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的《春秋》观与传统儒家的政治激情

孟子的《春秋》观包括三个方面的具体内容,并深刻地体现了先秦儒家通过文化守成主义方式对现实政治的关怀。从历史的角度看,孟子关于孔子作《春秋》所表达的儒家政统意蕴,是与后世传统儒家的政治激情密不可分的。     

论传统文化之“中”与“中庸”之道

论传统文化之“中”与“中庸”之道黄寅１．“中”之概念考诚如中哲史家陈荣捷所说：“中”之为义，在《易》为二五，在《春秋》为权衡，在《书》为皇极，在《礼》为中庸。谓乎无形，非中也；谓乎有形，非中也，上不荡于虚无，下无局于器用，惟变所适，惟义所在，此“中”...     

“必也正名乎”详解

“必也正名乎”是阐述卫君辙与崩刂聩谁该当国君的问题。所谓“正名”,是确立崩刂聩卫国合法继承人的名分而贬刺卫君辙。《谷梁传》与《公羊传》对于卫国立辙为君的阐释,大乖孔子经义。孔子“正名”思想可以用于政治实践。“正名”来源于礼制的崩坏,其原义是政治思想,但后来被孔子转移入《春秋》成为一种著述原则和文化精神,再渗透入士人的心灵而成为儒家标志性的人格力量。     

“治以道德为上，行以仁义为本”——陆贾《新语》的思想系统与历史地位

陆贾是汉高祖的“政治设计师”,他奉高祖之命而作的《新语》对汉初政治方针由攻转守、由武到文的转向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奠基作用。陆贾的政治设计是从反思秦暴而亡、反对君主多为扰民、主张实行儒家仁政和道家无为之道开始的。他以儒家经典为依据立论，从儒家仁政理想出发，梳理了“圣人之道”的历史流变，提出了“尚贤去佞”“进忠退谗”的政治要求和“俯仰进退，与道为依”的修身要求，将儒家的“道德”天命化为“灾诫”说，成为孔子《春秋》以天统君的“灾异”说到董仲舒“天谴说”之间的重要过渡。     

孔子“修《春秋经》”之说乃“乌有之谈”－－二驳牛鸿恩先生之“驳议”

牛鸿恩先生大作《厌弃〈春秋〉尊〈左传〉》 ,批驳笔者关于孔子作《左传》蓝本的观点 ,一口认定孔子“作《春秋》”是“修《春秋经》” ,说是“一经三传 ,都以为经为孔子所修 ,这是司马迁所已具备的观念”。这也是历代经生迂儒的传统习见。本文以一经三传的事实入手 ,证明“修《春秋经》”说 ,实乃“乌有之谈”。     

略论西汉时《公羊传》与《左氏传》地位浮沉的原因

《春秋》是鲁国的编年史。孔子以之为国史教材,后世遂奉之为儒家经典,称《春秋经》。《春秋》之旨,在“据鲁亲周”,通过一定的“书法”原则,表示其尊崇周室宗主地位的大一统观念,并起着正定名分、褒贬是非的作用。但《春秋》指博而文约,后学者为了论“本事”、明“旨趣”而为之作“传”。流传到今天的有《公羊     

孟子《春秋》说分析

《孟子》中关于《春秋》的三节文字,是《春秋》学史的源头。其内容大致包括：一、“《春秋》作”的时代背景;二、孔子作《春秋》;三、《春秋》之义;四、孔子作《春秋》的意义。孟子认为,孔子作《春秋》旨在反映世道衰微,与三王盛世形成强烈对比,为重建王道政治奠定了基础。孟子对《春秋》的认识,充分体现着他理想中的王道的破坏与重建的政治理论     

先入为主的主观体认--三驳所谓"孔子作《春秋》传"

孟子、董仲舒、司马迁等大力推崇《春秋》,而姚曼波、王世舜教授认为《春秋》“漏洞百出”,“颠倒黑白”,孔子所作不应是《春秋经》而是“《春秋》传”——《左传》,并且认为这是“意义重大”的发现,其实是出于《春秋》由经降史所生的误解。成见在胸,欲完成这项“神圣的”工作,于是“遍考秦汉典籍,找不到一条孔子作《春秋经》的坚实依据”。实则所作“考证”充满主观臆断。董仲舒“引经文而称孔子”,则认为董“偷天换日”,“移花接木”,把《左传》调包为《春秋》,这是连当时的皇帝都无法做到的事。又曲解《史记》,声称《史记》“以孔子作《传》”,实则望风捕影,把自己的成见强加于司马迁。经学史上的客观事实,不会因为后人不理解和拒不承认而不存在。自以为“廓清了千年迷雾”,实则制造了混乱。评价历史、人物而没有历史观点,必定陷于谬误。     

对六经为儒家经典说的再思考——兼论六经的其它问题

新编《辞海》“六经”条目说：“指《诗》、《书》、《礼》、《易》、《春秋》、《乐》六部儒家经典。”其实,这只是汉儒的观点,以此阐释“六经”是不确切的。从记载春秋时期的古籍来看,事实上在孔子创立儒家学派之前,这六部重要著作早已盛行于世,并为当时诸侯各国的开明统治者所重视。因此,孔子及其儒家重视“六经”,与“六经”为儒家经典是两回事。既然这六部重要著作盛行于孔子创立儒家之前,那么这六部重要著作当然不是儒家的经典;春秋;诗经。     

孟子“《诗》亡然后《春秋》作”新释

《孟子》“《诗》亡然后《春秋》作”,可以从三个方面去理解：一是《诗》《春秋》皆记史,《诗》以韵文记事,是史诗时代的传统,《春秋》以散文记事,标志着史书编年记事体的成熟;二是周公制作《诗经》是作为政教之本,以开升平之世,孔子作《春秋》则是昌盛周道,拨乱反正,其义相承;三是孔子以周公为尊,以继承周公之志为平生之愿。     

王道世界·受命改制·太平之境——《戴氏注论语》《论语述何》关系初探

沟通《论语》《春秋》经义，宣说《论语》反映孔子制作《春秋》，运用三科诸义阐释《论语》，发挥其他公羊义理说解《论语》，是《论语述何》的四个重要内容。《戴氏注论语》通过援引多种典籍勾连《春秋》《论语》经义，反复申言《论语》反映孔子制作《春秋》，大量运用通三统、异内外、张三世义法推阐《论语》，发挥建五始说、经权说、讥世卿说阐发《论语》，对《论语述何》的这四个核心内容作了深入的继承与大力的拓展。在此基础上，戴望通过更广泛沟通《论语》《春秋》，将《论语》转变为贴近《春秋》、宣说王道的经籍，表达了其对儒家外王面向的强烈追求；通过强化孔子当素王《，春秋》创设新法、主张改制革新、为后王立法的特质，指出孔子在《春秋》中注入了改制的理念，表达了其更迫切的改制愿景；通过强化三世渐进义与三世之太平世，指出孔子在《春秋》中寄寓了太平之治的理想，表达了其对太平之境的渴求。由此《，戴氏注论语》强化了公羊改制以致太平的思想特征。细酌戴望对王道世界、改制革新、太平之治的强烈诉求，与其遭遇太平天国战乱、感知同治中兴改革氛围相关。     

厌弃《春秋》尊《左传》 ——姚曼波女士《左传》“蓝本“作于孔子说驳议

自1993年以来,姚曼波女士在多种刊物连续发表六篇系列文章,提出《春秋》一书当不起孟子、司马迁的推崇,《左传》才当得这种推崇,从而认定孟、马所说“《春秋》”必定是指《左传》。并且说从《孟子》、《史记》、《论语》、《左传》及“汉初学坛”,都能证明孔子写下的是《左传》,左丘明不过是《左传》的评论者。自认为廓清了千年疑案。本文观点与姚文相反,认为孟、马对《春秋》的推崇,含有对儒家祖师孔子的美化、圣化,对于这种美化,不能轻率地相信,更不能作为立论的出发点。文章具体分析了《孟子》、《史记》对孔子作“春秋”的论述,并比较了《论语》和《左传》在思想观点、语言运用方面的不同,论定孔子从未有作《左传》之事。姚文的论点论据不能成立,写作的出发声、论证的主观性,都不可取。系误入歧途。     

关于《鲁邦大旱》的几个问题

本文讨论上海博物馆藏楚简《鲁邦大旱》释读上若干关键的问题，为《鲁邦大旱》全文的解读提供一些基础性的研究。1．第2号简“女毋爱圭璧币帛於山川，政型与”后面残缺部分可以补“[德以事上天，其幸而雨乎。]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孔子]”。2．“殴吾子通命其与”的意思是“如果您重复命令的话，民众会随从您的”。3．“政型与德”的意思是“匡正刑与德”。4、“夫山，石以为肤，木以为民。女天不雨，石将焦，木将死。其欲雨或甚於我，或必寺乎名乎?夫川，水以为肤，鱼以为民。女天不雨，水将沽，鱼将死。其欲雨或甚於我，或必寺乎名乎?”是孔子说的话。     

论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成一家之言”

《史记》是中国历史上一部通史巨著。宏篇巨制，博大精深。其中人物众多，传记故事一波三折，生动感人，对后世影响极深。那么作者是怎样评价、描写这些历史人物的呢？这就是贯穿于《史记》始终的思想道德观念。正如司马迁本人所说：“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到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有斯乎！意有斯乎！小子何敢让焉。”（《史记·太史公自序》）由此可见，司马迁的思想体系是以儒家学说为基础的。但同时又吸收了道家思想来丰富、补充和发展了儒学道…     

《儒林外史》的写实原则与史官传统

作为一部典范的文人小说,《儒林外史》在创作原则、性格塑造、叙事模式诸方面与中国史传文学都有着极密切的内在精神联系。本文拟就《儒林外史》的写实原则与史官传统的关系略作探讨。一我国古代史学家向有秉笔直书的良史传统。“当时草创者,资乎博闻实录,若董狐、南史是也。”(刘知几《史通·史官建置》)“南史至而贼臣书”(同上),孔子盛赞其“书法不隐”。由于孔子的表彰,董狐、南史成了中国史学的善恶原则的最高典范。孔子本人所作的《春秋》,发扬了“书法不隐”的传统,后世有“《春秋》成而逆子惧”之说。经由历代史学家代代相承,“实录”不仅成为史家最重要的职业道德,而且成为史书编纂的基本原则。     

从圣王到圣人——从孔子作《春秋》看孔孟的人格建构

一直以来,学界对于孔子是否为《春秋》作者的问题存有争议。笔者依据现有史料试图通过逻辑推论的方法证明孔子确为其作者。文王之后,其子武王与周公分别继承“君”位与“师”位。孔子认为“师”,而非“君”才是“天命”的承接者。基于此,自视斯文在兹的孔子受命而作《春秋》,经此“僭越”完成了对传统“德行—政权”二元结构的改造,一个“德行—人格”的新结构于是诞生。在孔子的基础上,孟子进一步辨析“师”与“臣”的身份差异,强调了“师”高于“君”的地位。同时,他将孔子推上了无可无不可的“圣之时者”的高位,以彰显其作《春秋》的历史意义。通过圣化孔子,孟子建立起一个超越政权与道德束缚的“最高人格”的形象。     

孔子作《春秋传》史实考

孔子作《春秋》非“春秋经” ,乃“春秋传”即《左传》蓝本。孔子后半生主要从事于此伟业。其“厄陈蔡”“过郑”“适楚” ;读《易》序《书》等等 ,无不与此息息相关     

儒家道统论中的“驯政”思想初探

儒家道统经历了自尧舜禹汤至程朱理学乃至当代新儒学的传承轨迹,以圣圣相传之“允执厥中”理念为精髓.其中蕴含着道统尊于政统、道统构建政统、道统校正政统等以道统驯服政统、进而限制君主权力的“驯政”主张.儒家知识分子通过主张天道信仰理论、君臣道义关系、经筵日讲制度、君臣共治政制和天子须守礼法等方式,孜孜不倦地追求和实践对君主权力的制约和驯服.儒家道统论中的“驯政”思想既是中国传统法哲学“安身立命”之本,也可以成为当代中国法哲学“返本开新”之基.     

“温良恭俭让”精神实质的重新审视

“温良恭俭让”作为一个完整的集合体在《论语》中仅出现过一次。《论语》原文作如是记：“子禽问于子贡日：‘夫子至于是邦也，必问其政，求之与？抑与之与？’子贡日：‘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也，其诸异乎人之求之与’？”。从子贡的话里我们体识到了“温良恭位让”在孔子思想观念及诸多行为中的重要性。这个重要之点几乎就是孔子“仁”学思想和全部观念的根基以及归着点。“温”在孔子学说中有多种表述法。“温”是一种态度。一个人面对纷繁多变的外在，总要做出自己的反映。孔子教导人们要有较为得体的应变方式，“过”与“不及”都是失…     

略论《春秋》大义及夷夏之辨

《春秋》是孔子根据鲁国史记整理而成以寓历史褒贬，政治理想的著作。鲁国史记，是本国大事及诸侯赴告而书策的记事之作，留存后世则成历史记载，当时名称也叫《春秋》。但孔子根据鲁国《春秋》经过笔削润色以后，寄寓他对礼崩乐坏的的慨叹之情，乱臣贼子的诛讨之义与小康大同的政治理想。因此，孔子的《春秋》已从“史”上升为“经”，用我们现代新名词，可称之为“政治哲学著作”。关于孔子作《春秋》的记载，当首推《孟子》，这不仅最早，而且最可信、最可靠。（虽然历来有人疑议，但于其记载本身，始终推翻不了）《孟子·滕文公下》孟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