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士人生计与士风

晚明社会变迁与商品经济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士人生计的贫困化 ,并对晚明士风的嬗变产生了极大影响。于生计促迫下 ,士节的沦丧、士心的尚利与士行的污贱构成了晚明士风的主要内容。这一方面导致了晚明士人自身人格精神的消解与没落 ;另一方面也促动了其生存观念的转化并走上了世俗化的生存道路。这对晚明士人健全经济人格的形成与社会出路的拓展也起到了积极意义     

科举危机与晚明士人社会的分化

明代科举的“解额日广”从根本上说是一种 被动式的非理性增长，它是明代科举危机深化的外在表现。科举流通机制的壅塞导致了晚明 士人社会出路的沉滞与士人社会的分化。一部分士人开始脱离传统以“仕”为核心的“非仕 则隐”的经典化生存模式，走上了世俗化的生存与发展道路，并促动了“儒商”边缘群体与 “市民文人”准职业群体的生成。     

"三教合一"思潮与"三一教"——晚明士人学术社团宗教化转向的社会考察

晚明社会变迁与"心学"的兴起,导致了儒家思想界"三教合一"思潮的繁盛,并形成了一个由士人学术社团演变而来的民间宗教--"三一教".这种士人学术社团的宗教化转向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晚明士人于自身生存状态影响下的一种异化式的解脱方式.这种转化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对"三教合一"学术思想的保存与传播起到了一定的积极意义,但同时也成为学术思想深入发展的一个内在阻碍.     

“道体下移”与晚明基层社会的教育困境——兼及晚明塾师职业生存伦理的异变

通过对韩愈<师说>与明末张履祥<处馆说>中"师道"的比较,不难揭示出晚明士人对基层社会教育中"道体下移"的种种感悟.这种"道体下移"实际上反映出了晚明基层社会教育--尤其是经学教育--工具理性的强化.经学教育中对生活理性与理性生活之养成能力的下降,成为晚明基层社会教育的一个困境所在.这种困境的形成,从根本上说,乃是由于晚明社会变迁中"仕途经济"的强化,以及"科举必由学校"的体制效应使然.这种教育困境的濡染与影响,在一定程度上也促动了晚明塾师自身职业生存伦理,从"传圣道"向"做生意"的潜在转换与异变,这也成为晚明基层社会教育困境深化的一个外在表征所在.     

晚明山人治生论

“山人”一词由来已久,但其作为一个阶层出现并活跃是在晚明。作为被排除在仕途之外的知识流民,山人“不事产业”,“问舟车于四方”的世俗治生方式曾一度遭到非议,但其多样的治生方式无疑是晚明下层士人生存发展阻滞下出路的探索与扩展。其治生方式的多元性、流动性、世俗性客观上也为士人人格的完整与健全提供了契机与条件。     

晚明士人自我意识的转变及文化人格的转型

晚明时期的文化变动是五四新文化运动重要的本土文化资源。这一变动的核心是晚明士人自我意识的转变和文化人格的转型。晚明士人自我意识转变和文化人格转型的社会基础是明中叶之后日益高涨的市民文化运动 ,其思想基础是阳明心学的崛起。晚明士人的文化人格突出表现为“狂”、“隐”两种类型。它为当时的文化变革所注入的资源是个性意识的觉醒。     

晚明士人与普通百姓的交往

晚明社会由于学校教育的松弛和科举道路的壅滞,客观上促使了士人与社会接触面的扩大,士人与普通百姓的交往变得平常而广泛。作为知识和礼仪的代言人,士人在与普通百姓的交往中处于优势地位,在交往中发挥组织、引导作用,从思想、文化上劝善戒恶,从经济上济贫扶弱,热心于社会公共事务建设,在普通百姓心目中树立起高大的形象,体现了知识的重要性。同时,士人与普通百姓交往中表现出的积极作用也昭示了晚明社会中央对地方社会控制和调适能力的疲软。     

论晚明士大夫的禅悦风气

晚明政治黑暗,仕途艰难,士人的心态发生变化。许多既不愿在官场继续挣扎、又不甘随波逐流的士大夫经历了巨大的心理震颤,在王阳明“心学”的影响下,纷纷投身于佛教的怀抱,形成禅悦风气。这种现象是晚明士风变化的新趋向。它否定了儒家传统的价值观,张扬了士大夫的自我意识,也推动了晚明佛教的发展,但对晚明政治并无补益。     

论明末知识分子文化人格的转型

晚明时期的文化变动是五四新文化运动重要的本土文化资源。这一变动的核心是晚明士人自我意识的转变和文化人格的转型,其社会基础是明中叶之后日益高涨的市民文化运动,其思想基础则是阳明心学的崛起。晚明士人的文化人格突出表现为“狂”、“隐”两种类型。它为当时的文化变革所注入的精神资源是个性意识的觉醒。     

查漏补缺，迭出新见——评刘化兵博士的专著《士风与诗风的演进》

对于明代社会思潮与文学风貌的研究,学者似乎更愿意将注意力放在晚明阶段,这是可以理解的。晚明时期,在王学的影响下,士人思想解放,人性张扬,饱受程朱理学压制的思想和才情终于有了一个自由喷发的机会。可以说,在朱明王朝二百七十多年间,晚明时期是士人最“出风头”的阶段,因而     

旅游:是经济增长工具还是生活方式

作为社会现象的旅游成为一种生活方式,是人类社会发展在某一阶段的特征。这种特征意味着人类社会发展演化到一个相对更加文明的阶段。它对于人类生命价值的意义在于生存质量的提高和人的自我发展与进化。作为生活方式来说,旅游活动实际上是异地的吃、穿、住、行以及其他各种与生活相关的消费活动。旅游消费几乎会涉及到国民经济最终消费的各个产业的产品。所以,发展旅游业就是发展国民经济。     

人生哲学命题的现代释绎

人生之谜的破译,既具有性的分析,又具有量的折算.人生哲学在回答"我是谁?我是什么?我到底怎么样?"的时候,正确的选择应该是在积极地实践了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之后所直面人生的境界追求.人生的展开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生精神和人文精神的最佳结合.人生离不开理想的指引,离不开人格的塑造.本色人生和快乐人生所组合的人生由人的智商、情商、胆商和健商共同建构,并在更为广阔的领域展示着人的风采.     

“真正的人的存在”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存在”

世间一切事物的存在，包括人的存在，大致可表现为两种状态：一是具体的现实的存在状态，一是抽象的属于本质的，即哲学意义上的存在状态，二者密不可分，但又不能互相混淆。马克思所进行的关于“真正的人的存在”的哲学构建，是以人的社会存在和社会的人的存在为基准的，从开始到最后，都把人在社会生活、尤其是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处境和地位以及所作所为、主要是劳动作为考查的重点，并把社会的发展和人的发展放在一起来考虑。     

道教养生与生态智慧

整体观念是道教养生的基本特点,人体本身,人和社会,人、社会和自然都被作为整体来思考。这三个整体从生态学角度是三个生态个体生态、社会生态和自然生态。生命质量是由生态质量决定的。如何在提高个体生态质量的同时,提高社会生态和自然生态的质量,以及如何使三个生态圈维持和谐与统一,是道教养生的重点、特点和优势。     

唯物史观与和谐社会主体研究

唯物史观始终强调人的社会主体地位：科学的人本观是唯物史观的主线之一;人是社会的本体基础;人的存在方式并非恒定不变。这为和谐社会主体研究提供了理论依据。和谐主体研究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一个核心组成部分,不仅拓展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研究,指明了人的发展的当代取向,也丰富了人的发展阶段论思想,是唯物史观的当代应用与发展。     

纳西族生态文化的独特价值

生态文化就是一切有关生态的文化,是反映人与自然、社会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和睦相处、和谐发展的一种社会文化。拥有和谐的生态文化是生产力发达、社会进步的产物,是生活文明、社会繁荣的标志。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纳西族先民依据其生存环境,创造出内容丰富、独具民族特色的生态文化。研究纳西族生态文化独特而优秀的价值内涵,对于当前保护生态环境,促进生态平衡,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和谐人：传统人性假设的批判与超越

人的存在方式就是人存在于特定历史阶段或社会状态下的具体形态,也表述为人性假设,如自然人、理性人、经济人、道德人等。人的存在方式并非恒定不变,而是由人性的发展变化所决定。“和谐人”作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特定的一种人的存在方式和新型的人性假设,是对传统人性假设的批判与超越。从人性假设视角研究和谐人,一定程度上丰富了人学的当代发展内涵,也是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状态下社会主体的科学的合理的诠释,具有突出的理论意义和学术价值。     

从生活出发诠释社会意蕴——论费孝通教授对社会学的重大理论贡献

社会范畴是社会学以至整个社会科学的概念基石。但西方社会学对其概念意蕴的认识却陷入长久的理论迷思,已不能在解释人类新的社会生活实践上产生卓识洞见。中国社会学对于如何正确认识这一基石性概念尚缺少理论自觉和独创性,基本沿袭西方不同流派的观点。费老打破了西方社会学的传统研究范式,在社会整体结构内部发现了"生活"这一"隐性在场"的核心结构,建立了社会范畴的生活论研究范式,从而破解了围绕社会范畴的一系列理论难题,为社会学的发展确立了正确方向,也为中国社会学创立自己的话语体系开辟了前进道路。     

环境伦理观念对少数民族传统生活方式的影响

由于环境伦理观念的作用,少数民族对自然界充满信仰、崇拜、畏惧、感恩等神圣心理,有效地维护了人与自然在原始状态下的和谐,但也使得少数民族地区长期以来摆脱不了"攫取型经济"的落后生活方式和思维观念.在现代社会发展中,少数民族环境伦理观念陷入了困境,引发出一些新的社会问题和文化问题.     

消除实践偏差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实践是人的生存与发展的物质基础 ,通过不断的实践 ,人改变着客观世界 ,创造着自身 ,消除着由实践偏差造成的消极影响或破坏作用 ,从而实质上已经促进着人的全面发展。所以 ,实践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现实途径 ,消除实践偏差就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