谣言引发集合行为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扎根理论

运用扎根理论对谣言引发集合行为的案例材料及谣言文本进行分析, 构建谣言引发集合行为的影响因素模型。通过分析发现, 谣言传播后, 参与集合行为的主体分为相信谣言者, 不相信谣言者, 不知道谣言者。谣言文本特征、社会公众因素、政府作为信息源的状况、情境因素是影响相信谣言者参与集合行为的因素。预测他人行为对自己的影响、从众是不相信谣言者和不知道谣言者参与集合行为的原因, 这是谣言产生的间接影响。     

“谣盐”传播机理和阻隔机制研究

对谣言传播机理、传播因素、动因进行了研究,探寻了防谣、治谣、止谣等谣言阻隔机制。     

微博中的谣言传播及其规避机制

微博为话语自由表达在公共领域建构方面的作用有目共睹,但由于其自身管理体制的不规范以及对公众素养要求不够到位,谣言却也时刻伴随着。谣言的恶性传播使微博的传播、沟通环境遭到严重破坏,阻碍着微博舆论平台的健康发展,甚至危及公共领域建构的进程。如何妥善规避微博传播中的谣言、不断完善微博传播平台,从微博自身管理机制以及对公众的素养要求等方面的考量,提出建立完善的事实和身份审核机制以及呼吁公众理性表达、监管部门适度引导,以期制止微博谣言传播,创造一个纯净的微博沟通环境。     

微博谣言对人们决策与判断的影响及法律应对

微博谣言指的是以微博为媒介,内容则缺乏事实证实,或者是扭曲事实,或者是未经官方公开证实或是已经被官方辟谣却在群众之间传播的各种信息。微博谣言具有极为鲜明的特征：首先,微博的字数的限制有利于发布者将谣言伪装成为客观事实;第二,微博谣言的生命周期在多中心的原因下得到大大延长;第三,微博谣言具有较大的社会影响力,政府和公共往往极易陷入“塔西佗陷阱”。以法律视角,应对微博谣言应该从司法人员具体操作和信息公开两个方面着手：一方面对于谣言的判断应以“内容”而非“行为”为标准,另一方面政府及相关企事业单位要做好信息公开,向公众提供更多有价值的信息,让信息更加透明化。     

文化诗学视野中的谣言传播

谣言不仅是一种文化现象,它还以易传播、传播速度快、矛盾性和跨学科性等特点构成类似于新历史主义的文化诗学,谣言诗学将口头流传的传说、逸事与现在的社会现象结合起来,形成一种社会性文本,通过谣言本身与现实对话。在中西方已有的众多对谣言的界定中,都过分注重于谣言这一消息是否具有确切的来源。落脚点都在“来源处”。其实恰恰相反,谣言不是在其来源处产生的,而在于其传播的过程。因此,谣青的界定应着眼于其传播本身,事实上,谣言不管其来源准确与否,都会在传播过程中发生变异,只有发生了变异的消息才是谣言,这就是“传播的偏向”,可以说,谣言是在传播过程中发生了转移或偏向的消息。这“转移”或“偏向”是由谣言听传者完成的,它具有明显的意识形态属性。     

新冠肺炎疫情谣言在网络空间的呈现、演变及其治理方式

新冠肺炎疫情是全球公共卫生事件与移动社交媒体的第一次大规模碰撞。2019年底至2020年初,COVID-19于武汉爆发,谣言与疫情齐飞。本文以武汉“封城”1个月为时间段,以新浪微博手机客户端的“疫情辟谣”为取样来源,采用混合研究法,考察疫情谣言在国内社交媒体的生产、流通/传播、消费/接受的情况,重点关注谣言的时空分布、建构方式、传播特点以及辟谣路径,探求谣言产生及传播的社会心理和现实环境,以期深化突发公共卫生危机谣言传播和谣言治理的研究。     

微博传播条件下的拟态环境研究

在微博传播时代,新闻信息的发布已经变得非常简便和自由,微博传播,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关注,起到了良好的传播信息和舆论监督作用。但是,大量微博谣言的传播,也形成了虚假的"拟态环境",影响了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分析微博谣言形成的原因和传播特点,创新微博管理机制,采取合理的应对措施,使"拟态环境"更接近于真实世界,是当前网络新闻传播的当务之急。     

风险社会中的谣言?流言与恐慌

谣言和流言是大众在社会中相互传播的无根据尧不确切的信息袁恐慌则是在社会危机状态下,人们面对现实的或想像的威胁做出的不合作或不合理的心理与行为反应。谣言和恐慌自古就有,但在现代工业社会却被赋予了诸多新的特征,并因此成为充斥着风险的现代工业社会的常规议题。作者以2011年3月流行的“谣盐”为例,分析了谣言制造与传播的一般规律,并提出随着现代社会风险的增长,以及传播的便捷性,增加了谣言及恐慌在现代社会中扩展和蔓延的可能性,但后者也成为风险防范的可能的预警机制之一。     

论成功谣言的特征及粉碎谣言的途径--以“谣盐风波”为例

谣言作为人类传播信息的一种方式,与人类如影随形.成功的谣言大多具有相似的特点,它们的传播范围广、影响力大,对社会的安全稳定产生较大威胁,严重影响公众的正常生活.以2011年的“谣盐风波”为例,该谣言导致人们疯狂抢购食盐,曾一度造成食盐的需求量一路猛增,对公众的生活产生了不小影响.为消除谣言可能产生的不利后果,全社会应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建立、健全信息公开制度,增加信息的透明度,增强辟谣的时效性,进一步完善针对谣言的处理机制,同时也要提高公民抵御谣言的能力.最终,彻底粉碎谣言,切断谣言的传播路径,建立健康、稳定的公共生活环境.     

汉代考核地方官吏的重要环节——“举谣言”与“行风俗”

<正> “举谣言”与“行风俗”是汉代考核地方官吏政绩的重要方式之一,而这两项内容,却往往被研究汉代官吏考核制度的同志忽略了。本文拾遗补阙,略陈己见。一“举谣言”“谣言"一词,在汉代的意义,并非如我们今天所理解和使用的“凭空捏造”之意,而是指民间流行的歌谣。“曲合乐曰歌,徙歌曰谣”,与乐曲配唱的韵语便谓歌;不配乐曲的韵语,则称谣。汉     

网络谣言问题的诠释学结构分析

网络谣言是一种社会现象,互联网是网络谣言赖以生存的媒介和平台.在这一虚拟化的网络平台中,相较于传统口口相传的谣言传播形式,网络谣言呈现出“文本化”和作者原意隐退的双重诠释学特质,从而引发了网络谣言的核心问题——理解问题.同时造谣者对网民“前见”的熟知和加以利用、网民与网络谣言“文本”之间存在的客观时间间距,是网民对网络谣言进行深度诠释的核心要素和基础条件.因此,网络谣言所造成的现实困境实际是一个诠释困境.可以从网络谣言“文本”本身直接下手正本清源,化解网民不合理的“前见”,以及注重网络谣言形成和传播过程中“他者”的监控等三个方面人手,消除网络谣言,创造和谐、健康、民主的网络环境.     

微信谣言认同与传播的内在机理分析——基于2015年典型微信谣言的考察

微信谣言作为互联网时代的特殊社会现象,无处不在,无时不有.出于各种各样的目的,制谣者们在不断地制造着谣言,谣言受众也在不断地相信着谣言.究其原因,微信谣言内核似是而非,并非总是无稽之谈;微信谣言主题普遍关注,满足人们内在需求;微信谣言所述细节,部分符合人们既有认知;微信谣言熟人传播,消除对传谣者的质疑.谣言是否被我们认可和传播,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的既有观点和经验积累,如果谣言与我们之前的某些认知相符,我们就会比较容易接受它,认为它是真的;如果与我们既有的认知体系相差甚远,那么它就真的成为谣言.     

从“谣盐风波”看社会谣言的生成机制

2011年3月一场"谣盐风波"席卷全国,日本核泄露引发的核辐射危机激发了人们自我保护的意识,在事实真相缺位、正规信息模糊和缺失的情况下,驱动了公众的好奇心理,诱发了"第三人效应",一场关于抢购食盐的社会谣言就此应运而生。媒体报道方面,出于行业竞争的需要,为了突出新闻的显著性,对谣言的热衷报道造成了二次传播,使谣言进入正规流通渠道,并借助媒体的优势加剧了谣言的传播。政府公信力下降、公民知情权弱化、信息通道的多样化则给社会谣言提供了可乘之机。首因效应、蝴蝶效应,以及群体极化等社会心理,使社会谣言迅速扩张,造成公众心理的恐慌和社会正常秩序的破坏。     

突发性事件微博传播的正负向作用研究

当今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各种社会矛盾比较集中,突发性事件报道屡见不鲜。新技术——Web2.0自媒体产生带来了媒介的新发展,使传统媒介不再是突发性事件报道的唯一主角。微博正在改变信息传播方式的同时也深刻改变着人们的生活,微博的研究对转型期的中国具有意义。文章以微博信息传播方式的角度出发,探讨突发性事件中微博的传播模式、微博传播效果、微博舆论引导、微博谣言的控制和引导等切实问题。     

媒体外交与国家形象构建——传播手段视角下的新媒体外交

作为国际传播中的新生力量及媒体外交的一种新手段,新媒体的话语优势通过社交网站、微博、新闻网站等多种形式脱颖而出.在传播策略上,它与传统媒体一样能够围绕某个媒介事件,聚集舆论,通过“意见领袖”或借助群体压力等进行议程设置,或进行文字、图片等的符号互动.与此同时,以微谣言为代表的新媒体谣言所产生的负面效应也能影响人们关于他国形象的认知.     

突发公共事件中的微博传播问题

当今中国进入了不确定性增加、突发公共事件频发的高风险社会。风险社会改变了传播的理念和定位,对传播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风险社会促进了传播主体与内容的多元化,加剧了传播的复杂性和不可控性。微博传播的兴盛与突发公共事件的增长形成了叠加效应,从而也使微博传播成为突发公共事件治理必须正视的现实问题。微博为突发公共事件注入新鲜元素的同时,也为突发公共事件的治理提供了新工具和新场域。至于政府、传统媒体和公众的三重博弈关系,也因微博的深度介入而被注入了新内容。要有效地治理突发公共事件,必须在这三重关系博弈的实践中充分考虑微博带来的新变化,努力把握微博带来的新契机,化被动为主动,以微博治微博。     

新冠肺炎疫情谣言传播治理研究综述

基于中国知网（CNKI）期刊数据库，筛选出与“新冠”“谣言”“传言”“流言”“谎言”“舆情”相关的北大核心和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期刊163篇，梳理总结文献中的研究内容和主要观点。结果表明，国内关于新冠肺炎疫情谣言传播治理的研究已经取得丰硕成果，研究内容主要包括谣言传播基础理论、谣言传播模式及影响因素、谣言传播治理策略。但目前研究还存在学科分布不均、传播危害研究不足、治理对策与现实脱节等问题，下一步的研究要坚持以问题为导向，综合运用多学科、多专业理论视角，全面认识谣言产生和传播的内在逻辑；深化对谣言传播危害认识的研究，增强风险防范意识；基于互联网技术，研究建立快速有效、覆盖范围广、上下联动、左右协同的谣言识别和传播治理机制。     

论微博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

微博的广泛应用,对大学生思想道德素质和道德观念的形成产生重大影响。微博作为一种新兴媒体,其信息产生的便捷化、传播内容的多样化、信息传播的迅速化、信息主体的个性化和沟通平台的社会化等特征,使利用微博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特别是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同时,微博是把双刃剑,其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创造价值的同时,也可能释放出各种负面效应。有效地消解这些负面效应,才能实现微博思想政治教育价值的最大化。     

传媒视野下网络谣言传播主体研究

谣言,是人类最古老的传播方式,又被称为社会中的阴影传播,体现的是信息传播过程中内容的不对称.在互联网媒体中,谣言,得益于新的传播平台和技术的运用,犹如增添了一双翅膀,其传播的速度、覆盖的范围,甚至对社会舆论的影响,都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在本文中,笔者将重点将结合近年来的诸多案例,对网络谣言传播的主体进行相关的分析.     

网络谣言场域中的话语协商——以7·23温州动车事故为例

7·23温州动车事故的发生催生了大量的网络谣言,网络谣言的传播过程实际上是谣言场域建构的过程,政府、媒体、受众在这一场域中展开话语协商.大众媒介尤其是网络媒介既是网络谣言传播的渠道,同时也是网络谣言的“介入者”,其介入行为对网络谣言产生了相反的双重作用,这是大众媒介扮演的多重角色导致的结果;网络谣言的受众参与行为包括了传谣和辟谣行为,其共同点在于试图以谣言为话语来解答问题争取权利;政府在事故解决方面所存在的缺陷成了网络谣言爆发的导火索,然而,政府又针对网络谣言给民众进行了“预防接种”,并成功设置了“安全阀”,维护了整体的社会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