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发展与新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部分,也是这一伟大事业的重要特征和保障。新中国建立以来,从提出建立革命法制,到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党的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再到胡锦涛同志代表党中央提出"宪法法律至上",反映了党和国家对法治建设日益重视。研究这一历程,具体应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概念、历史经验的承传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新发展等方面入手,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可靠保障,宪法法律至上是党提出的社会主义法治的最高行为准则。只有坚定不移地贯彻这一准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和社会主义事业才能展现新面貌。     

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

弘扬法治精神,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关键环节.在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以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为基础,以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为核心,以保证人民赋予的权力始终用来为人民谋利益为要求,以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目的,具有政治和文化双重作用.在现阶段,探讨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建构途径,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具有重要意义.     

我国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若干问题

法治文化在概念位阶、产生历史和价值取向上与法律文化有区别,在概念内涵、研究重点、价值取向和存在形态上与文化法制也不同。法治文化包括精神、制度和行为方式三个层面,具有国家意志性、意识形态性、人民民主性和制度构建性等特点。我国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具有社会主义性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混合法系"等四个比较向度。其要义是以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为导引、以社会主义法律制度为主干、以依法办事和自觉守法为基础、以构建社会主义法治秩序为目标的法治文明状态。当前加强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应当认真研究和着力解决六大基本问题:一是深刻把握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政治导向性、内容法律性、背景文化性、过程长期性和受众实用性;二是进一步加强公民意识教育,坚决清除和改造公民中存在的非法治文化;三是进一步加强领导干部的法治教育,强化其公仆、法治、服务和责任等意识,牢固树立其执政、民本、人权、法治、民主等观念;四是完善我国法律体系,进一步加强电影产业促进法、图书馆法、广播电视传输保障法等文化立法,健全促进网络文化健康发展以及与文化活动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五是切实加强宪法和法律实施,维护社会主义法治的统一、尊严和权威;六是坚持以人为本,切实尊重和保障人权。     

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

弘扬法治精神，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关键环节。在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以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为基础，以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为核心，以保证人民赋予的权力始终用来为人民谋利益为要求，以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目的，具有政治和文化双重作用。在现阶段，探讨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建构途径，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具有重要意义。     

当代中国政治文化变迁与政治发展

政治文化塑造着政治人和政治体系的政治行为模式,从而会对一个国家政治发展的进程产生重大影响.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中国政治文化变迁的局面已经显现,这一变化将会推动政治体系逐步迈向民主、开放和透明,促进公民权利保护的机制建设,推进中国法治国家建设,从而对中国政治发展起到推动作用.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继承与发展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有着鲜明的特征,有过辉煌的历史功绩.社会结构与政治体制的变迁决定二者之间丛然会有根本的差异,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必然对传统法律文化有所发展;而文化的惯性力量和传统法律文化自身的一些积极特征.又使得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必然对传统法律文化有所继承.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继承与发展.     

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现代化的实践主题——从“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到“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继承并丰富了邓小平法制建设观,从"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理论高度具体地阐明了制度建设的重要性."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提出,大大丰富和发展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观的实质内容,为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的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更加宽阔的理论空间.从"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到"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体现了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现代化建设实践主题的重大演进.     

论政治体制改革的法治路径与法律文化氛围

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政建设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法治路径。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政建设的内在必然联系是:都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以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法治为主要任务,监督和制约公共权力,推进"善政"体系建设,强调积极而稳妥地推进这两项工作。政治体制改革的顺利推进需要良好的法律文化氛围相呼应,即确立和发展民本位、社会本位、权利本位、权受制于法、权力制衡、慎用权力、敬畏用权的习俗和观念;确立和发展一把手身先垂范带头接受监督,以及对腐败零容忍的舆论导向和观念;确立和发展主权在民,人民群众应积极主动创造和争取幸福和正义、真正当家做主的习俗、观念和信念。     

全球化视野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建设

全球化的进程为当代中国政治文化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也带来了严峻的挑战。这使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的中国政治文化呈现出多元政治文化并存的特征,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社会主义政治文化的主导统合作用。因此,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应当从坚持马列主义和党的领导、更新政治观念,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把握好关系国家安全的政治问题、树立全球意识,创新政治思维、建设参与型政治文化、建设宽容型政治文化等方面入手,创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型政治文化以应对全球化的挑战,推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进步,维护社会稳定发展。     

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中国共产党在十八届四中全会上对国家法治建设的方向性问题作出了明确表态,必须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当代中国的法治道路是以中国基本国情为考量前提,解决国家在发展建设中所遇社会问题的法律治理途径和模式,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唯一正确道路,这是由中国的历史、文化、经济、人民诉求及对外开放等因素决定的。我们要以通过培育社会主义法治信仰、传承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与重构中华法系等为指导,构建"立法科学化、执法严格化、司法公正化、守法全民化"四化一体新模式,为实现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目标。     

中国法治的历史背景与观念转换

本文通过对当代中国法治进程的启动背景分析和中华法系在约100年前历史性转折的追述,阐明中国的法治诉求实为世界性的现代化进程的一个必然要求和体现.法治作为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中国文化传统的诸多观念存在抵触和冲突.法治的最大障碍是积淀于每个人内心深处的传统价值观念,政教法度不过是价值观念的外化.就现实而言,应重新梳理个人与集体的价值位阶顺序,认真对待"性恶论"作为理论预设的制度意义,自觉地实现观念转换,为法治的落实提供心理价值基础.     

国内外学者对中国法制建设、法治国家与政治发展研究综述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法制建设、法治国家与政治发展方面取得了重大的进展。国内学者从宪政、法治与依法治国、法治政府与法治国家及法治与政治文明四个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国外学者主要从中国法制、法治国家和政治发展等角度进行了研究。国内研究认为,中国在法制建设、法治国家与政治发展方面取得了重大的进展,但还不够完善,必须通过制度化、规则化和文明化,通过政治文化祛魅推动法治进步与政治发展。国外研究认为,中国在法制建设、法治国家与政治发展方面取得重大进展的原因在于引入了西方式的自由平等和法治理念,在培育中国公民社会上下了工夫。然而,他们对中国法治建设和民主化发展方向的解读是不科学、不正确的。了解国内外研究动态,对于我们更好地推进中国的法制建设、法治国家与政治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实践的政治逻辑阐释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实践深受政治的型塑和影响,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政治运行机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实践具有鲜明的政治意识形态色彩,承载了政治意识形态的宣传功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实践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从中共中央党代会的重要决议与宪法制定和修订的关系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共产党是其决定性领导力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实践依赖特殊的政治组织机制,主要表现为特殊的政法体制、严格的科层制组织形式和分工合作的协商型组织关系。中国的法治建设被政治严格限定,其发展必须在这种特殊政治结构和政治逻辑中寻求合适的路径与模式。     

中国法治的发展阶段和模式特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法治的各个领域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回顾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民主法制建设的不平凡历程,揭示法制改革的现实成就及其面临的困境,总结法律发展的经验教训,在国际比较法学的研究中具有突出的样本意义。纵览中国法制改革的历史阶段及其标志性成就,可以总结出如下八个中国法治建设的模式特征及正反两方面经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各机关部门分工负责的协商型法治,自上而下推进的权力主导型法治,中国传统法律文化、苏联法律文化和西方法律文化交织于一体的混合型法治,“一国两制三法系四法域”的开放型法治,强调理性主义目标规划的建构型法治,先易后难小步快跑的渐进型法治,注重实践不断试验和总结经验的学习型法治,追求公平正义与社会和谐的意识形态法治。     

从摒弃到尊重:现代法治建设与传统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法治建设具有何种关联,这是中国现代法治建设的一个核心议题。在"现代/传统"二元对立范畴中,"传统"逐渐成为一种意识形态化了的话语,与传统相关的文化要素基本上被归入旧世界、旧秩序的符号谱系中。在此分类范畴中,西方文化代表着现代、全新、开放、活力,中国传统文化则被认为是滞后的、沉重的、狭隘的,因而是需要变革的。作为这种认知方式的实践,中国近现代以来的法律改革总体上走的是西化的路子,大规模移植西方社会的法律制度,深嵌了东方主义逻辑。在法律移植的路径中,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法治被视为两种截然不同的事项,并且传统文化会阻碍现代法治建设,需要被批判、摒弃。当法律制度与中国传统文化产生冲突时,东方主义的思维方式使我们习惯于从中国文化的价值理念层面来寻找原因,如中国人的观念、习惯等。但司法实践一再证明,不受道德和价值观支持的法律系统容易失效,因此,法治建设需要观照中国传统文化,而不是一味地无视它、摧毁它。     

意识形态的终结和法治理想的追求——奥克肖特政治哲学思想探微

意识形态政治是世界各国的主流政治,尽管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和批评,却总是难以摆脱以一种意识形态抵制另一种意识形态的怪圈。奥克肖特冲破意识形态话语的束缚,从保守自由主义者的立场,对意识形态的弊端加以剖析,并对＂法治＂内涵进行全新阐释,力图以此消解意识形态。他反对将＂自由＂和＂法治＂意识形态化,并强调政治哲学应该和现实政治保持距离,时刻保持谦逊低调的学术姿态。按照奥克肖特的法治理想,当代政治生活应当尊重传统、推动多元、树立实质的法治权威以及防范政府权力独大。     

宪法修正案的改革逻辑及其证成

八二宪法的第五次修正案提出了若干新命题，在这些新命题背后隐含着中国宪法内在的改革逻辑。新时代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一部分，初级阶段理论告别了革命论，法治建设就此得以可能。初级阶段的法治是一种立法与变法的辩证结合，它需要有一个领导型政党作为人民的代表，以人民为中心，把握立法与变法的平衡。在走向世界的大背景下，构建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理念的国内与国际法体系。但是，领导型政党作为立法之上的引领方向者，必须严格自律，将外在的依法治国与内在的依规治党紧密结合。     

邓小平对中国共产党政治权威的重塑

皇权政治构成了中国传统政治权威的核心内容并成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特色。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皇朝统治,但是却并未从根本上改变超凡魅力型政治权威的本质。邓小平清醒的看到了中国政治权威的弊端,认识到这是事关中国共产党为什么长期执政的问题,由此开始了对中国共产党政治权威的重塑。首先,正确处理了领袖个人权威与政党权威的关系,带头实行了退休制度。其次,强调民主权威和法治权威,坚决要求把党和政府的权威建立在人民民主的基础上。将党的执政活动切实纳入社会主义法治的轨道,建立了政治权威的法治基础。第三,加强中央权威,认为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是个伟大而又艰巨的事业,必须依靠中央权威,必须由共产党领导。     

中国法律文化现代化探析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无法创生现代法治,其惰性因素严重阻滞中国法律文化现代化实践。要实现中国法律文化现代化,必须着眼中国社会现实,从政治制度、经济体制及文化价值观念等方面进行模式构建:从中国经济政治变革中寻找根本动力,实现经济市场化和政治民主化;不断摒弃传统法律文化的阻滞因素,正确处理继承淘汰与移植创新关系;构建理性法律文化及先进的法治理念;培育现代法律观念,树立法律信仰。     

公司资本主义原则与我国公司法

公司资本被认为是公司法律制度中最重要的制度,我国公司法对公司资本制度虽然作出了较为明确的规定,但是,此种规定不符合现代公司法的发展潮流。废除资本确定主义原则,确立资本授权主义原则是我国公司法未来发展的方向。因为公司资本授权主义原则可以起到便利公司经营、加强公司董事会的核心法律地位以及促进商事经济繁荣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