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檀君神话中的三个天符印

檀君神话是韩国的建国神话，天帝之子桓雄带三个天符印来到人间。韩国学界与国际学界一般认为三个天符印是三个神器，这是解读檀君神话的基本点。但天符印和神器并不是同一之物，也有着不同的功能和意义。三个天符印是源于佛教的外五明，那么这一因素不是神话的原始因素，而应当是神话发展中形成的衍生因素。     

檀君神话新解

檀君神话是朝鲜流传至今最古老，同时也是影响最大的神话之一。近现代学者对其多有研究和解释，但仍存有较多分歧。本文认为檀君神话的神话谱系之间隐含着深刻的内在联系，在桓因——桓雄——檀君这个一脉相承的谱系中桓雄是解开这个神话的钥匙。桓雄是鸟崇拜与太阳崇拜一体共生的产物，而其子檀君则融天神和地祗于一身，代表光明，直接孕育了朝鲜这一称谓。     

韩国文化与中国楚文化渊源初探

本文引用大量中韩文献史料论证韩国古展韩居民是楚国的罗氏、卢戎之后裔,他们是在秦朝来年跟随着方士韩终到的韩国.檀君神话是在新罗统一朝鲜半岛后出现的,韩终可能就是檀君神话中桓雄的原型.新罗以熟练使用汉字的优势,创造并记录下来了开国神话,神话中融进了大量中国楚文化的色彩.事实说明,韩国文化主流与中国楚文化有着深厚的渊源关系.     

中华民族八千年熊图腾崇拜原型模式的重构——论《熊图腾》的学术贡献兼驳"黄帝族是檀君神话熊女族后裔"说

对中国熊图腾整体文化模式的重构并以此观照和解读局部的熊文化现象，是《熊图腾》的重要贡献：林西熊女神的再发现使中华民族熊崇拜的历史提前了3000年；“四重证据法”的研究，使被遮蔽的黄帝族熊图腾谱系得到鲜明的梳理和揭示；古朝鲜檀君神话是与鄂伦春族、鄂温克族熊女神话相关联的变体；韩国学者关于黄帝神话来源于檀君神话的说法是狭隘的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立场对神话谱系的“历史化”改写。     

韩国《檀君神话》文化解析

《檀君神话》是韩国迄今为止最悠久、传播最广泛的一篇神话,其内容虽然简短、原始,却是韩国文化的极好载体。本文通过对檀君神话内容的分析,揭示出神话中蕴含的深层文化现象。     

论朝鲜古典小说中的檀君神话母题

《檀君神话》中的天降母题和熊女母题,作为神话的遗传基因,在后世的小说作品中得到了重新整合,以更加饱满的形式呈现在读者面前。具体而言,率领民众建立理想国的洪吉童、神仙文昌星投胎转世的杨昌曲、风流学士杨少游等朝鲜古典小说中的典型形象与桓雄和檀君的形象存在着很多相似性;而谢贞玉、春香、沈清等被朝鲜民族世代歌颂的女性形象则与熊女有着颇多相似之处。可以说,朝鲜古典小说有意无意地把传统的神话母题融入进来,借以艺术加工再现了神话的永恒魅力。     

韩国哲学与中国楚文化的历史渊源

韩国上古哲学经典《天符经》与中国先秦时期的老子道学有很多相通之处。如果说韩国的先祖——古辰韩人是中国古代楚国的附庸国罗国和卢国的后裔,那么源于檀君神话的《天符经》则应该直接来自中国楚文化,传承了先秦道家的哲学思想。     

朝鲜汉诗中的民族传说始祖檀君

朝鲜汉诗中的民族传说始祖檀君是朝鲜社会政治与文学相结合的产物,具有一定的文学、历史意义。诗人们认定檀君的存在,认为他是朝鲜的国家始祖。檀君朝鲜在区域上是自立的,在时间上与唐尧并存,并对檀君降世、建国情节进行了展开描述。而且,18世纪的朝鲜汉诗还关注檀君世系,并注重扶娄朝夏这一细节,强调民族国家的自立完整以及与中华文化的特殊关系。     

神话因素在中国小说发展中的渗透

神话是小说的源头,它孕育了小说因素,而又在小说的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神话在完成孕育小说的重大使命之后,已成为小说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或成为其题材来源,或成为其情节,或成为一种意识形态。本文从志怪小说和唐传奇、宋元章回体小说以及现代神话意识等几个方面,去论述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神话对人类潜移默化的影响,乃至在小说中的复活,焕发其独特的瑰丽的神奇色彩。     

反映于巫歌的朝鲜族神话遗产

神话,以谈神述怪为主要内容。也就是说,它讲述的是有关神怪的故事。从其传诵形式看来,它可分为文献神话、口传神话和巫俗神话。朝鲜族的文献神话,又被收录于《三国史记》和《三国遗事》等文献之中,代表作有《檀君神话》、《解慕漱神话》和《首露王神话》等。朝鲜族的口传神话,主要讲述开天辟地、人的产生、万物的来源和崇尚部落神的原由,代表作有《太阳和月亮》等。朝鲜族的巫俗神话,寓于巫觋哼唱的巫歌之中,是一曲曲     

水生型创世神话在现代民族习俗中的沉积

水生型创世神话是一种在世界范围内存在的神话。在中国，这类神话可分为原生态与次生态两种形态。它产生的时代距今已十分遥远，但其因子却仍存活于中国现代乃至当代诸多民俗事象之中。本篇论文概述了中华两种形态的水生型创世神话，用大量的材料，详细论证了这类神话在婚俗、葬俗、诞俗等生活习俗中的沉积，揭示了一系列民俗事象的成因及深层含义，从一个侧面证明了功能神话学派理论的某种合理性。     

传统文化“实践因果逻辑”粗述

中国传统文化“根源型实践因果逻辑”，本身就含有“咒术”性格的一面。随着封建集权专制社会的产生，这种“根源伦理”同“帝王专制”、“巫祝咒术”结合，形成了“咒术型实践因果逻辑”，其以冥冥绝对者控制着人生世界，把主体（人）吞没于本体（道、天理）之中，进而又吞没客体（物）的“自我封限”，有隘于社会科学文化的发展，因而“解咒”就提上了日程。“解咒”以西方“言说”理性原则取代中国“感通”理性原则，但又不能割断历史，而是以儒家“仁学”之精华作中介，把传统文化从自我封限中解放出来，开出一个新的具有中国特色的“解咒型实践因果逻辑”来     

论母题编码在神话研究中的实现与应用——以中国神话母题W编目为例

中国各民族神话数量众多,内涵丰富.母题理论和母题分析法一直是神话研究中的重要方法之一,构建科学的母题编码体系也成为推进神话母题研究的主要路径.中国神话母题编码目录不仅要设置完善的母题类型,同时还要进行科学严密的母题提取与编排,最终目的是实现母题编码在中国各民族神话比较研究、中国神话大数据库建设等多个领域的广泛应用.     

论审美意识在中国原始神话中的发展

自然神话、英雄神话和创化神话是中国远古神话发展的三个阶段，它们的审美意识具有不同特点，自然神话的审美意识缺乏社会性特质，英雄神话则是人的本质力量在审美意识中的外化，而创化神话标志着审美意识在原始神话发展过程中的成熟。     

物占、物占神话与符瑞——符瑞的神话学解读

以反映帝王受命为主题的符瑞具有物占的性质。物占是古人以物象来判断吉凶的一种征兆信仰方式。在先秦文献中,尤其是《山海经》中有很多原始物占的记录,这些原始物占大多具有神话的背景,此种背景神话称为物占神话。许多物占神话所具有的预兆意义在流传过程中以物占形式保存下来,其中具有美好、吉祥象征意义的物占成为后来预示帝王接受天命的符瑞。     

为现代口承神话研究确立新范式--评杨利慧等著《现代口承神话的民族志研究--以四个汉族社区为个案》

中国古代典籍中的神话浩如烟海。学术先贤们徜徉在神话文献的浩瀚海洋中,潜心耕耘,留存下许多可供后学瞻仰的经典著述,成为珍贵的学科奠基性财富。神话是人类童年时期原始思维的产物,以文本为中心而对神话展开的多角度静态研究,成为长期不变的学术传统,至今影响甚巨。晚近,自中国现代神话学发端以来,学者们在继续推进神话文献研究的同时,逐渐将目光投向田野,致力于寻觅当下的民间口承神话,并进行整理和研究。此后,尽管在不同历史时期,神话学的发展呈现出多种面向,但其研究依然以文本为主,侧重于溯源考释与文化内涵阐发。总体而言,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向后看”一直是中国神话学研究的主要指向,而现实生活中民众(尤其是汉民族)讲述和传承神话的文化现象,似乎并未得到充分重视,“只见森林,不见树木”[1](P12)--这不能不说是学科的一大缺憾。     

关于中国古代神话地理问题

中国古代神话包含着原始信仰与审美传统等重要因素.其中的不同地域具体神话分布与融合问题、古代文明在神话时代中的确立问题和不同历史时期的神性角色与文化表现问题等,值得我们深入思索.     

卷首语

“文学人类学研究”栏目本期主题“神话观的变革＂,《新世纪神话观的变革与神话研究新趋势——中国神话学会前沿对话》文章中,叶舒宪与廖明君探讨如何让神话研究重新整合和沟通文史哲与宗教、政治、艺术、心理学等多学科知识。谭佳《神话为何属于文学研究？——以晚明、晚清西学分类为起点》从晚清由西学传入中国的“神话”与中国“天”之内涵的错位,造成了中国神话学从属于文学研究的尴尬境地,并致力于中国神话学何以能更贴近本土文化实质的思考。安妮萨·卡萨姆、杰梅楚·梅格萨著、唐启翠译的《铁和珠子：男性与女性的象征符号——一项关于博尔兰奥罗莫人饰品的研究》尝试在相对完整的传统文化中来探索和展示“物的意义”,是人类学研究“物的民族志”的典范之作。     

希腊神话中的神与中国神话中的神之比较略论

本文通过对希腊神话与中国神话的重新解读,进而对希腊神话中的神与中国神话中的神予以比较,主要是从以下五个角度来解读中希(西)神之异同：神的分类、神的比较、神的谱系、神话背后的民族特点、神话的影响,同时提出了不同的神话体系是由于不通的民族特点所造成的,而不同的神话体系在反映其民族特点的同时,进而影响其民族的发展方向。。神话是每个民族童年心灵的展现,其幼年心灵的烙印必定伴随这个民族的发展,而成为这个民族共同的民族心理沉淀。     

关于中国古代神话地理问题

中国古代神话包含着原始信仰与审美传统等重要因素.其中的不同地域具体神话分布与融合问题、古代文明在神话时代中的确立问题和不同历史时期的神性角色与文化表现问题等,值得我们深入思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