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类明经”试策考述——“官人文学”研究之一

试策是唐代科举的重要试项 ,也是唐代文学的重要文体。唐人取士科目众多且复杂 ,类明经是明经系列中与明经科相联系和类似的专业性极强的科目 ,主要包括明法、明书、明算等科目 ,各科考试皆仿明经 ,但多有“专业”考试 ;其中有试策 ,而试“帖读”尤为一般论者所罕及。类明经在唐代科举中也具有特别的意义     

唐代小说中的法术僧人与另类僧人

唐代小说中的僧人形象 ,高僧很少 ,也没有体现多少佛教思想。“服务型法术僧人”形象 ,缺乏佛教色彩 ;“斗法型法术僧人”形象 ,只是佛教与中国本土文化矛盾斗争中失败的象征。“另类僧人”形象 ,反佛教的主旨更加明显。这些都体现了唐代小说的反佛教倾向。六朝多“辅教小说”而无反佛教小说 ,唐代小说宣传佛教者少而反佛者极多 ,这与唐代科举制度加强了士大夫与中国本土文化之间的亲缘关系等原因有关。     

科举与北京书院的互动关系

科举与北京书院共存千余年,相互影响,相互激荡。北京书院因科举兴盛而起,因科举废除而终。在科举与北京书院的互动关系中,科举占据主导地位,主要体现为科举对书院教育的规范性影响。科举引领着北京书院的兴衰、发展方向、教学内容、考试内容,甚至考试程序;而北京书院则成为全国科举考试生源的来源地,许多书院生徒在此受到科举考试训练,并且由此荣登龙门,或成为官吏,或成为学者,为科举考试制度注入了活力,特别是在官学衰落的情况下更是如此。     

唐代科举考试管理略论

唐代是我国封建科举制度兴盛发展的重要时期。在科举考试中,唐政府制定并施行了诸如“考功别头”、“结款通保”等一系列廉明的管理措施,相对保持了科举举士制度的纯洁性,为有效地选拔人才提供了保证。唐代科举考试的廉明管理,对于进一步完善我们今天的考试制度,强化考试管理,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屈大均之名本为法名

屈大均原名邵龙,复屈姓后则叫屈邵龙（或作屈绍隆）。他顺治七年庚寅（1650）弃诸生出家,十二年之后还俗归儒。多种文献资料均说他是还俗归儒后才更名大均的,这种说法与事实不符。其实他还俗前四年已得名大均,此名是他从曹洞宗华首台系转投曹洞宗天界系后所新取的法名。屈氏在为僧期间自称“屈大均”,友人亦有从之者。所以如此,是因为佛门本有以俗姓加法名称呼僧人之先例,而此种称法在清初也很常见;另外屈氏本人亦喜欢屈姓,排斥释姓。屈氏还俗后叫大均,是以僧名为俗名。     

律诗变格是汉语语音的实际反映

随着时代的发展 ,唐初科举考试中所规定的诗歌押韵的同用、独用条例 ,到唐代中后期 ,已与实际语音不相符合 ,好多人有了“出韵”现象。为了不因“出韵”而影响诗人的科举或诗人的形象 ,晚唐人为地规定允许诗人以“辘轳体”、“进退格”的形式出韵而不被视作“出韵”。由于出韵是实际语音的反映 ,故辘轳体、进退格也是汉语语音的实际反映     

拯弊与集权:唐五代覆试及其与宋初殿试的关系

唐五代覆试与当时的科场风波密切相关 ,其或因朝臣党争而起 ,或因知贡举者失和于权贵而行 ,长庆以后的子弟问题在历次覆试案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覆试内容与省试相同 ,进士试诗赋杂文 ,明经帖经、墨义。初试及第者覆试中普遍有所刷落 ,主文试后也会受到外放惩处。唐五代之覆试与中书门下的考覆分别在形制、权力两方面影响了宋代殿试的产生。宋太祖、太宗之世 ,作为唐五代科举考试拯弊补救措施的覆试 ,不仅本身扩大范围而制度化 ,其中又且衍生出宋代集权表征之一的科考最高形式——殿试。“覆试”、“考覆”及今日之“复试”三概念不同。     

清末科举考试内容改革述论

在清末教育改革中,科举考试内容占有突出地位。从洋务运动时期的增设算学科,到“戊戌变法”期间提出废八股改试策论和增设经济特科,科举改革与新式教育密切相连。“新政”初期,科举考试内容的改革,推动了西学传播和新式教育的发展。     

唐代科举"弊少且防弊之法亦疏"说质疑

唐代科举考试中存在抄袭行卷、关节请托、泄漏考题以及权贵把持等名目甚多的舞弊现象,为防范舞弊,唐代统治者采取了审核资格、限制考官、立法明示等多种措施,将唐代科举与后世科举进行简单的类比而得出"弊少且防弊之法亦疏"的结论与史实并不相符。     

春风得意之欢歌,满腹辛酸之热泪——浅析孟郊《登科后》

科举诗是古人为表达自己对科举考试的喜怒哀乐,借助诗歌来描绘自己复杂多变、百感交集的心情。唐代科举诗的繁荣丰富了唐诗的题材,为唐诗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孟郊的《登科后》可以作为其中的代表作之一。科举诗中描写及第的诗作不在少数,但唯独《登科后》广为世人传诵,且影响颇深。本文结合对唐代科举诗的理解,从孟郊的求仕之路、《登科后》的艺术手法以及《登科后》的另意解读三个方面做了浅要分析,表达了个人对孟郊及其名作《登科后》的一些看法。     

宋元明时期僧道免丁钱问题探讨

免丁钱是一种创行于南宋绍兴中期的身丁税,课征对象为寺观僧道,仅盛行于南宋时期。至于元明时期的僧道免丁钱,则是发拨度牒的收费,其性质与宋代不同。     

论宋代僧道的文化水平

宋代僧道队伍中因为有诸多士人、举人乃至官员，其文化水平得以提升。法律规定，为僧道者须通过官方主持的严格的文化考试，出家后仍需终身钻研佛学、道学以及其他学问，这是修行的基础和重要组成部分。官方也加强对寺观僧道文化水平的监控，晋升僧官通常以考核的形式进行。这些使宋代僧道整体文化水平不同以往，在宗教领域做出了不同凡响的历史贡献，显示出宋代佛道界的上层具有高深的文化水平。此外，他们积极入世，以其博学多才在科技、文艺等方面均有成就，在文化史上颇多贡献。在北宋末期，有文化的僧道约六十万人，实为一个庞大的知识阶层。可以说僧道文化是与士大夫文化并列的两大文化及思想高地。     

山林道教向都市道教的转型:以唐代长安道教为例

唐代长安道教宫观大量设置,各名山宫观道士汇聚长安,积极介入社会政治文化活动,这反映道教史上山林道教向都市道教的转型。唐代长安道士注重弘道,道教与儒释共同鼎立而为三教,道学成为社会文化的主流。     

论方外传记中的类传

方外传记中的类传,是专门记载性质相同、行为相近的僧侣、道士或世俗教徒事迹的一种传记形式,它产生于魏晋时期,以后代代相承,颇有发展。其中《高僧传》是中国佛教史上第一部系统的僧人类传,《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则记载了中国僧人和朝鲜、越南僧人以及中亚细亚僧人总计56人西行求法的事迹,是一部具有国际意义的僧人类传。明清以来,民间佛教与居士佛教开始发展起来,因此,描写世俗教徒的类传也得到发展,清代彭际清所编的《居士传》,可谓居士类传的集成之作。僧人类传在形式上受到史传中的类传的影响,但是在记载内容、思想观念和叙事风格上都有明显的差异。     

张籍的方外之交及佛道思想研究

张籍虽一生笃信儒教,但他和僧人道士亦有较为频繁的交往,且有诗歌酬唱赠答。张籍晚年思想较为消沉,受佛道思想影响较深,甚至有服食丹药的经历。     

论明代的僧人群体及其法律规制

明代将僧人群体的管理纳入了世俗的行政体系,在保护佛教的同时,也创设了大量针对僧人的法律规范,并采用度牒制度控制僧人群体的整体规模。同时,明代对僧人的法律规范呈现出泛伦理化的特征,而僧人群体构成的日益社会化,僧人自身行为的渐趋低俗化,不仅损害了僧人群体的整体社会形象,也对佛教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洪武、永乐年间对僧团的全面整顿

明初 ,针对元代佛教的诸多流弊 ,对社会僧团进行了多方面整顿 ,诸如 :改革度牒颁出办法 ,严格剃度 ,淘汰僧尼 ,严肃戒律 ,裁并寺院等。经过整顿 ,元代以来佛教内部出现的严重颓靡之风大为改观。洪武后期还进行过“清教”。所谓清教 ,不过是一场清肃僧徒中“胡党”的政治运动 ,与整顿佛教的既定方针迥异 ,不能混为一谈。     

说唐代牡丹

唐高宗时 ,皇后武则天移植汾州牡丹于京师长安 ,牡丹作为观赏花卉 ,始为社会普遍认识。佛教僧人为培育牡丹做出了重大贡献。牡丹价格始终昂贵。唐代赏牡丹蔚然成风。牡丹与社会生活结成种种关系 ,还进入音乐、美术领域     

唐宋步虚韵的词学观照

道教音乐中的步虚韵与汉魏清商乐尤其是南方祀神歌有密切渊源,与佛教梵呗也存在同源互通的关系。唐宋时期步虚韵渗入燕乐并迅速流衍盛行,步虚词的齐言、杂言变化对考察声诗、曲子词的转变有重要的参照意义,不少词调如《捣练子》《步虚子令》《忆江南》及《西江月》等都与步虚韵、步虚词相关。     

唐代有关天台山道教诗的价值

本文就有关天台山道教的唐诗进行价值层面的探讨,分析了其价值的主要体现:记述了诗人与道士的交往,为研究唐代诗人的生活和创作提供了新的领域;记述了天台道教的实践行为,为研究天台道教提供了珍贵资料;体现了对人生价值的高度重视,强化了人的生命意识;表达了对自然万物的热爱,体现了人与自然的亲在和谐;反映了时代精神风貌的变迁,具有一定的历史认识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