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的艺术”：庄子与禅佛教

庄子与禅佛教的幸福论包含四个方面：顺生、适意、无执、中观。所谓顺生,就是接受并且顺应我们每个人生而有之的有限性,幸福的实现就在每个个体的有限性存在之中。适意指的是个体幸福的独特性,强调每种生命类型都可以体现与实现幸福。然而,无论顺生或者适意都不能涵盖个体追求幸福的全部内容,真正的或完满的幸福还包括无执与中观。无执的幸福要求彻底泯消一切差别,包括泯消个体我的“有执”,这其实是一种超越了世间的有执幸福才能体验到的幸福。但对于庄子和禅佛教来说,最高义的或胜谛义的“幸福”是中观的幸福,这是一种既包括有执的世间幸福,又包括无执的出世间的幸福的幸福。而这才可以称得上完满意义上的幸福。     

慧思大师善恶思想研究

佛教的善恶思想有着丰富的层次和内容,天台宗三祖慧思大师立足于大乘教理,将大乘善恶思想开展为三个层面:对善恶实体执的破除,对善恶缘起现象的安立,对善恶二元对立的破除而归于不二中道。这种思想是"性具善恶"理论的滥觞,其特出之表现即是以恶的形式实践大乘的智慧和慈悲。     

禅宗“呵佛骂祖”的真义

大乘经典中,对“成佛”之义的阐述可从法身、报身、化身等三个角度展开,其中最根本和核心的是成法身佛.成法身佛的关键在于破除人我执、法我执而当下与真如相应.禅宗将大乘经典的这种言教演成活生生的身心实践,所以杀活纵夺、不拘一格.而针对妄执经典言教和外在形象的人,尤其以“呵佛骂祖”的狠辣手法,要令其一刹那间失却一切攀附而悬崖撒手,亲见本性,直证真如而成佛.“呵佛骂祖”的表面形式,恰恰有着“成佛作祖”的佛教真精神.     

佛教的出世精神

人们通常以为佛教的“出世”即意味着“出家”,这是始于原始佛教时代的一种误会,将“在家”与“出家”,“社会生活”与“山林古寺”对立起来。小乘佛教的“出世”精神打破了这种二元对立,即“出世”并非一种空间转移和身份转换的问题,却视“烦恼”与“菩提”,“生死”与“涅？”等为对立的二元。大乘佛教进一步打破了这种妄执,以体用不二的逻辑,从根本上实现了“烦恼”与“菩提”,“生死”与“涅？”,“自度”与“度他”等的不二一如。在大乘佛教,“出世”是“入世”的本性,“入世”是“出世”的相用;可以说,“出世”即“入世”,“入世”即“出世”。     

佛教澹泊思想及其现代启示

佛教澹泊思想主要表现为“以智化欲,方能怀乐精进”;“谦忍和顺,方能处世无累”;“物我两泯,方能破除妄执”;“悟空断苦,方能澹然无忧”。佛教的“悟空”是澹泊的最高境界,达到了“空”的境界,这是最高尚、最纯粹的澹泊。佛教澹泊思想注重身心的宁静、“无我”的道德主体性超越和生命本真的价值深省,对于现代道德建设有着积极的启示。     

施蛰存小说的佛学意蕴

施蛰存的某些作品与佛理有着很深的渊源。他的四部以佛教为题材的小说《鸠摩罗什》、《塔的灵应》、《黄心大师》、《宏智法师的出家》烛显出佛教的我执观、轮回观、果报观、忏悔观。     

唯识学的体用思想略论

唯识学有着丰富的体用思想,所涉及到的层次和角度众多。依据体用必须一致的原则,有对于外道、小乘佛教体用之执的辨破。依据相对的体用不二原则,有对于世俗谛之内体用之间关系的辨析。依据绝对的体用不二原则,有胜义谛、世俗谛之间的体用关系辨证。在具体的思想论述中,"体"、"用"的具体意涵丰富多样,而二者之间的关系却是一以贯之的不一不异:"体用不二"。     

无 我 与 超 越——论佛教对自我的形而上学探讨

佛教认为人的存在就是痛苦的存在。痛苦来源于人的世俗之见,即“我见”“我执”等方面。世俗之人正是由于执着“我见”等思想,从而产生各种痛苦,不能得到解脱,生命价值无从体现。佛教认为生命的价值就是不断地超越痛苦而获得解脱。那么如何超越痛苦,了脱生死呢?佛教认为要获得人生的根本解脱,首先要认识自我,在认识自我的基础上,再超越于自我,破除自我,破除“我执”,进而达到生命存在的至高境界,获得人生的终极解脱。只有最终认识到“法无我”“人无我”的“无我”的境界,生命才进入澄明之境,众生才能得到解脱。     

从临终关怀思想看佛教生命教育特点

佛教临终关怀思想集中体现在四个方面:轮回不止,生命不息；因果报应,悔过念善；解脱生死,超越三界；不住涅粲,不舍众生.从临终关怀的角度来看,佛教生命教育特点与众不同、独具特色,即尊重生命,顺应自然；珍爱生命,发展人生；解缚生命,永灭苦恼；生命超越,自度度人.对于现代临终关怀运动而言,佛教独特的生命教育思想及其丰富的临终关怀理论与实践操作具有非常大的借鉴价值.     

“善有善报”与“善不受报”——佛教善恶“因果”观辨析

谈善论恶乃是佛教的永恒主题。在中国佛教中,存在着两种完全不同的善恶“因果”观,一是注重“果”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二是注重“因”的“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其中有着“决定论”意味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其实是中国本土儒家文化以及民间习俗中的“因果报应”思想在佛教中的反映,属于中国化的善恶“因果”观;而“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则是基于印度佛教的“缘起论”,是原汁原味的印度佛教善恶“因果”观。依据印度佛教的这种善恶“因果”观,东晋竺道生进一步提出了“善不受报”的思想。依据“善不受报”以及作为其理论基础的佛教“缘起论”,一个人只管行善而不要去追求行善的回报,然而就是这种不求回报的行善才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回报。     

佛教梵呗音乐的伦理审视

佛教梵呗音乐通过声明的方式以假破空,向广大信众灌输佛教义理,以达到弘扬佛法的目的。佛教梵呗音乐在伦理价值指向上,紧紧围绕了脱生死、劝善诫恶、众生平等和礼赞佛陀为展开,以赞、偈、咒、文为主要艺术形式,实现审美与伦理的相互统一。探寻佛教梵呗音乐的伦理特性,有助于我们继承优秀文化传统,创作出符合民族文化特征,满足时代发展要求,服务大众文化需要的艺术作品。     

永恒的轮回——传统“警世”文学母题的人生观与价值观

传统“警世”文学里,作家在表现人的基本需求时往往流露出既向往又恐惧的心态。这种向往与恐惧心态的交替或反复出现,反映出作家对于喜与悲、幸与不幸,对于历史、社会、人生的倏忽变幻的循环感,这使中国古典作家轻易地接受佛教的轮回观念。这种对于生命存在的不确定性的感受与表达,显示了传统“警世”文学的深刻与凝重。     

从佛教“有漏皆苦”角度看待王西厢中的崔张爱情

《西厢记》是我国古典戏曲的＂压卷＂之作,它演述了崔张爱情故事,崔张在红娘的帮助下,冲破了封建樊篱,摒除＂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私下结合,崔张爱情最后以大团圆而告终。如果我们从佛教＂有漏皆苦＂的角度来解读崔张爱情,不失为对崔张爱情、甚至是对生活的另一种解读,从中我们可以发现,崔张爱情能够较好地体现佛教＂有漏皆苦＂中＂求不得苦＂、＂苦苦＂、＂爱别离苦＂、＂坏苦＂、＂怨聚会苦＂的思想。     

论俄罗斯宗教文化的特点——以《大师与玛格丽特》为例

东正教是俄罗斯的国教,整合了基督教和俄罗斯多神教元素而成。《大师与玛格丽特》是苏联作家布尔加科夫的经典作品之一。作品以《圣经.新约》彼拉多审判耶稣的故事为原型,以撒旦及其随从降临莫斯科为主线,对上帝存在与否、生与死、善与恶、光明与黑暗等宗教性主题进行了探讨,塑造了一个全新的魔鬼形象,书写了一部"魔鬼的福音书"。作品描写的虽然是基督教的主题,却在不经意间总能见到多神教的影子,彰显了俄罗斯文化的特点。     

浅议佛教戒律的现代价值

佛教戒律是佛教弟子的日常行为规范,与道德、法律之间关系密切,在社会控制功能上具有相同之处,但戒律的持守更注重于内心的自律。戒律的制定有两个目的,一是约束和指导个人的思想和行为,二是维护僧团的和合共处。佛教“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的宗旨主要通过戒律予以实现,戒律中包含着许多具有现代价值的思想观念,自利利他、普度众生的菩萨戒思想将佛教“扬善”的精神发扬光大,禅宗“无相戒”思想化他律为自律,“六和敬”是僧团共处的基本原则。这些积极的戒律思想不仅在佛教自身发展中意义重大,使戒律成为佛教的根本生命力,其具有的社会控制功能对法律、道德的建设亦具有补充和借鉴价值,是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契合点,值得发扬。     

日本作家井伏鳟二评析

井伏鳟二是日本文坛享誉盛名的作家,但是在国内对他的研究起步还比较晚,研究资料比较零散。本文围绕井伏鳟二的小说展开,对不同时期的小说加以论述,分析井伏文学的魅力。他的创作之路分三个时期,其作品往往在平易通俗的文字中蕴含着幽默含蓄的笔调,使平易的文字产生感人的艺术效果。他的作品多取材于日常生活,人物多是些善良的劳苦群众。井伏鳟二在不倦的写作中,创作了自己独特的写作风格—精湛的叙事技巧,冷静写实的艺术手法,流畅而机敏,幽默而讥讽的语言风格。     

关于死亡观的三重辨析——立体化解读死亡的层次性分析及其现实性意义

通过对各种死亡观的辨析,明晰死亡的真正内涵。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死亡观的辨析是回答"死亡是什么的问题";东西方的死亡观辨析是回答"死亡和个体关系的问题";基督教和佛教死亡观的辨析是回答"现实中如何对待死亡的问题"。认识死亡的过程,也是认识个体的过程,对当代青少年教育有现实的意义。     

试析净土宗的善恶观

本文在佛教思想发展的背景下,从比较文化的角度系统考察了净土宗的善恶观,确定了净土宗伦理思想的特点。净土宗强调“他力”,同时又主张“佛性本具”,认为善并非源于信仰,不是对于教主的迎合,也不是源于他力对自己罪业的赦免;善来源于于自身之佛性,通过惭愧、忏悔、修行得以显现。在善恶观上,净土宗坚持了佛教立足于人的本怀,从而区别于其他宗教思想。     

朱熹理学与佛学心性论比较研究

在心性论上,朱熹理学与佛学之间存在着既相互排斥又相互渗透的关系。儒佛在心性论上的根本不同是儒家以＂善恶＂论人性,而佛教以＂清净＂论佛性。朱熹丙戌之悟期间的观点是＂性体心用＂说,佛教在理论上的错误主要在于误心为性,导致＂作用是性＂。在心性情关系上,朱熹主张性体情用,而佛教最终走向是去情复性。     

长歌当哭之后——审美生存限度之考察

《红楼梦》第七十八回，贾宝玉祭奠晴雯，悲痛的审美体验之后，却是失重的情感分量。审美生存的内在悖论发人深省。这一生存模式在美学史和当代语境中高标独领，长久以来寄托着人们对理想化生存模式的期望。它的基本原则包括个体化、感性化和自由化。考察人们对审美生存的沉思录，我们发现其中不乏质疑和批判的视角。综合地来看，审美生存的局限性表现在：首先，它是一种虚无主义的解脱之道；其次，它伴随着感性的沉迷；最后，它指向对痛苦的疏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