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引进QFⅡ风险防范问题的思考

指出引进QFII可以完善投资者结构,引进先进的投资理念和推动我国资本市场更好地与国际接轨,这对我国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至关重要。探讨了我国证券市场存在的问题和引进QFII将带来的风险,强调引进QFII毕竟是资本市场的对外开放,国际资本的流动将不可避免地给我国资本市场带来冲击。提出了构建我国风险防范体系的基本设想,以期在确保QFII在我国获得合理回报的同时,也使我国资本市场得到健康发展。     

浅析股票指数期货的套期保值

股票指数期货是国际资本市场成熟的风险管理工具。随着我国资本市场的长足发展,这一重要的金融衍生品也将在我国推出。套期保值是期货市场的重要功能,它的发挥是股值期货市场发展的关键。     

国际短期资本流入对我国国际收支的影响及对策

近年来,我国国际收支一直处于双顺差格局,国际收支交易规模逐年增加,并于2005年超过国内生产总值,2007年上升到4．3万亿美元,而同时国际短期资本也大量流入我国,特别是隐蔽性短期资本流入的规模急剧增加,大量的国际短期资本流动必然会对我国国际收支结构、资本与金融项目结构以及外汇储备和国际偿付能力造成影响。因此,逐步完善经济体制改革、汇率制度改革以及逐渐放松资本管制将减少国际短期资本流动对我国国际收支的冲击,避免国际收支危机的发生。     

论国际资本流动与金融危机的关系--兼析加入WTO后不断加剧的国际资本流动给我国带来的风险

20世纪90年代以来,各种类型的金融危机频繁爆发,对危机国乃至世界经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些危机不但使国际学术界和各国政府都高度重视,而且也掀起了探索、研究金融危机的热潮。从国际资本流动的机制和国际资本流动的规模这两个角度,探析了国际资本流动与金融市场动荡和金融危机的关系,并分析了国际资本的充分流动,可能给加入WTO后的我国带来的风险与影响。     

直接投资的文化因素分析——上海与广东的比较

该文将 1978年以来在中国的主要海外直接投资者按文化的关联性分为三类(直接关联文化、相近文化和差异文化 ) ,然后选择两个具有典型意义的地区广东与上海进行比较。三类国际资本在进入中国市场时 ,在社会资本、政治资本和商业资本上具有不同的比较优势 ,这又与其市场进入策略、投资地和产业选择相关联。直接的文化关联成为广东在改革开放后吸引港澳台等海外华人资本直接投资的一个主要因素 ,而上海的商业文化和制造业传统则成为国际大资本的理想投资地。产业的比较则进一步表明 ,广东本地文化与海外华人关系网络的结合是传统中小制造业的理想成长环境 ,而上海作为国际大都市和作为经济文化中心的地位吸引大量技术、资金密集型的大资本以及金融资本的进入     

忧虑情绪中国际板加速

5月20日，证监会主席尚福林在陆家嘴论坛上表示，“我们离推出国际板越来越近了”。虽然这可以视为国际板提速的信号之一，但是考虑到国际板推出将对国内资本市场带来较大影响，因此国际板的真正推出应该较为慎重。     

全球知识城市视野下城市知识资本运营的战略性思考

进入21世纪后，“知识城市”作为一种全新的城市发展战略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越来越多的实证表明，未来城市的竞争力将来自于知识资本与社会资本、文化资本、环境资本、民主资本、技术资本和金融资本六大元素的积累。该文以国内外最新研究成果为基础，通过对什么叫知识、知识管理及知识资本的形态的分析，提出了如何做好城市知识资本运营的一些建议。这有助于增强城市管理者对知识资本的认识和理解，强化城市知识资本的运营手段，建立城市知识资本市场，打造知识城市，从而赢得未来城市的核心竞争地位。     

中国非FDI资本流入的易变性测度

测度国际资本流入的易变性,目的就是测度一国可能在短时间内面临的资本过度流入程度,以及在特定环境下国际资本可能出现流动方向迅速逆转的情况。本文将国际资本划分为FDI和含义更为宽泛的非FDI,建立了一套衡量资本易变性的指标,测度了中国国际资本流动的易变性,并采用样本期间内人均净资本流入与GDP比值的标准差,对37个国家的资本易变性进行了纵向的分变量比较和横向的国别比较。据此,笔者提出了加强对非FDI流动早期预警指标监控等相关政策建议。     

国际资本流动理论的发展与展望

通过梳理国际资本流动理论的发展,认为从重商主义时期到经济全球化时代,国际资本流动理论可以划分为三个时代。第一代国际资本流动理论主要运用逻辑方法对国际资本流动的原因和影响进行解释;第二代国际资本流动理论运用模型数理工具方法着重揭示国际资本流动的规律和层次;第三代国际资本流动理论则重点研究了经济全球化下国际资本流动引发金融动荡的内在动因。     

QFII制度对中国证券市场的影响

文章基于分析QFII制度在台湾、韩国和印度等国家实施后对证券市场产生的不同程度的影响 ,阐述了QFII制度是一项通过允许一国 (地区 )资本市场与国际资本的有限制流动 ,从而解决在资本项目管制条件下向外资开放本土证券市场问题的有效措施。QFII制度将以其成熟的国际资本市场运作方式、先进的管理模式对中国证券市场在投资理念和盈利模式等方面产生积极影响。     

论"高储蓄两难"困境及其出路

当前,中国正面临着“高储蓄两难”困境。由于中国的金融体系具有明显的脆弱性,在存在“FDI的中国偏好”和“中国的FDI偏好”前提下,资本账户开放度越高,则国际资本流入越多、贸易顺差越大、外汇储备越高、“高储蓄两难”困境就越严重。如果人民币只能选择继续升值,则消除“高储蓄两难”的过程必须与资本账户可重新恢复管制的过程相联系。适当强化对资本帐户的管制、限制和疏导国际资本流入、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控制人民币升值幅度、加强东亚汇率协调是在不同环境前提下可选择的弱化和消除“高储蓄两难”的必由之路。     

上海建设功能型国际金融中心的对策分析

本文在总结国际金融中心主要模式及特征的基础上 ,分析了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相关条件 ,认为上海应该建设成为“以国内经济发展为依托、从制度设计上要服务于国内市场的功能型国际金融中心”模式 ,并提出了实现这些模式的相关对策。     

国际金融中心法制环境建设的政策与法律措施——以中国金融安全保障为视角

中国建立国际金融中心以及改善法制环境的目的在于取得国际金融监管体系变革中的话语权,以保障国家的金融安全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这一战略目标通过何种路径得以实现是亟需解决的理论问题。为此,有必要借鉴国际金融法律环境与监管制度的理论,结合中国现状提出有针对性的政策与立法建议。本文通过考察"功能理论"与"支配理论"的内涵及其应用,结合中国特殊的经济地位,认为"功能理论"可为构建完备的金融监管体制与国际合作机制提供可行、合理的结构图;"支配理论"可为中国取得国际金融监管事务的话语权、保障金融安全、完善法制环境提供较为全面的路线图。在此基础上,本文就中国获得相关领域的话语权提出了具体的政策与立法建议。     

开放经济下人民币汇率制度选择分析

2 0世纪 80年代以来 ,金融全球化趋势日渐明显 ,伴随着资本流动的加快和汇率波动的频繁 ,金融危机时有发生。而历次金融危机都与汇率制度的安排和国际资本流动密切相关 ,这使得汇率制度的选择成为各国政府无法回避的理论和现实问题。中国现行的汇率制度是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 ,其实质是“有管理而无浮动”的固定汇率制 ,面对“入世”后金融业的对外开放和资本项目的逐步放开 ,目前的汇率制度将受到严峻挑战。本文从现行汇率制度的缺陷入手 ,以蒙代尔 -弗莱明模型为理论分析框架 ,着重对人民币汇率的市场化改革提供政策建议     

中国资本市场未来10年发展的战略目标与政策重心

经过20年的改革和发展,中国资本市场在规模、结构、功能和对经济社会的影响力等方面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市值的市场,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与日俱增的重要作用。中国资本市场未来发展面临的市场结构因素和经济金融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未来10年(2011—2020)中国资本市场发展的战略目标是:到2020年,以上海—深圳资本市场为轴心的中国资本市场将成为全球最具影响力的金融市场增长极,并将上海建设成为全球新的国际金融中心,以此为基础全面推动中国金融体系的现代化、市场化和国际化。为了实现上述战略目标,中国资本市场的政策重心会发生重大调整,将从以需求政策为主向供需协调发展的政策组合转变。     

西部金融人力资本存量分析

随着五年保护期的结束,外资金融机构纷纷进入中国,加剧了对于金融人才的争夺,国内金融业将会面临更加困难的局面,加强对金融人力资本的重视,已成为中国金融业的当务之急和未来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西部金融业的发展更是如此。但相对于中国其他地区金融业的现状,西部金融组织体系正在完善,金融市场刚具规模,金融宏观调控有待改善,金融监管体系基本形成,西部金融人力资本存量既存在国外金融机构的争夺,也面临着中国金融机构的竞争。本文拟对西部地区的金融人力资本数据进行统计和整理,旨在揭示西部金融人力资本的发展现状。     

金融开放、短期跨境资本流动与资本市场稳定——基于宏观审慎监管视角

随着我国金融开放程度不断提高,短期跨境资本流动对资本市场的影响日益增强。在此背景下,构建MS-VAR模型实证分析短期跨境资本流动影响我国资本市场稳定的传导机制,结果表明：（1）由于我国资本账户仍处于较严格的管制状态,短期跨境资本流动对资本市场的直接影响较弱且不显著;（2）在间接影响机制中,短期跨境资本流动通过货币供给渠道的传导冲击作用较为强烈,而通过银行信贷和汇率变动渠道的传导作用较弱;（3）当受到外界突发事件冲击时,各变量波动性显著增加,并形成非对称效应。针对金融开放进程下短期跨境资本流动的风险,应构建宏观审慎视角下的跨境资本流动管理框架,并促进宏观经济政策、宏观审慎监管和结构性改革间的协调配合,从而有效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维护我国资本市场的稳定发展。     

金融恐慌时期资本管制的历史经验——以大萧条时期中国的币制改革为例

在20世纪30年代的世界经济危机中,中国由于是唯一的银本位国家,受到的外部冲击不同于其他国家,直到1934年6月才发生金融恐慌。为了摆脱金融恐慌,政府1935年6月进行了币制改革,虽然取得了成功,但也为此放弃了外汇管制。这场特殊的历史经历表明:外部资本的大量涌入很可能会对一国经济和金融造成不稳定的影响;内部金融体系风险管理机制的缺乏和政府不适当的经济政策也会对一国的经济和金融造成严重的冲击。在今天人民币升值的形势下,仍需以史为鉴,在资本管制上采取适当措施以防范国际资本流入和金融系统监管不善带来的危害。     

WTO规则与中国金融体制改革

WTO关于银行服务贸易的主要规则,是在《服务贸易总协定》的基础上对金融服务贸易规则的深化。加入WTO组织对中国金融体制改革带来重大影响,中国政府在加入议定书中就银行服务业对外开放作出承诺。金融服务业对外开放将进一步增强,货币自由兑换与利率放开要逐步推进,国有商业银行必须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中国商业银行必须积极拓展中间业务,要依法吸引和管制国外短期资本,用国际惯例规范银行卡的发放,依法保障国家金融市场的安全。     

我国外汇储备阶段性增长的原因分析

我国的外汇储备增长过程具有显著的阶段性成长特征,整个增长过程可以分成三个不同的阶段.根据外汇储备的实际情况并结合国际金融的相关理论知识,对外汇储备阶段性增长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发现经常项目及资本和金融项目的差额是造成外汇储备阶段性增长的直接原因,而造成这两个项目差额的原因又是明显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