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中和背景下国家碳预算的理论同构与立法路径

国家碳预算制度兼具碳排放总量控制与统计核算工具的双重功能,碳达峰目标的迫近及碳中和目标下国家降碳任务的紧迫性,使得如何将碳预算融入“双碳”目标的实践过程,实现制度和理论的双向促进成为重要问题。一方面,通过梳理碳预算制度产生的背景、碳预算概念的演变,事实印证了应对气候变化立法,是把承载全球碳排放环境容量的国际碳预算,转移至各国碳预算本土化的可靠实现方式。另一方面,域外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立法的碳预算制度经验发现,其对我国碳预算目标设置、机制协同、资金渠道等方面具有重要启示。将碳预算纳入我国“双碳”目标实现的法治保障体系,可以结合已有预算法程序化规定,通过建立专门性机构、权责配置、预算调整机制、专项资金供给等制度,建构起“双碳”目标下符合我国需要的碳预算制度体系。     

我国人民代表大会预算监督权的思考——兼论美国预算监督制度的经验

《预算法》堪称国家和地方治理的"亚宪法",处理的是"中央与地方"、"政府与人大"等关系,具有强化预算分配和监督的职能。人民代表大会是我国的权力机关,在预算监督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但其目前的监督能力较弱。为此,我国《预算法(修正案)》亟需解决人大预算监督权的严肃性、有效性的问题。     

论法律程序与程序法治

建设法治国家任重道远，需要我们培植法律意识和法治理念。法律程序经过程序工具主义到程序本位主义直至现代正当程序的发展，体现其在法治中的不同价值。在我国法治国家建设过程中，相对于实体法治而言，程序法治显得更有意义。只有正确处理好程序法治与实体法治的关系，才能进一步推进法治国家的建设。     

论预算关系的法律调整及其制度完善

预算法律制度是国家在进行预算资金的筹集、分配、使用和管理过程中必须遵守的法律规则体系。预算分配权在不同国家机关或机构之间的法律配置构成法律调整预算关系的作用机制。我国应当围绕预算平衡理念的法律维护、预算方式的制度选择和预算活动的科学性与民主性保障等主要方面进行预算法律制度的改革与完善。     

论《预算法》立法宗旨的再造

2014年修订的《预算法》最大的亮点是适时对沿用已久的立法宗旨进行了大幅度的修改,在预算法的功能定位、立法作用等方面较以往的立法取得了显著成就。但是从适应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公共财政制度以及完善国家治理体系的角度审慎地看,《预算法》的立法宗旨还需进一步完善。具体而言,《预算法》的调整对象应当是整个预算过程的所有预算行为,而不应只是政府的收支行为;从立法功能来看,《预算法》应旨在加强预算对政府的监督,而不是强化预算的管理和监督,完成预算作为"政府管理的工具"转向"管理政府的工具"的转变,向控制、管理和计划综合职能转型;从立法目标来看,《预算法》要突出人民主体原则,保障广大公民的利益需求,而不仅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应当明确其终极目标是实现公共需要最大化和人的全面发展。     

应急预算法制的反思与展望

完善应急预算法制是中国应急管理的重要课题。中国应急预算面临着缺乏监督、财政供给数量不足、财政供给能力低效、应急责任体系不清等诸多问题。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应急预算法制存在缺失,尤其是《预算法》的应急理念不足所致。应急预算法制建构是一个系统工程,必须在预算规范化、预算实效化以及预算层次化原则的指导下进行。具体而言,今后理应在《预算法》中加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对应急预算权力的监督,完善预备费的提取和管理机制,增强应急预算的财政供给实效,建立面向应急需要的预算调整机制,明晰央地之间的应急财政责任体系,从而有力推动中国应急财政的合法与足量供应。     

论我国公共预算中公众参与程序的 制度缺陷及其完善

公共预算涉及最广泛的公众利益，因此在其中引入公众参与程序，并将其制度化，以三位一体的规制层级予以保障，是极具意义的。在我国，公共预算中的公众参与程序的发展深受公民、政府和社会资本等具体环境之影响，存在着适应地域窄、运用层级低、机制单一、有效性不足等多方面缺陷。为了填补传统研究领域空缺，构建公共预算中的公众参与程序制度，从理念到原则再到模式，作了从宪法高度到诉讼保障的全方位制度安排，以此保障公共预算中真正融合公众参与。     

正当程序与刑事法律程序的平衡思想

正当程序,就其价值而言强调的是程序的正义性。本文对正当程序的内涵、构成要素进行了分析,并以平衡思想为切入点对我国刑事法律程序的正当性进行了思考,指出正当程序理念与刑事法律程序的平衡思想密不可分。     

正当程序理念的培植

正当程序是实现司法公正的切入点,正当程序具有较强的确定性和可操作性,因此通过正当程序来保障实体公正并进一步全面实现司法公正是一条可行之路.正当程序作为一种具有理性化、文明化和民主化内涵的法治精神和程序价值理论,一种能有效实现对人权和正义的保障机制无疑它具有最广泛的普遍适用性.正当程序作为一种正义理念的程序性评价标准和原则被引入我国,其所追求的价值目标从终极意义上来讲也正是司法公正的价值目标,其核心理念与我国正在进行的法治化道路相暗合.     

公共预算中的政治:对权力与民主的审视

公共预算作为一种国家活动,在本质上是政治性的,预算过程中的各种冲突实质上就是政治冲突。权力作为政治学的核心概念,是影响公共预算资源分配的关键变量。在资源配置过程中,权力被广泛地运用。预算过程分配着决策权力,预算是权力的体现,预算过程中做出的资源配置实际上反映了政治权力的分配、运用与控制。预算是配置资源的公共权力在不同主体之间的分配,是一个制衡结构,本身就是一个民主政治程序。当前中国公共预算的民主性明显不足,为了达到政治民主化这个目的,就必须进行预算改革,推进预算民主。实行预算民主有助于实现社会公平,促进权力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同时也有助于增进国家政权的合法性。     

基于规则约束的地方政府预算编制研究 —来自美国的经验与启示

为规范政府收支行为、提高财政资金配置和使用的效率,我国新预算法明确提出强化预算约束的理念,这将成为今后地方政府预算改革的方向.美国德克萨斯州以预算规则及其制度安排来有效地约束政府行为,尤其是在预算编制环节体现出的预算规则的法定性、预算编制程序的规范性、支出部门的责任性、预算机构的相对独立性,对于我国地方政府构建具有规则约束力的预算编制制度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西方国家利益理论研究的建构主义转向

建构主义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温特在批判了主流学派基于无政府性和物质主义的研究范式后,基于整体主义和理念主义原则,实现了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范式的转向。以研究范式的转向为基础,国家利益理论研究也实现了转向,建构主义认为国家利益不是由物质性因素建构,而是由观念因素建构;在国家利益的内容上,建构主义认为应包括生存、独立、经济财富和集体自尊。建构主义的国家利益理论既有现实性,又带有一定的理想主义色彩。     

我国侦查讯问程序中的“辩护律师在场权”研究

赋予律师侦查讯问过程中的在场权,是侦查程序改革的关键议题之一。西方国家在"保卫人权、制约公权力"的理念支撑下,已经践行"侦查讯问程序中的律师在场权"。在相关理论与实践方面,我国均显不足与滞后,相关争议与舆情越显紧迫。立足我国国情,批判性地参鉴西方国家相关制度与实践中的普适元素,加强这方面的理论研究,为后期的制度设计、法治理念宣传、配套措施的完善及准确试点提供思维导引与智力支持,最大限度地实现法治社会中的公平与正义。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建构

现代世界政治体系下的多民族国家,要维持自己的存续,都要经历一个国家建构的过程。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中国共产党对多民族国家结构符合历史文化传统和国情的创制,蕴含着"民主平等、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的制度理念,是建构统一的、多民族的社会主义共同体的有效制度设计,在理论与实践上对我国多民族国家的现代建构奠定了制度基础。     

司法公正之多重维度

司法公正是法治的重要蕴涵,也是重塑法治必不可少的条件。司法公正是司法工作的最高理念,也是其它现代司法理念的核心。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是司法公正的基本内涵,未遵守正当程序的公正不能称之为司法公正。司法公正理念的实现必须是这两方面的结合,即通过司法改革进行物质层面的相关制度建构和对司法工作人员的法治精神进行培育。     

我国死刑审判制度之检讨与重造

从现代司法程序原理的角度讲,我国死刑复核程序在设计上存在着不公开、单方控制以及形式化等机理性缺陷,从而造成了死刑复核程序的正当化难题.目前理论界对于死刑复核程序改革的研究缺乏一种总体上的理论进路和框架,研究具有分散性,结论缺乏系统性.死刑复核程序的改革,必须以正当程序理念为目标指引,在正当程序理念和制度框架内,探寻我国死刑复核程序变革的可行性方案.为此,必须对死刑复核程序进行三审制改造,同时严格死刑案件的程序要件,以构建死刑案件审判的正当程序.     

论我国民事诉讼中的举证时限制度

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中没有举证时限的规定,在民事诉讼中实行的是证据随时提出主义,这种程序模式所尊崇的哲学理念为实事求是、追求客观真实以及坚持有错必纠.这种程序模式是以追求实体真实为主要目的,但是,却以丧失正当程序与诉讼价值为代价,是一种重实体轻程序的必然反映.本文从通过分析我国民事诉讼中举证时限制度,为完善民事诉讼中的证据制度提供建议.     

公共财政理念下的预算范围调控之法律进路

预算范围的重新界定在中国预算法修改中居于极其重要的地位。文章所指的预算范围,即预算法界定下的收支类型。在公共财政理念下,预算法禀赋中的民主性原则、完整性原则要求预算范围被重新丈量;立法理论中的法律实施效果判定也对预算范围的界定提出了新的要求。文章通过对现有法律规范及实践的梳理,指出虽然现有法律对预算范围做出了兜底性规定,但因缺乏法律解释使实践操作乏力,而行政法规对于预算范围循序渐进的界定,为其上升为法律提供了理论资源和制度创新的双重支撑;同时,被囊括进入预算范围的部分收支由于其运行中受到体制性因素影响而难以真正实现预算法的目标,故对其界定也需要重新考量。因此,对预算范围的法律设计需要秉承理论,接壤实践,真正实现预算法欲达到的目标。     

农村征地拆迁法律制度缺陷及健全对策

我国农村征地拆迁法律制度很不完善,目前还没有一部统一的基本法对其进行全面系统的规范,有关农村征地拆迁的法律制度只是散见于《宪法》《物权法》《土地管理法》等立法中。征收前提公益目的泛化,征地利益分配不合理,征地程序缺乏严格的农民参与机制,争议裁决及救济机制不合理。因此,应尽快制定城乡统一的征地拆迁补偿基本法,立法中应界定公益目的内涵及外延,公平确定征地利益分配标准,通过完善行政救济机制和建构司法救济机制化解农村土地征收过程中引发的矛盾及争议。     

论财政补贴的裁量属性与预算规制

财政补贴作为积极的经济性资助行为,是给付行政的重要形态。基于当前财政补贴存在政策性软约束、程序不当以及信息不透明等问题,进而根据财政补贴的特质和运行模式,将其界定为裁量性支出,在法律保留与预算约束的二重路径上,选择预算这一措施性规范作为规制财政补贴的重心,并以法律保留作为补充与之有效衔接。在财政补贴的预算硬约束下,以总额预算实现财政补贴的规范,以预算循环实现财政补贴的正当程序,以预算公开实现财政补贴的透明,以预算调整实现财政补贴的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