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诗学视域中的“历史性”问题考辨

“历史性”问题通常被后现代文化思潮所遮蔽,也不为当代文化研究话语所重视.新历史主义提倡历史性的回归,关注文学文本的历史情境和传播过程,建构文学活动和活态历史的文化诗学.针对文化诗学视域中的“历史性”问题,通过考察“历史性”作为视域行动的阐释意识、作为阐释立场的研究价值,以及作为效果历史的理论空间,同时梳理文化诗学的阐释经验和观念误区,反思当下“历史性”话语的批评范式和理论困境.     

文化诗学视域中的“历史记忆”问题考辨

历史记忆问题主要缘起于后现代文化的各种历史终结话语,实质上是作为宏大叙事被解构之后、形态尚未成型的历史知识型.通常认为,新历史主义思潮在史学层面解构历史意义的再现形式,在文学层面建构历史意识的分析模式,在理论层面呈现文化史的诗学空间.本文考察文化诗学视域中的历史记忆作为“叙述形式”问题之缘起,分析它作为“视域行动”效果之实质,以及探讨它作为“活态历史”意识之导向.     

“文化诗学”的“诗学”含义

以斯蒂芬·格林伯拉特为代表的“文化诗学”的出现相对于西方的其他学术派别似乎蕴舍有更多的学派之间的倚靠关系,因而显得难以归类.但究其本源,从“整体性”、“真实性”、“合法性”这些基本理论层面进行考量可看出“文化诗学”与“古典诗学”的相通之处.大体上“文化诗学”走的还是传统诗学一路,特别是对大众性情的关注,使得文学活动更能找到生存合法性的根据.谈论“诗学”实际上就必须纳入“文化”视野,突显出“诗学”政治化的趋势.当然,在现代语境中,“文化诗学”还是实践出了一些新的诗学内涵.尤其是新媒介的出现,使得对传统艺术真实观的认识进一步明确.这一切,特别是“诗学”因其“泛文化性”而走向人类学的表现对富有诗论传统的当代中国文学批评界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文化与诗学的互构——“文化诗学”与“文化研究”之辨

“文化诗学”与“文化研究”是两种殊名异义、学理维度有别的文艺文化思潮。“文化研究”是对日常生活文化、大众文化,包括各种流行文化、消费文化的研究,它可以是日常生活的美学研究,也可以是泛文化研究;而“文化诗学”是基于“诗学”审美品格的学科前提基础上而言的,是一种文学文本与文化之间互涵互构的研究,并且其文化应该是一种积极的具有诗意审美维度的文化。“文化诗学”包含两个研究向度：一是文学的文化研究,即应该研究文本中的文化,重视文学文本与文化之间的互涵互构关系,激活传统;二是文化的文学性研究,即应该研究文化中的文本,研究当下日常生活中各种鲜活的具有文学性的艺术形态,关注现实。     

论比较诗学及其他者视域的异质文化与非我因素

在全球化时代的汉语学术界,比较诗学研究是中外文论走向汇通性研究所展开的主流方向,比较视域是比较诗学在学科研究上得以安身立命的本体,他者视域是比较视域构成的内在品质,他者视域在比较诗学研究中秉有的两种文化立场。异质文化是比较文学研究者以及国际汉学家所使用的一个专用术语,以语言与民族血亲关系的本质差异性而言,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在本质上互为异质文化,即两者互为异类,对方都是自己的非我因素。比较诗学研究者诉求跳出本土学术研究领域的单边文化主义,主张以一种异质文化与非我因素的开放眼光来从事普适性的、整体性的、国际性的中外诗学研究,从而规避本土文论研究的一元性和惟民族性。比较诗学研究中的比较视域主张中外诗学研究之间的相互看视,主张中外诗学双方之间互为他者,认同一个民族的诗学相对于另一个民族诗学来说,两者之间就像镜与灯一样,可以相互镜照与相互照亮。交集理论是比较诗学在学科理论建设上简明及有效回答视域融合及比较研究如何可能的学理观念。     

文化诗学与华文文学批评--关于"华人文化诗学"的构想

"华人文化诗学"意味着华文文学批评重心的转移,即从重视中国文化/文学对海外华文文学的影响研究到突出华人与华文文学主体性的转移,从中国视域为主导的批评范式转向以华人为中心的"共同诗学"与"地方知识"双重视域的整合."华人文化诗学"主张从纯审美研究视域转向文化政治阐释.     

从华文文学批评到华人文化诗学

在《华人文化诗学:批评的期待》一文中,我们认为:“建构以‘华人性’为研究核心,以‘形式诗学’与‘意识形态批评’统合为基本研究方法的‘华人文化诗学’,在更加开放的社会科学视域中审视与诠释华人文学书写的族裔属性建构意义及其美学呈现形式,应是我们拓展华文文学批评空间的一个有效途径。”我们提出“华人文化诗学”概念,隐含着的     

对“学生创新精神”研究的分析与思考

对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关于“创新”的研究进行了初步分析,并抽取55篇关于“大学生创新精神”的研究论文进行较深入的分析．发现对“学生创新精神”的界定不一,视域偏狭,侧重于定性研究。建议在进一步研究中．对“创新精神”作明确而广义的界定。并加大对“创新”的定量研究力度。     

东西方“比较诗学”及其历史建构

从东西不同文化区域的“诗学”涵义及其演变来看,现代意义上的“比较诗学”实质上是指对于不同诗学体系和理论的比较研究。作为比较文学和文学理论交叉影响而形成的一个新学科,其研究对象是不同民族传统和不同文化体系之中的文学理论。从历史建构过程看,比较诗学既是诗学自身深入发展的要求,也是比较文学趋于深化所提出的必然结果。比较文学和比较诗学相互依重又相互参照,成为既相互独立又相互影响的统一体。     

“感兴”与“情景”——解读谢榛“感兴”说

谢榛诗学上承严羽,其诗论在许多方面既留有严羽诗学的影子,又对严羽之说有所发展。谢榛以“感兴”论诗,相对于严羽“兴趣”说重在主体论上的界定,谢榛更重视创作论的阐说,强调自由创作的兴会与灵感。他进一步提出,兴是诗人“情景适会,与造物同其妙”的结果,从情景关系的角度揭示了这一现象的内蕴,将严羽之“兴趣”说具体化,且启发了王夫之的“现量”说。他的“情景”说,也对王夫之、王国维的境界说不无启发。     

翻译:从“视域分裂”走向“视域融合”——哲学诠释学观照下朱湘的诗歌翻译研究

朱湘是我国文学史上一位才华横溢的诗人,他译著等身。本文从西方哲学诠释学的视角考究了翻译是一种从"视域分裂"走向"视域融合"的动态过程。在此基础上深入发掘了朱湘译诗活动中的"视域融合"现象,发现朱氏的译作处处彰显出中西宗教文化的"视域融合"、中西诗学规范的"视域融合"。借此抛砖引玉,希望为朱湘的诗歌翻译研究提供更为广阔的交流平台。     

中国“文化诗学”的建构与实践——李春青中国古代文论研究述略

在长期中国古代文论研究过程中,李春青教授一直倡导中国“文化诗学”的研究路向.他逐渐丰富了“文化诗学”的理论内涵,而且通过自己的研究实践,证明了这种阐释方法的可行性与有效性,对当下中国古代文论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     

“戏剧”、“抒情诗”与“叙事文学”——多维视角下的“比较诗学”研究

以全球性语境下的比较诗学意识和拓展维度为参照，从基础“文类”和“相对主义”的视角看，厄尔·迈纳对比较诗学的阐释无疑便另具深刻意蕴．它势必对当下比较诗学研究建构体系中的得与失视境的探寻提供突破性的认识、借鉴和有益的启示。揭示此点的同时，旨在透过厄尔·迈纳对“文类”与“相对主义”两大概念进行暗合性的梳理、阐释和涵括。激发当下的中西比较诗学理论的汇通性拓展和开放性观照，显然对比较诗学的未来探讨有着重大的价值意义。     

“赋比兴”新探

本文从“诗六义”出发，把“赋比兴”放到人类学理论框架中，探索了赋、比、兴与人类精神起源的关系，以及各自的历史积淀过程，以历史积淀界定其内在结构，对中国诗学的“赋比兴”说进行了全新的阐释。     

试析王夫之诗学“诗乐一理”论

明清之际的王夫之论诗评诗既讲诗歌的情景交融 ,又追求诗歌的声情并茂 ,从而将其诗学研究推向了中国古代诗学和美学集大成的历史总结者的高度。概而言之 ,船山诗学“诗乐一理”的要义在于 ,强调诗歌艺术更靠近“乐”而非“文”。这一诗学命题是对宋人“以文为诗”的反拨 ,是对沈约“四声”说的纠正。“诗乐一理”说无论在船山诗学和美学的理论体系中 ,还是在整个中国古典诗学和美学研究史上 ,均占有重要地位     

“一个独特的存在”——论宗白华比较诗学的独特魅力

在中国现代比较诗学史上,宗白华比较诗学是“一个独特的存在”,它以融会贯通、文化关怀与人文关怀、整合研究等诸多特点,标示了现代比较诗学所能达到的高度,对当下比较诗学的发展具有极大的启迪作用。     

先秦时期多维“天下观”述论

先秦时期的“天下观”包含了自然地理、政治和文化层面的含义。自然地理视域下的“天下观”,主要体现在《山海经》对天下的解读、时人对“大九州”和狭义“九州”的阐释上,特点是虚实结合,尤其是“九州”天下观表达了天下的整体性和不可分割性;政治视域下的“天下观”,表现为以“天下”形容天子至高无上的地位,同时以畿服制的方式呈现天下秩序,体现了“天下观”是包含“多元性”的大一统;文化视域下的“天下观”,则要求通过“礼”文化将“中国”与“四夷”共同统一于天下,以“礼”拓展华夏的文化空间。先秦时期“天下观”是中华文明大一统思想的起点,从此,“天下观”成为中华文明的主要特征之一。     

文化与文本的复象:格尔茨与民族志“诗学”形态的发生

民族志诗学作为文学与人类学相交叉的理论研究形态,其关注的重点之一就是人类学研究中的诗性要素。自现代人类学研究以来,民族志研究的诗学倾向肇始于克利福德·格尔茨,其文学性首要体现于民族志文本的书写体制之中。它作为田野经验的文本化呈现,既包含着“在场”与“离场”的交错杂糅,也关涉着“观察”与“理解”“表述”与“阐释”之间的缝合。格尔茨认为,从事人类学的文化研究就是在一定程度上将“文化”视为“文本”所进行的一种“诗学”或“文学批评”向度上的阅读、分析与反思;而人类学研究也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作为“人学”的文学。在此,民族志作为一种召唤与回忆的拟像之物,通过具身化的方式而对文化的“他者性”勾勒一种复象的真实。     

宗白华比较诗学的独特意识及其话语空间

"比较诗学"作为一个学术视域,正式产生于西方20世纪60年代.宗白华却早自20、30年代始,就已经涉足比较诗学研究了.从比较诗学视域来考察宗白华的诗学和美学研究,凸现了宗白华中西文论互释互证的意识几乎无处不在,以及他欲对中国传统文论作现代阐释的鲜明态度.他的方法,正是比较诗学方法.在"文化全球化"趋势以及当前学界"中国传统文论的现代转化"的语境下,宗白华的诗学研究价值更具有当代意义.     

毛泽东的“两结合”论与传统的“奇正”说

毛泽东关于“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理论 ,即所谓“两结合”论 ,其之所以在对马克思主义诗学的现实主义理论的继承中有所变异与创新 ,是因为毛泽东的精神深处存留着传统诗学“奇正”说的深刻印记。通过对“两结合”论与“奇正”说的探讨 ,认为毛泽东的“两结合”论 ,既是马克思主义诗学的现实主义理论的民族化 ,也是传统诗学的“奇正”说的现代化和革命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