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神达意”的翻译思想——以汪榕培英译《饮酒》(其五)为例

汪榕培教授是我国著名的英语教育家、翻译家，在其大量的翻译实践基础之上提出了“传神达意”的翻译思想。通过对陶渊明《饮酒》（其五）4个英译本的对比，再次证明汪榕培先生“传神达意”这一翻译思想在翻译实践中的指导作用。     

汪榕培典籍英译“三化”研究

中国典籍英译专家汪榕培从文学角度英译《老子》和《庄子》,使道家典籍文学化,接受效果良好。他将中国传统文学作品译为当代英语,使中国文学当代化,展现中国文学魅力。他借用中国传统哲学理论和绘画理论提出“译可译,非常译”复译观和“传神达意”翻译标准,使典籍翻译理论古典化,丰富了中国传统译论研究。汪榕培典籍英译的“三化”实践有助于中国典籍英译水平的提高及翻译理论研究的深化,也有助于中国传统文化走出去。     

汪榕培典籍英译教育思想探析

从教育目标、学科定位及具体特征等方面对汪榕培英译活动进行全方位考察，旨在解读典籍英译名家汪榕培的翻译教育思想。汪榕培典籍英译教育及其翻译研究与实践紧密联系，其教育思想深受翻译经历的影响。研究发现，汪榕培典籍英译教育思想具有深厚的先秦道家人本主义底蕴。在他的教育思想中，典籍英译教育是通识性和专业性的融通、智性教育和诗性教育的结合，教育者应以“闻道勤行”为目标开展教学工作。在教学过程中他强调顺应教育和认知的自然规律，激发学生内在性的觉醒，同时不断彰显典籍英译教育的跨领域属性，关注教学与科研的协同发展。     

论诗歌的翻译标准“传神达意”——以汪榕培译《枫桥夜泊》为例

人们普遍认为诗歌不可译,或者说无法再现原作的原姿原貌。翻译家汪榕培先后将《诗经》、《老子》、《易经》、《邯郸记》、《陶渊明集》、《墨子》等翻译成英语,并赢得了普遍认可。汪榕培在翻译实践中一直遵守＂传神达意＂的翻译标准。结合汪榕培翻译的《枫桥夜泊》,从＂传神＂和＂达意＂两个方面,与《枫桥夜泊》的其他几个英文译本进行比较分析。结果表明,汪榕培翻译的《枫桥夜泊》更能做到＂形神兼备＂,即＂传神地达意＂。进一步分析＂传神＂与＂达意＂的关系,并指出＂传神达意＂是较好的诗歌翻译标准。     

传神达意:翻译理论中的一朵奇葩

在文学翻译方面,我国本土翻译家们结合切实的翻译实践提出了一些翻译理论,对中国翻译理论体系的形成做出了一定的贡献。汪榕培先生翻译中国古典诗歌总集《诗经》时提出了传神达意,翻译时做到了"以诗译诗,形神皆似",在传达原作的音韵美方面堪称模范。     

以韵助译的汪译陶诗

翻译家汪榕培的陶诗英译本是距离当下读者最近的陶诗英译本。他通览陶学研究成果,研究陶诗前译,有所创造地将原诗的音韵翻译出来,既尊重了原作,发掘了原作潜能,又满足并拓展了陶诗英语读者的审美需求。     

试论汪榕培先生的典籍英译思想

本文概述和分析了汪榕培先生的典籍英译思想,指出其要点是:中国译者全面地译出典籍义不容辞;典籍英译与研究要结合并进;典籍英译总体标准是"传神达意";典籍英译中"比读是复译的基础,复译是比读的升华"。这是对中国传统翻译理论的继承和发展,代表当代典籍英译与研究的现实需求和发展趋势。     

译意与译味——读汪榕培英译《牡丹亭·闺塾》

汪榕培在戏剧《牡丹亭·闺塾》的翻译上运用了3种翻译策略:舍意取味、意味兼得和化意入味。译意是基础,在译意和译味不可兼得的情况下,译味是他翻译的主旨和目标取向。在译味过程中,他不拘泥于原作的表达形式,在忠实原作意味的前提下,大胆地进行再创作,表现了原作的神韵。     

阐释学视角下的译者主体性——从汪榕培的《墨子》英译谈起

翻译这一复杂的实践过程中,译者起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然而传统翻译研究经常忽略了译者这一翻译主体的作用,使之屈居于从属地位,境地尴尬.本文试图结合翻译研究中的阐释学理论,并在对汪榕培《墨子》一书译本及其阐释基础上,探讨翻译过程中译者在译本选择、翻译策略、及对作品阐释层面上主体性地位的体现.     

《庄子》英译的历史特点及当代发展

文章阐述了《庄子》英译与研究的发展历程,指出《庄子》英译历程的三个特点,认为当代典籍英译大家汪榕培在《庄子》等典籍中＂以流畅的当代英语表达原作的精神实质,再现原作的艺术风采＂的翻译原则是当代典籍英译标准的指导原则和取向趋势。     

可译·常译·非常译——汪译《牡丹亭》双关翻译拾零

在"传神达意"的翻译标准下,《牡丹亭》中的双关语是可译的。汪译《牡丹亭》双关的可译性限度达到了二个层次:"常译"和"非常译"。"常译"是汪榕培追求的最高翻译目标,着力点在于译出双关语的双重语境,最大程度地保留原作双关的修辞效果。如若不能,则是退而求其次:"非常译",即运用翻译补偿策略译出双关的隐含意义,弥补双关语翻译中由于语言和文化的障碍而带来的翻译失真与缺损,取得了与原文大体相同的审美效果。     

翻译目的论利与弊的思考——基于功利主义伦理学的视角

首先指出翻译目的论的伦理立场是翻译功利主义,继而从功利主义伦理学的角度出发,进一步分析了目的论的利与弊,指出目的论在译员培训方面以及对于一些应用性文本的翻译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但不能盲目夸大其在翻译实践中的适用范围和作用。目的论不能作为指导翻译实践唯一的理论,而应该与其他译学理论相辅相成,从而促进译学的健康发展。     

从汪榕培译《上邪》看“传神达意”的翻译标准

在诗歌翻译上,汪榕培提出了"传神达意"的翻译标准,并身体力行。将杨宪益、戴乃迭,Arthur Waley的《上邪》译文与汪榕培的《上邪》译文进行对比,可以看出传神达意的重要性以及必要性。     

《诗经·国风》中的植物英译及中国文化意象的传达

文章在统计和总结汪榕培、潘智丹的《英译〈诗经·国风〉》著作中所出现的植物名称的种类、英译的基础上,从训诂学、名物学、文学翻译等角度对其英译进行分析。目的是考证其英译和文化意象的传达,希望对中国典籍英译实践有一定的借鉴作用。笔者首先分析《英译〈诗经.国风〉》共出现的79种植物英译,认为其中值得商榷的有＂唐＂、＂条＂、＂黍＂和＂稷;＂然后提出相应的更能＂传神达意＂的翻译,尤其强调传达原作中特有的中国文化意象;还探讨了上述翻译欠妥的原因。最后文章简要说明了文化意象传达在典籍翻译中的重要性,并就《诗经》乃至典籍翻译提出了三方面建议。     

典籍英译与文化生态平衡——以汪榕培《诗经》英译为例

本文以汪榕培教授的《诗经·硕人》英译为切入点,从几个新的角度考察了典籍英译的特点和作用,认为推广型的典籍翻译有利于文化传播,但不利于文化生态平衡:而学术型的典籍翻译有利于文化生态平衡,但不利于文化的广泛传播,即不易于在普罗大眾中传播。因此,本文强调:推广型的典籍翻译可以适度发展,但不应成为主流;从长远看,学术型的典籍翻译更应得到重视和提倡。     

《诗经·国风》中动物名称英译的考证——以《秦风·小戎》一诗中“骐馵”为例

在统计和总结汪榕培、潘智丹的《英译〈诗经·国风〉》译作中所出现的全部58个动物名称的种类、英译的基础上,以《秦风·小戎》一诗中＂骐馵＂为例,利用跨学科、综合性的考证方法,即从训诂学、名物学、文学翻译等视角对其英译进行具体考证,考证结论是《秦风·小戎》一诗的＂文茵畅毂,驾我骐＂中的＂骐馵＂被译为＂Black horses with white legs＂是译者＂创造性的叛逆＂的体现。翻译中的细致、正确的考证行为和过程对中国翻译的理论和实践具有重要启发和意义,具体表现在两方面：①能正确传播中国文化;②有助于我国译论建设和学术研究范式的转换。     

翻译理论新标准与语言学理论

语言学的发展一直在不断地影响着翻译理论的发展,只不过有时这种影响很间接,尼达的译学思想在中国翻译界一向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但这位大师最近宣布其观点已经发生根本变化,尼达学术观点的变化无疑会给目前译学建设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本文着重从翻译理论的作用、翻译标准及语言学与翻译的关系三个角度对尼达翻译思想的转变加以分析;重新阐述理论在译学框架中的地位及作用,理论和实践的关系及翻译理论的意义。     

厘清中西译学源流，构建中国译学体系——张柏然比较译学观探析

张柏然以西方翻译理论为参照,探析中国翻译理论的民族特点。他的比较译学研究主要围绕追溯中西译学根源、梳理译学现代发展、打造中国特色译学理论三个方面展开,旨在通过辩证地吸收西方译学研究成果,实现中国翻译理论现代化,为构建普遍翻译学作出贡献。张柏然在构建中国译学的理据探索和论证中,体现出少有的开创性、前瞻性和世界性。他的比较译学理论始终把握和放眼中西译学理论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强调古今参照,中西融通,不仅打造“民族特色”,更为普通翻译学贡献“中国智慧”。     

基于语料库的译者文体比较研究

文章采用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相结合的方法,自建语料库比较分析了三个不同译者对我国古代第一部叙事长诗《孔雀东南飞》的翻译。以典籍英译译者汪榕培教授的译本为主要研究对象,以英国著名汉学家Arthur Waley的译本和我国著名翻译家许渊冲的译本为参照,从词汇、句子、语篇三个层面对译者文体进行了比较研究。研究发现:三个译本与《孔雀东南飞》的原文相比,译本的词汇量明显增加。在词汇量增加的同时,词汇变化量却在减少;汪榕培译本与Waley译本用词方面偏向归化,许渊冲译本异化特征明显。     

谈变译理论的研究现状及意义

变译是从翻译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翻译方法，变译研究是时代的需求、译论发展的继续。本文介绍了变译理论的研究现状，把它和目的论进行比较，并总结了变译理论的研究意义，从而使这种较新的翻译理论对现阶段的翻译活动起到积极的指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