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栻经学探析

张栻站在宋代义理之学的立场,批评汉学流弊,提出治经而兴发义理的思想,认为"《易》之书所以载道",解读《论语》以求道,故著《孟子说》,展开对义理的阐发。张栻以经学义理为基础,提出自己的理论,促进了理学的发展。     

汪士铎对孟子“性善论”的批评

孟子的性善论是有争议的学说,激烈批评它的除了先秦的荀子外,最重要的是鲜为人知的清代历史地理学家汪士铎。汪士铎反驳孟子对告子人性论的批评,以经验的事实为根据反对孟子的性善论。他的观点在中国人性论史上应有一定地位。     

曾巩“尊孟”思想及诗学意义

曾巩是宋代道学的代表人物之一,在北宋孟子升格的思想运动中,受欧阳修等人影响,推尊孟子,借鉴孟子排斥杨墨之学的方法,提出"放而绝之"的辟佛思想。从孟子"浩然之气"的心性修养入手,以"豪杰"作为其人格精神的基本模式,升华了北宋前期道学人格的建构,又从孟子"求放心"的为学宗旨出发,对宋代学者的为学方法和宗旨进行了反思,形成了简易自得,博学尽精微的治学思想。     

宋代年谱的本义阐释

年谱在宋代兴起不是偶然的,除了史学的发达,文学的繁荣,崇尚家学、尊师重道的社会风气外,更为重要的是孟子所倡“知人论世”的批评方法在宋代受到重视.年谱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它不仅为了解谱主的生平事迹提供丰富的资料,更可贵的是还提供许多与谱主有关的其他人的信息.宋人编辑、注释名家文集,多从作品的编年入手,并进而考求作者的进退出处及时事变化,从而使“以谱证人”的写作方法在所必行.     

孟子文论补略

关于孟子的文论思想,目前谈论较多的还是他的批评论:知人论世、以意逆志、养气知言,有关他的 本体论、创作论思想:诗以言志、乐不可已、言近旨远,则直到今天仍然较少人论及。这样的缺憾不仅影响到 了我们对孟子文论的全面理解,而且也使我们对孟子批评论的理解表现的很不深刻。     

宋代语录体经学的发生、诠释及其影响

语录体经学是宋代经学展现的重要形态。宋代语录体经学的产生源远流长,其源头最早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的《尚书》《易传》《论语》《礼记》《孟子》等儒家经典。最直接的源头便是《论语》《孟子》,这两部经典影响深远。宋代语录体经学有其自身的特征、特质,一方面强调问题意识、现实取向性,另一方面改变了汉唐之际对礼仪制度的关注,而转向了对道德性命的强调。宋代语录体经学对于元明清时期经学的传承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以“德”抗“位”的回归——论孟子、赵岐和朱熹的君臣观

在君臣关系上,先秦孟子主张德高于位,东汉赵岐虽未能继承孟子衣钵以德抗位,却也守道不违,守住了人臣的基本原则。而至南宋朱熹在吸纳与反省宋代《孟子》议题的时候,再次开掘和彰显仁义道德本真,以德抗位的人臣之本也自东汉赵岐之后得以回归。     

汉唐《论语》《孟子》学流变及特点

汉唐《论语》《孟子》学在不同时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汉代是《论语》、《孟子》学的发轫期,有关的注解之作已经涌现。魏晋南北朝时期《论语》学成果颇为丰富,但《孟子》却较少研究。同时,受时代学风影响,《论语》学的发展呈现出玄化或佛化的特点。唐代《论语》学的成就并不高,但是《孟子》其人其书的地位却不断提高,初步出现了所谓“孟子升格运动”。汉唐时期的《论语》《孟子》学的发展为宋代《四书》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乾嘉崇实思潮与《四库总目》宋代散文批评

《四库全书总目》是在乾嘉时期注重辨章考据,崇尚经世致用的实学风气影响下,由官方编纂而成的。《总目》在宋人集部提要中对宋代散文多有批评,呈现出注重文章的教化之品,挖掘文章的经世之用,推崇文章的根柢学养的批评特色。《总目》宋代散文批评具有鲜明的主观色彩,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宋代散文发展的真实风貌。对于《总目》宋代文学批评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探究官方的政治意志与时代的学术思潮及其对文学批评的影响。     

文与道争鸣中宋代之文学宋玉批评与理学宋玉批评

宋代的宋玉批评,是在文与道争鸣的文化背景中进行的。当时,人们为了阐述自己的文道观,常常以屈原及其后学宋玉为例论证各自的主张,于是他们有关宋玉的批评就在文与道的争鸣中展开了。考察宋代的宋玉批评,绝大多数批评家对于战国末年的辞赋家宋玉与其作品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只有极少数理学家持否定态度。这有力地说明,肯定宋玉的文学史地位,肯定宋玉作品的讽谏内容和创作艺术,不仅是宋代宋玉批评的主流,而且有着超大比例的强势。     

宋代诗学对批评方法的运用

宋代诗学对批评方法的运用，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对意象批评方法的运用；二是对比较批评方法的运用；三是对源流批评方法的运用；四是对摘句批评方法的运用。宋代诗学作为我国古典诗学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它承上启下，在注重传承中突出地体现出拓展创新的特征，为不同文学批评方法在后世的进一步丰富、深化与完善提供了平台。     

“知人论世”面面观——古代诗论中赏评论研究之一

倘若不拘泥于形式,我们固然可以断言,《论语》中有关《诗经》的论述,可算是中国古代最早的诗论(本文取广义,包括词论),而谈到诗歌鉴赏与批评的方法论,就不能不推《孟子》为权舆了。孟子提出的“知人论世”说就是这样一个著名的命题:以友天下之善士为未足,又尚论古之人。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尽管孟子的本意是在“尚友”,客观上还是道出了理解作品的一种方法。何况孟子本人还尝试着运用这种方法去展开诗歌批评,只可惜他自己说诗,有时也拘执于“以意逆志”一法,以致断章取义,但是。对诗歌鉴赏与批评来说,孟子在这里提出的一种方法论毕竟是具有普遍意义的,它极大地拓开了人们本来很狭窄的思维空间,扩大了人们的视野,为说诗提供了一     

胡仔与严羽诗学观之比较——以《苕溪渔隐丛话》与《沧浪诗话》为视角

《苕溪渔隐丛话》是宋代三大诗话总集之一,《沧浪诗话》是宋代三大诗话别集之一。胡、严二人都对宋代诗学进行了全面总结和深刻反思。他们的诗学观既有相合处:如推崇诗骚、汉魏、晋、盛唐,追求诗歌的整体美与含蓄美,注重创新等;也有差异处:对宋诗的批评态度不同,二人提出的师法对象有别,以体派论诗的精深度有别等。他们促进了宋代诗学批评理论体系自身的建构。     

韩柳孟子观之分歧及其思想史意义———以儒佛道三教关系为视角

韩愈、柳宗元围绕孟子“夷夏观”“义利观”“心性论”等思想展开论辩.韩愈高度赞扬孟子,认为他是“孔子之道”的正宗传承者,因此主张将其列入“道统”;柳宗元则极力贬低孟子,认为他违背“孔子之道”的真精神,因此反对将其列入“道统”.韩柳二人孟子观分歧的原因与实质在于二人对当时儒佛道三教关系及儒“道”内涵的不同理解.二人孟子观的分歧,是对“儒学是什么”这个中唐“时代之问”的不同回答,这一分歧在宋代产生响亮回声,对宋代儒学发展方向的选择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孟子》与思孟五行说

简帛《五行篇》的出土,给荀子在《非十二子》中批评子思、孟子的千古之谜提供了答案。荀子所谓的思孟五行应是仁义礼智圣,而不是如后人猜测的仁义礼智信或金木水火土。通过对《孟子》的解读,发现“五行”的具体所指及《五行篇》与子思、孟子学说的关系,就可以佐证上述观点。     

语录体与宋代诗学

在宋代社会文化环境的影响下,语录体作为一种古老的散文文体,不仅焕发了新的活力,同时也对宋代诗学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语录体在宋代的流行,促成了诗话这一诗学批评形式的诞生;其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对于诗话的文体特征的形成,具有直接的影响;而在杂记笔记和相当一部分理学家的著述中,也不乏语录体的诗学批评文字,它们同属于宋代诗学批评实践的重要内容,与诗话一同构成了宋代诗学的独特风貌。语录体影响下的宋代诗学,属于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中诗文评点的体系,其随笔杂著式的写作和言说方式,是中国文学批评重视作品品评和史实考据传统的反映。这一传统下的文学批评,虽然与《文心雕龙》、《原诗》等理论体系完备之作相比,有其理论思维上的缺陷和空白,但它毕竟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和强大生命力的存在,需要我们从各个方面去认识和发掘其内涵,对其意义和价值进行实事求是的判断。     

杨慎史学批评研究

杨慎是明代一位有着浓厚批评意识的学者。杨慎的史学批评主要表现在对《史记》《汉书》的史学审美、对宋代史学的有意求瑕及基于史料价值和史书编纂方面对其他史著的批评。其史学批评呈现如此特点的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明代中叶的《史记》《汉书》研习风激发杨慎对《史记》《汉书》的批评;其治学理路崇汉学而抑宋学,引发杨慎对宋代史学的苛责;其博学的治学视野促成杨慎对史料价值的多元审视及对史著编纂者资质的求善求全。     

《孟子》与思孟五行说

简帛《五行篇》的出土,给荀子在《非十二子》中批评子思、孟子的千古之谜提供了答案.荀子所谓的思孟五行应是仁义礼智圣,而不是如后人猜测的仁义礼智信或金木水火土.通过对《孟子》的解读,发现“五行”的具体所指及《五行篇》与子思、孟子学说的关系,就可以佐证上述观点.     

宋代理学的逻辑——以朱熹的《四书集注》为考察文本

<四书集注>是宋代理学学术的重要载体,朱熹为此几乎付出了一生的工夫.<四书集注>表明,朱熹通过发现"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这一关键论述的深刻涵义,证明了创建宋代理学的首功者当属二程(程颢、程颐),从而揭示了宋代理学成立的历史逻辑.同时,朱熹还从孟子的"性善论"演绎出"四端皆善"的命题.这个命题是宋代理学的一个元命题.围绕这一命题,宋代理学建立起了它的伦理逻辑系统.     

试论孟子的“以意逆志”和“知人论世”

孟子提出的“以意逆志”和“知人论世”,可以说是目前我国先秦文学批评和文学鉴赏的最早的方法论,它是孟子对先秦文学理论领域的独特贡献。本文力图探求“以意逆志”和“知人论世”说的真正内涵及其辩证关系:即阅读理解作品应在读者正确把握其内容的基础上,推求作者的写作目的;并联系作品的时代和作家的思想,针对不同作品的不同背景作不同的分析,从而使读者对作品的批评与鉴赏更为准确,更为全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