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农民的反抗到农民的维权——农民社会的反抗逻辑及其特殊的“反抗方式”

反抗压迫、追求社会公正和尽可能实现利益最大化是农民社会反抗逻辑的真谛。在此逻辑下,农民更多的使用具有隐蔽性和伪装性的“日常形式”的“非正式反抗”来表达自己的不满。而这些“日常形式”的“非正式反抗”是一把“双刃剑”,它在为农民带来现实利益的同时,也往往容易形成一定的政治风险。这一点对转型期的中国有一定的启示。     

从斯科特的视角看底层政治的逻辑

詹姆斯·斯科特（JamesC．Scott）以人类学和底层视角研究以往属于政治学、历史学或社会学范畴的农民政治,并将对“农民革命”的关注转移到对“农民日常反抗”的分析。以斯科特的视角为出发点,结合斯科特对农民日常反抗理论的论证,考查底层政治的运行逻辑。首先,大多数底层反抗不体现在公开的权力舞台上,而是在权力背后;其次,底层农民对试图将其生存状态合理化的主流意识形态持怀疑态度,底层具有“去神秘化”的能力;再次,日常政治是支配与反抗关系的微妙平衡,底层政治在这一关系中展开,底层通过日常反抗形塑自身的政治主体性。     

布迪厄实践理论视野下的中国农民合作

农民合作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必然选择,对农民的利益和社会稳定都有重要意义。学术界对于中国“农民必须合作才有出路”基本达成共识,但对于农民合作是否现实可能却存在“善分”和“善合”的争论。根据布迪厄的实践理论,农民合作是实践活动,存在时空性、紧迫性和特有的运作逻辑。分化的农民在不同合作场域中的关系系统、相对位置和资本具有差异,加上对农民合作惯习的认识、判断、体会、策略不一,农民合作在实践的不同层面、领域和环节就表现出多元化特征。实践理论可以给农民合作的相关政策一定理论支撑,确立农民合作相对的独立性,提升农民合作制度的地位。因此,要区别对待不同情况,因地制宜去发挥农民的自主性,在实践中去寻找农民合作的生机。     

西方人类学农民研究综述

农民研究包含了人类学关注的所有多样性和复杂性特征。 在资本主义全球化背景下,农民概念中的复杂性使得对其进行具体分类和厘清尤为必要。 文章通过对国外人类学农民概念及农民研究的梳理,呈现出人类学农民研究的三个重要阶段:对农民的定义经历了从模糊到清晰,从清晰到逐渐被消解,以及当下再小农化的历史进程。 总体而言,农民研究主要围绕文化和政治经济两个方向展开。20世纪以来,农民以不同的形式融入更广泛的社会组织中,农业正在以农民的方式日益重组。     

略论语言交流的逻辑

语言交流的逻辑旨在处理日常的自然语言现象 ,进而提供日常表达和理解的逻辑理论 ,它是现代的逻辑、语法和修辞相结合的产物 ,是伴随着现代的语形学、语义学和语用学的兴起而逐步发展起来的。语言交流逻辑的核心是要解决表达和理解的问题 ,它至少涉及形式和描述两个研究层面 ;语言交流的逻辑是一个意义重要而又广泛的研究课题 ,随着理论研究的深入 ,语言交流逻辑在正确思维和有效交际过程中的功能将得到进一步发挥     

“底层社会与抗争性政治”还是“基层社会与创造性政治”——农民政治行为两种分析框架比较及重构

农民政治行为研究有两种分析框架,“底层社会与抗争性政治”分析框架渊源于农民政治行为“顺从与反抗”的经典模式,关注底层社会及其抗争性行动。“基层社会创造性政治”分析框架从三个方面批评“底层社会与抗争性政治”分析框架,一是认为其误解了1949年后的国家与农民关系；二是指控其革命意味太浓；三是认为其未看到农民抗争行动的创造性后果。同时,从重新界定当代中国国家与农民关系、以“基层社会”取代“底层社会”和以“创造性政治”取代“抗争性政治”三个方面建构自己的分析范式。二者在分析范式、研究对象和学术影响三个方面各有不同,融合二者,重构一个“底层社会与抗争-创造性政治”分析框架对农民政治行为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哲学基本问题的逻辑分析

以往人们对哲学基本问题的理解基本上是直观的，没有深刻理解其重大意义。只有结合语言逻辑分析才能深刻理解哲学基本问题。“存在”和“思维”在一定意义上都是“不可说的”，这促使我们去考察如何进行哲学研究的语言逻辑机制。语言的基本结构包含形式、内涵和外延三个层面，其间存在重合、透明和转换的机制，只有懂得这个机制才能解决西方哲学留下的“存在之谜”等许多难题。思维具有直观和反思两个维度。应当克服直观思维方式的影响，按照恩格斯指出的方向去推进哲学研究。     

中国式农民工的社会性质——以农民工的身份转换为切入点

中国式农民工有着“半结构化”的身份,他们是农民,却从事着工人的工作。以“挣钱”、“过日子”等本土概念进行测量分析,试图呈现出中国式农民工身份转换的困境,以此为基础来展开对于农民工社会性质的讨论。结论是,工业文明想要把农民工规训为“结构人”,而工业文明却没有给与农民工相应的权利意识和社会保障基础,农民工在承受工业风险的时候退回到了小农逻辑。最终,农民工无法完成身份转化,他们还要固守着以小农逻辑为基础的“过日子”：在小农生产与工业生产之间寻找到最有利于自身的结合点,以完成小农家庭的再生产。中国式农民工特殊的社会性质使得他们成为继农业、农村、农民之后的“第四农问题”。     

“物”视域中的农村制度变迁与农民日常生活

生产和消费范式是以＂物＂为视域分析现代性制度和日常生活的两种社会理论范式。集体经济时期,农村制度安排具有＂去商品化＂特征,农民日常生活层面＂神圣化＂和＂去神圣化＂并存。改革开放后制度变迁以＂商品化＂为方向,日常生活中农民则＂双重分化＂。现阶段包括农村公共物品＂去商品化＂等改变＂物＂的供给逻辑的制度实践,对农村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嵌入动力与发展困境：农民林业合作组织研究述评

现代意义上的合作组织是以合作经济为基础,因此在以小农经济为根基的中国社会组建合作组织事实上是嵌入而非自觉生成的结果。经过对现有的林农合作组织研究进行梳理,在归纳合作经济嵌入动力的基础上,从历史文化和社会结构的视角,指出影响林农合作组织发展的重要原因是小农民本(而非民主的传统)和小农的分散性,以及小农社会的人际关系结构。并以区域的差异,从村庄社会结构的层面去解释农民林业组织合作的困境。     

我国不同类型区域农民农业投资行为分析

借鉴著名经济学家舒尔茨提出的“理性小农理论”,结合我国的国情,利用实际的统计数据,对我国不同区域农民的农业投资行为进行分析后认为:不同区域的农业发展政策应有其各自的针对性。但无论采用何种政策措施,都必须遵循诱导性原则,让农民认为从事农业生产、增加农业投入是符合自身利益的行为,使农民自发保持对农业生产的热情。只有这样才能在有效实现政策目标的同时尽量减少政策成本,实现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的最大统一。     

台湾地区农业产销班经营模式对福建农民合作组织的启示

目前,福建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成长过程中,存在发展不均衡性、不规范以及缺乏有效外部制度保障等主要问题;而台湾地区农业产销班以其规范、健全、协调、高效的组织体系服务于小农,为台湾地区在小农经营制度下实现农业的专业化、社会化、现代化及“精致农业”做出了积极和巨大的贡献。台湾地区产销班成功经验,对推进同处相似背景的福建农民合作组织发展具有一定的参考借鉴意义。     

狂欢与笑话——巴赫金与冯梦龙的反抗话语比较

巴赫金的“狂欢”理论与冯梦龙的“笑话”理论 ,作为反抗霸权独语的文化策略 ,其异构同质之处在于理论前提都是两个世界的划分 ,概念自身都包含其理论的核心内涵 ,理论归宿都是建立平民大众的理想世界。     

论逻辑和历史的一致性

逻辑和历史相一致是辩证逻辑的重要原则。这个原则不仅带有规律的性质,而且具有方法论的意义,人类对客观物质世界的正确认识以及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各门科学理论体系都离不开这一原则的指导和运用。在我国四化建设过程中,认真研究和学习逻辑和历史的辩证关系,对于掌握唯物辩证法,反对形而上学,对于坚持马克思主义,推动各方面的改革,无疑有着重大的实践意义。一逻辑和历史是两个不同的范畴。在辩证逻辑中,“逻辑”是指人们的理性思维或抽象思维。它以理论的形态反映客观事物发展的规律性,是客观现实的历史在理论思维中     

小农体系、渐进城镇化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国家的现代化,也是追求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建立在小农体系基础之上,具有中国特色的“渐进城镇化”秩序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体现领域之一,也即当前农民在城乡之间双向流动的城镇化恰恰是中国城镇化的制度优势,而非独特的中国问题。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快速推进工业化、城镇化的同时,不断调整完善城乡关系,形成了以小农户为主体的、有制度保障的小农体系,其最新体现就是乡村振兴战略及其配套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小农体系的稳定深刻影响了农民流动的逻辑,形成中国特色的“渐进城镇化”秩序,表现为诸多具有过渡性特征的机制：农民家庭收入的“半工半耕”、居住格局的“城乡双栖”和身份认同的“亦城亦乡”。从实践来看,特别需要警惕政府主导推动的激进城镇化,通过资本下乡和土地流转人为地加速推动农民进城,消解小农体系。     

关于发展现代农业与小农制衔接的两个理论问题

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需要解决两大实践难题：如何实现小农制与现代农业的有效衔接．如何培育资本农业的生成机制．归结起来就是“钱从哪里来”和“人往哪里去”的问题。这里就涉及两个理论问题：如何认识现代小农制的历史地位,如何解决资本与劳动的矛昏对立。对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以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相关讨论的一番回顾性阐释．对于这两个理论问题的解决具有重要意义。     

农村产业发展中的“小农境地”与国家困局—基于西部某贫困村产业扶贫实践的社会学分析

农村产业扶贫政策作为国家在贫困地区推动农业现代化的具体实践,核心是在农业生产层面对小农逻辑进行全面改造,即从“为生存而生产”向“为市场而生产”转型。 但是,旨在“帮助小农户对接市场”的产业扶贫政策,并不能达成令人满意的预期效果,乃至遭遇失败,产生了“小农境地”。 本研究对一个贫困村的产业扶贫实践进行了历时和共时的分析,揭示了为何政策实践会陷入“动员—失败—再动员冶的困境,讨论了相关政策的合理性和有效性;围绕“国家、农民和市场”关系,通过对产业扶贫政策的反思,发现国家在“改造农民”和“驾驭市场”方面面临的双重困境,原因在于政策定位和聚焦不合理。 由此本文提出了产业扶贫政策应该进行“服务转向”,即要以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生产性服务提供、农民技术培训等方面为主,将政策焦点转向生产软硬环境的建构、增加公共产品的供给。 “服务转向”也意味着将农民的需要和利益诉求放在核心位置,这包含着农民赋权的维度,因为只有构建了自下而上的政策参与渠道,才能够发挥农民的主体性,使他们以积极的方式参与决策和作出政策反馈,而不是只能以“弱武器”的形式进行抵抗。     

基于CFD的双层混合涡轮式搅拌器优化

基于多重制度逻辑的分析工具发现,国家与农民在围绕谁来种、种什么、怎么种与如何激励种粮上存在张力,张力的结果是农业妇女化、兼业化、“去粮化”、农业社会化服务推进难与种粮人相对贫困。国家遵循的是政治逻辑,目的是筑牢国家粮食安全防线,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农民遵循的是经济逻辑,理性小农以家庭经济收益最大化为目标,种粮不能帮助农民实现“发家致富”。国家的“政府要粮”行为与“农民要钱”行为之间难以耦合,国家的政治逻辑存在单向性与单一性问题,忽视了农民的经济逻辑、需求层次逻辑、市场逻辑。因此,以市场逻辑调节国家政治逻辑与农民经济逻辑之间的张力,构建具有包容性的“一体两翼”的多重种粮逻辑关系,以协调多重逻辑(国家、农民、市场) 的合力,实现国家的“种粮增产”,农民的“种粮增收”与“种粮致富”的双羸结果。     

伍非百指物思想探析

指物关系被称为中国古代逻辑的指称理论，指物之间既存在本质的区别，又具有密切的联系。伍非百先生在《公孙龙子发微》中将“指”阐释为“能指”、“所指”、“指所能指之指”三种涵义，“指”、“非指”正反两个层面；而将“物”阐释为具体存在的个体，具有其独到的见解。研究伍非百先生的指物思想对于挖掘民族优秀逻辑文化遗产具有特殊的意义。     

农户家庭长期投资行为研究的现状与展望

农户的农业投资行为,特别是农户对农业的长期投资行为对实现我国农业持续发展、繁荣农村经济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国外,农户投资行为理论大致可以分为两个学派:组织和生产学派与理性小农学派,前者的核心观点是“自给小农”,而后者却认为农民是有经济理性的。在理性小农的基础上,国内外学者对农户长期投资行为进行了实证研究,但由于研究的角度和包含的因素、使用的研究材料等不同,得出的结论往往不一致。因此,要深入研究我国农户长期投资行为,必须结合我国农村的现实情况,将农户分层、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和农地市场不完备等情况引入研究范畴并进行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