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诽”“谤”

“诽谤”在现代汉语中是个贬义词,意为无中生有,说人坏话,毁人名誉。但“诽”和“谤”的本义不含贬义,是中性词,其意为公开批评或指责别人的过失。后来才由中性词演变成贬义词     

《孟子》与出土文献两则

《孟子·离娄下》“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之第二个“行”,当训为“言”“说”。此句意为“要依仁义行事,不能只说说而已”。孟子反对的不是“勉强施行仁义”,而是只说不做的“假仁假义”。清华简《厚父》第五简“古天降下民……惟曰其助上帝乱下民”与《梁惠王下》引《书》相似,此之“乱（治）下民”即彼之“宠之”,“宠”读为“用”,训为“治”。故赵岐以“宠之”断句,“四方”归下读正确;孙奭、朱熹“宠之四方”断句不能成立。     

楚文化与老子之道

针对学界出现的对“老庄之学为楚学”的质疑,在全面系统地学术梳理后发现,从思想根源上看,占《老子》八十一章1/3多篇幅的老子道论,其受楚文化影响十分深刻:老子道论渊源于楚开国人物也是楚哲学开山人物鬻熊;老子以水喻“道”得益于楚文化的生成环境;楚文化的特异性成就了老子之道的特点,即楚文化“信巫鬼,重淫祀”的特点带给老子之道以极端的神秘性,楚文化的创新求变精神使老子之道具有极大的变化性.不论是从地域文化上说,还是从学派文化上说,乃至置于整个中华文化上看,“老庄之学为楚学”是可以成立的.     

朱熹、张栻解《孟子》“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之比较

朱熹、张栻解《孟子》“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以程颐的天理人欲概念讨论义利之辨,大致源于胡安国讲“义者,天理之公;利者,人欲之私”。张栻讲“无所为者天理,义之公也;有所为者人欲,利之私也”,讲“无所为者”与“有所为者”的对立。朱熹进一步讲仁义为天理之公,利心为人欲之私,讲仁义之心与利心的对立。因此,朱熹与张栻的解...     

不可言说的“上帝”与“道”的言说——奥特的位格“上帝”与老子自然之“道”的契合与融通

奥特的位格“上帝”与老子的自然之“道”均展示的是世界的本原和奥秘,老子“自然”之本体论涵义与奥特的“位格化”的世界观位之本意是完全契合的;面对不可言说的“上帝”与“道”,奥特、老子均采取了“非连续的具象性”的象征性方法,从而展开其不可言说的言说;奥特指出了人与上帝相遇的根本方法是“象征言说”,其实,老子同样如此。对于老子在《道德经》中的语言的诠释的方式,我们以前忽视的正是老子的语言的象征性。在奥特和老子看来,我们通过象征言说就可以与“上帝”或“道”相遇,就会达到至真、至善、至美的存在。     

作为经典的老子文本与隐喻机制

历来研究老子文本(指《道德经》)微言大义和版本歧变者众,但研究老子文本书写机制者罕见。以通行本为例,老子既要“言道”,又坚持认为“道不可言”,如此“两难境地”,老子文本选择以隐喻为核心的话语机制,借它物与“道”之“相似”,以“言道”之“能指”,实现了“道”之“可言”“可名”;与此同时也呈现出了“非道”、“不道”的一方面“不同”,也即溢出“能指之相似”之外的内容(所指),实现了“道”之“不可言”“不可名”之端。如此而已,实乃老子文本作为经典存在的关捩点,是认识老子文本话语机制的不二法门。     

戴震哲学之二三问题

本文讨论在理气、心性问题上戴震对朱熹的若干批评意义所在。朱熹持理、气为二本,且赋予二者价值预设;戴震反是,持气一本论,且无价值预设。朱熹认为仁义礼智是天赋之性,因而修养是“复其初”。戴震反是,主张性只是所禀之气,仁义礼只是通过问学、“扩而充之”达到的。通过这些分歧可以看到中国思想与印度思想根本区别所在之一斑,也可以借此看到中国思想与西方思想根本区别所在。本文最后讨论了戴震是否唯物主义者的问题。     

论《老子想尔注》对儒家的态度及其成因

作为早期道教的主要经典，《老子想尔注》表现出对儒家思想颇为复杂的态度。它既有站在宗教立场上排斥儒家、诋毁五经的部分，也有站在传统立场上迎合忠孝、容纳仁义的内容。分析《老子想尔注》对儒家态度的原因，不仅有助于我们发现早期道教思想的演变路径，而且能够更好地理解儒道融合的内在进程。     

《老子》“道者万物之主也”古今注译辨析

《老子》第62章提出了“道者万物之主也”的主张,古今注家轻忽老子思想本质及《老子》文本实际,多将其解为“万物被道宰制”或“道是万物的主宰”。实际上,老子是反斥外力主宰万物的,《老子》文中也未有道宰制万物的语义表述。验之《老子》,“主”于修辞角度当用其本义（“微弱的灯火”）,而于语义视角则应用其与“助”、“辅”共通之义（“相依相佐”）,也用其与“职”、“掌”同源之义（“主动认知而作为”）,而不应释为其引伸义（“主宰”或“宰制”）。“道者万物之主也”要义为：老子于乱世中将道比作黑暗中微弱的灯火,坚信唯有道才能真正辅益万物生发成长,助力乱世返璞归真,而在此过程中起主导或主宰作用的是万物或世人,而非工具或境界性质之道。这体现了老子以人为本,崇尚自然,信仰唯有主动皈依自身本真才是万物或乱世之拯救正途的济世情怀。     

略论《老子》的反衬表述

《老子》一书在先秦诸子著作中,可谓是最不易解的。这除了其内容的精深微妙之外,老子在语言表述上也有其特点。比如,《老子》书在表达某些内容时,往往采取一种有趣的反衬表述的方法。这种方法在以后道家著作中被更多地运用着。老子云:“大道废,有仁义;慧智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接着又说:“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世上大讲仁义之时,已是大道被废之时;玩弄慧智之时,正是出现大伪之时。世     

关于孟子思想之新诠释--以政治思想为中心

孟子的“仁义论”是综合原始儒家的“仁”论与前期墨家“义”论而形成,但是孟子将“仁义”概念结合于他的“心性”概念,从而创造出新的涵义。由此,孟子政治哲学确立了超阶级的普遍性与道德对于世俗权利的优越性。我们将具备此含义的孟子之政治思想称为仁义的政治思想。我们将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探讨:仁义政治思想的基本内涵;构成仁义政治思想的思维方式;以及其思维方式所蕴涵的意义与问题。     

如何说不可说之道?--老子哲学中"道"概念的语义分析

道是老子哲学中之核心概念。依据清代哲学家戴震的解释学思想,运用现代语言哲学与分析哲学方法对老子哲学中“道”概念进行分析,可以发现,老子哲学中“道”具有多重意义,其中“本原之道”与“规则之道”是老子道概念的基本内涵。作为“本原之道”,意谓道是万物的总根源,可以从存在论与演化论两个角度去考察;作为“规则之道”,意谓道所蕴含的规则属于次生意义,可以从“天之道”和“人之道”两个方面加以考察。     

借人之力,柔顺进取:《道德经》要义

要正确解读老子,就要有“我即老子”的观念,做到“知行合一”,并注意调动软知识,用实际体验来理解老子。《道德经》讲的是一种领导哲学,是一种积极进取的态度和精神,这种领导思想的核心就是“借人之力,柔顺进取”。道是一种无形的东西,其发展靠的就是自己的软实力;道是无名的,它通过“有”和“无”来表现自己;道必须与具体事物相结合但又不能拘泥于具体事物;道善假于物,它作为激活整体的机制,必须遵循顺应自然的原则;道永具生命力,它能够以弱胜强并敢于退让,能灵活变换自己的形态,且最大公无私。老子不反道德,也不反社会,我们对老子的态度应该是“同情的了解”。     

老庄道论之异同

老子之‘道”在可见有形世界之先和之外,是天地万物的来源与归宿。庄子以其相对主义之诡辩,消解了老子“道”与物的界限,从而使天地万物与道有相同的规定,道乃天地万物的本质和总括。但在先秦道家中,还是庄子仍以玄理阐释“道”,庄子乃老子道论的继承者和光大者。     

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与马尔萨斯人口论的原则界限

托玛斯·罗伯特·马尔萨斯(1766——1834年)是英国庸俗经济学家。他的《人口论》是资产阶级人口理论的代表作。早在一个多世纪以前,马克思、恩格斯就对它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说它是“诋毁人类的诽谤书,”①“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最公开的宣战。”     

宗教之天与老庄之天

在中国古代哲学的研究中,学界一般认为天概念在老子和庄子的视野和言语中是单纬度的,即仅仅是自然之天。事实上,老子与庄子的天概念同时兼具宗教之天与自然之天两种内涵,既是被人们事奉的宗教之天,又是包括自然现象在内的自然之天。在老庄的哲学体系中不是矛盾的,与其最高哲学范畴“道”也是一致的。     

老子之“自然”与海德格尔之“此在”

老子之道论首重“自然”,谓万物皆具自然之性,海德格尔论“存在”,以“此在”为某种规约,二者有异曲同工之妙。无论从整体结构还是义理看,“自然”与“此在”皆为各自理论之关键,而且皆通过“三位一体”结构加以展开,使老子与海德格尔的本体论思想得以高度契合。通过对老子之道论与海德格尔之存在论进行比较分析,并试图阐明“自然”与“此在”在其本体论中的属性与意义。     

老子“天人合一”的道德观与两个文明建设协调发展

“天人合一”是老子哲学思想的理论基础。在老子看来,人类社会物质文明的发展,使道德仁义都不足以防范人的贪欲本能,最后只有通过“重积德”来净化人们的心灵,促进社会健康发展。老子的这一思想,对于我们贯彻“两手抓”的方针,使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协调发展,具有一定的参考和启示意义。     

中国共产党革命文化的本质内涵、精神价值和自觉弘扬

《老子》首章在老子哲学及老子学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开宗明义道出老子道论三个基本问题:一、道言之辨,从道言关系诠释了“道”的形上本体意义;二、有无之辨,从“有”和“无”的关系揭示道之超越性、实存性及其统一性;三、道物之辨,用“众妙之门”隐喻道生生不息的本源性及道生万物、万物尊道的道物关系。这三个方面从根本上解决了“生命世界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这样一个生命终极关怀的问题,这是古今哲学安顿生命意义的逻辑前提,也是哲学所论究的最根本的问题。老子用“玄牝之门”隐喻道体只是为了借助隐喻的直觉性穿透“道言间隔”,把远古生殖崇拜内含的生命体验衍化成深刻的哲学思想。     

“蜀学”五事论稿——读谢无量先生《蜀学会叙》札记

从阐释谢无量《蜀学会叙》入手,初步总结出“蜀学”的五个特征：一是独特的古史体系,即以“天皇、地皇、人皇”为内涵的“三皇”体系,和以“蚕丛、鱼凫、柏灌、杜宇、开明”为世系的“五帝（王）”体系。二是大禹所创《洪范》之“五行”、《连山》之“阴阳”等观念,为后世儒家奠定了哲学基础。三是有别于中原“仁义礼智信”的“五常”观念,蜀学自严遵以下构建了“道德仁义礼”（或“道德仁义礼智信”）为核心的价值体系。四是在孔子“六经”、汉人“五经”和唐人“九经”的构架上,蜀学每每有所突破,率先构建起“七经”和“十三经”的经典体系,并为正统儒学所接受。五是蜀中自古流传的“皇人”信仰、仙道传统,造成了老子入蜀修仙的传说,也成就了张道陵入蜀创教的功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