出柔性，以过程为导向的特点，使其在风险密集的时代优势不再。韧性治理理论作为风险视域下的新兴理论，以提升组织或治理体系应对风险冲击的能力为主要目标，以多维度韧性构建为典型实践模式。相对于弹性治理，韧性治理以结果为导向，且刚柔并济，具有极强的包容性，在未来的社会治理研究和社会治理实践中都将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意义。     

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治理的三重困境与应对

进入数智时代,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在全球掀起的使用热潮引发了人们对相关伦理困境与风险问题的关注,虽然公平、准确、可靠、安全、人类监督等几项内容被设定为负责任人工智能的核心原则;但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技术治理方面存在因本体论身份引发的价值张力、训练数据的代表性偏差与安全系统被动保护带来的三重困境并为生成式人工智能如何实践“负责任”的原则带来了现实挑战。在风险全球化与国际竞争加剧的历史变局下,人类社会面对生成式人工智能潜在的伦理与社会风险,应加快建立全球治理的合作机制,践行文化包容的治理智慧,以及回归社会问题本源的认识论是实现生成式人工智能“负责任”原则的关键。     

智慧社会治理的生成逻辑和实践进路

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与信息革命的深刻嵌入,催生了物理空间与数字空间相交互的社会形态,并日益生成了大数据算法与小数据挖掘相耦合的技术取向、去中心化与中心化相并立的构序场境、规则治理与代码规制相互补的约束原则。它们在社会建设进程中获得实践性展开,孕育生成了开放安全的数字生态圈、协同联动的多元治理圈和包容普惠的红利共享圈,社会治理理念日益成熟,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内涵更为饱满,为提高社会治理水平、提升国家治理效能提供了动力。     

信息疫情的内涵、形成机理与应对策略

信息疫情是指传染病引发大规模疫情后,网络空间大量的错误信息形成过载效应,并与正确信息相互混杂大范围传播造成无法分辨的危险的现象.信息疫情有着自身特性,体现为信息量巨大且真假难辨、内容面广且倾向性强、传播速度快且范围广、关注度高且危害性强等.信息疫情累加过载会加大公共安全风险和社会危机的治理难度,扰乱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并形成社会稳定风险,甚至扰动地缘政治格局,加速极端主义发展.信息疫情的产生既有群体恐慌性情绪导致的信息敏感与无助的因素,也与政府应对处置重大突发事件能力与水平不足相关,同时还与现代信息技术发展导致的传播格局变化与交往方式变化有着密切关系.应对信息疫情,一是完善以政府为主导的联动机制,增强体系化应对能力;二是督促社交媒体落实主体责任,以技术伦理强化平台自律;三是加强监管力度,促进网络社交媒体的改革发展;四是提升民众数字素养,全面应对数字时代的挑战;五是推动国际间合作,促进信息疫情的全球治理.     

社会风险的整合治理机制与模型建构

在社会风险理论的知识谱系中,主要形成了"现实主义—社会风险"、"制度主义—风险社会"、"建构主义—风险文化"的理论演进"连续统"。与之相对应的是,在这三大理论的基础上形成了社会风险治理的三种模式:基于现实主义的以专家为中心的"工程—技术"模式,基于制度主义的以政治为中心的"组织—制度"模式,基于建构主义的以社会为中心的"社团—运动"模式。论文在梳理这一知识谱系的基础上,重新设计和厘定了社会风险治理的流程框架,并结合风险流程三个阶段的治理重点与三种风险治理模式的不同特点,建构了一个系统的、复合的、循环的社会风险整合治理机制模型,以期能够更为有效地应对现代性风险的挑战。     

韧性治理：后疫情时代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常态化治理路径

自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在全球暴发以来,各国应对方式主要表现为“强国家,弱社会”式刚性治理和“弱国家,强社会”式柔性治理两种模式。以美国为代表的国家采取自下而上的柔性治理造成风险应对失效,而我国采取自上而下的刚性治理模式使疫情得到有效控制。然而,“流动性”与“精准性”的风险社会治理内在矛盾使刚性治理存在治理风险。为了应对疫情常态化治理的要求,在柔性治理和刚性治理之间存在应对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韧性治理机制。通过韧性治理自发性、自适性、主动性的动态治理模式,进行政府韧性、社会韧性、公民韧性和环境韧性建构,可有效应对风险社会的流动性、随机性、复杂性和不可控性。     

基层政府社会风险治理流程优化研究

社会风险治理是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增强基层政府社会风险治理能力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大关键。随着我国社会的进一步转型,社会风险呈现出虚拟化、网络化、联动化等新态势,它使得基层政府社会风险治理面临着新的挑战。因此,需要从流程优化的角度,对基层政府社会风险治理的机制与方式进行创新,从而提高基层政府社会风险治理的水平。     

公共卫生重大风险治理机制:理论、实践与构想

“新冠”疫情公共卫生危机的发生,再次警示人们,当今世界仍处在风险社会,重大风险的客观存在难以避免。但是,有风险的存在未必一定导致危机的发生,风险与危机处在一个连续体上的不同阶段。无论是从公共卫生重大风险的致灾机理分析,还是从“新冠”疫情风险防控的实践考察都充分证明,公共卫生重大风险是可以治理和防控的。构建系统、科学的风险治理机制是实现对公共卫生重大风险治理的关键。公共卫生重大风险治理机制包括风险评估机制、研判机制、决策机制和防控机制。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治理模式探索——基于风险社会理论视角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暴发风险是现代理性极度扩张的产物，可以看作是人类迈向风险社会历程中现代性极度膨胀的副产品，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人类对自身风险认知的缺失或严重不足。风险社会已经成为国家治理亟须面对的新常态，现代风险的不确定性、整体性、平等性、自反性等特征，要求更多的治理主体协同共治。传统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治理的“三层结构”仅仅聚焦于国家内部，割裂了政府与社会力量的协同配合，已经不能适应现代风险社会的特征。要克服“有组织的不负责”，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治理模式应向“三角结构”转变，逐步改变“政府预防”的传统模式，实现政府、社会组织、个人（社区）“协同预防”的三种治理能力联动发力的新型治理模式。     

治理资源对创新社会治理体系的价值功能及其有效配置路径

社会治理系统的有效运作离不开治理资源的有力保障,创新社会治理体系需要对治理资源进行科学合理的有效配置。社会治理体系下的治理资源包括治理制度、治理文化、治理平台、治理信息数据库。治理制度是创新社会治理体系的制度保障,治理文化是创新社会治理体系的内驱力,治理平台是创新社会治理体系的具体实现理路,治理信息数据库是创新社会治理体系的配套载体。而对治理资源的挖掘与完善程度,影响着社会治理体系的创新进程。对治理资源进行科学合理的有效配置,要立足于社会治理体系现代化发展的现实需求,从以依法治国为指导完善社会治理体系的制度建设、培育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精神内核的公共治理文化、完善和扩宽公民参与社会治理的有效平台、建立健全大数据支撑下的社会治理信息数据库、构建治理资源协同配置的运行机制五个层面进行。     

政府模式变革:引导人类走出风险社会困局的现实选择

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迅速增长以及既有政府模式及其治理方式陷入失灵的双重挑战,将人类拖进了危机频发的风险社会。在风险社会面前,人类没有任何机会让它耐心等待我们对它的适应,而必须主动作出变革响应,打破既有的竞争格局,建构起合作的话语体系,以期能够在全球风险社会中开展合作行动。因而,当我们反思人类社会既有政府模式及其治理方式时,我们看到,继续维系支持竞争的管理型政府模式及其控制导向的社会治理方式,并不能引导人类走出风险社会困局,而只有在全新的制度框架下建构一种支持合作的政府模式,才可能给人类社会带来新期望,才是人类走出风险社会困局的现实选择。     

风险、制度环境与自然灾害治理:基于社会-生态系统(SES)的分析

在给定自然灾害的多样性情况下,人类应对自然灾害的治理制度安排存在多样性和丰富性。在不同条件下,自然灾害治理制度安排成为降低自然灾害的脆弱性以及提高人类社会系统自然灾害的恢复力、适应力和变革力的重要手段。无论是脆弱性分析、风险管理还是治理,都没能有效地解释治理制度选择以及制度绩效问题。因此,引入社会生态系统分析的视角,将自然灾害治理制度嵌入到复杂的社会生态系统的互动结构之中,构建了一个更加整合的自然灾害治理分析框架,识别了决定自然灾害治理制度安排的核心变量:灾害风险属性以及制度环境。在此基础上,发展了四个有关自然灾害治理安排的命题:多样性命题、风险属性-治理命题、制度环境-治理命题以及嵌入性-制度绩效命题,从而推进了对自然灾害治理制度安排的理解。     

政府社会治理现代化：现实挑战与政策选择

政府社会治理现代化意味着治理目标现代化、治理手段现代化和治理方式现代化。其价值在于促进政府的政治合法性,提升社会治理整体水平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我国政府社会治理现代化面临着三个方面的挑战：一是市场经济发展带来的多元化利益诉求的挑战;二是新兴媒体发展带来的民主政治诉求的挑战;三是工业化、全球化及风险社会带来的挑战。为应对挑战,政府应当做到：更新管理理念,转变政府职能;培育社会组织,加强合作共治;完善公共财政体制,促进公共服务提供;完善公务员制度,引导公务员转变观念和行为;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构建科学高效的社会安全体系和社会风险预警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