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以后美国学术界关于意识形态的研究综述

二战以后,一些美国学者开始将意识形态定义为一个中性词,并承认其在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随着行为主义的盛行,一些美国学者开始考察意识形态与政治行为之间的关系;直到1980年代,美国学术界仍习惯从个案的角度研究意识形态。这些做法对中国学术界应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后危机时代美国政治民主异化的主要表现

经过了全球金融危机的强烈冲击，世界经济开始缓慢复苏，随之进入后危机时代。但在经历了危机的冲击之后，美国政治民主却走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开始出现明显的异化，表现为金钱与选票的夹击使社会变革举步维艰；恶性竞争的政党政治使社会族群对立撕裂；过度的自由和权利使社会凝聚度大大降低；意识形态的对抗使政治民主难以进步。通过分析将给中国的民主建设一些有益的启示与思考。     

美国对华文化外交1970－1979）：一种理论分析

20世纪70年代，中美文化外交并不仅仅局限于“乒乓外交”。完整的文化外交概念应包括如下三个层面即中关之间展开了积极的战略对话；美国公众与精英之间的政治文化互动为中美和解提供了有力的舆论导向和心理基础；美国精英阶层所奉行的政治哲学和意识形态通过文化方式得到有力地输出。     

建设国际大都会初探─—以成都为例

建设国际大都会初探─—以成都为例何一民现代化和国际化是当代世界城市发展的两大趋势。欧美日本等国学术界从８０年代中期开始即对城市国际化问题进行了较多的讨论，我国学术界于９０年代初也对此发生了兴趣，一些学者撰文探讨现代城市国际化的理论问题。部分沿海沿江的...     

“文化热”中的冷思辨——略评马克锋著《中国近代文化思与辨》

20世纪80年代,思想界、学术界"绕过政治险滩去安全地鞭挞祖宗",以对传统文化进行反思为焦点、重点,同时曲折地表达对于政治意识形态的批判,形成了风靡一时的"文化热"。一时间,"五四"一代的梁漱溟、冯友兰,"延安一代"的黎澍、王元化,"十七年一代"的李泽厚、刘再复,"文革一代"的甘阳、许纪霖等,纷纷登场,成了那个10年的"前沿"和"明星"。在"文化热"中,也有部分"60后"出生的青年学者开始崭露头角,马克锋先生是     

近20年台港地区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述评

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大陆高校学术界和台湾香港地区高校学术界开始有了学术交流关系。随着交流的日益深入,对台港地区高校学术界包括发表台港高校学术成果的载体———两地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作进一步了解,也成为不少大陆学者和有关人士的愿望。笔者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意识形态若干问题研究综述

意识形态研究是当代中国学界的热点问题,也是当代的哲学主题。我国学者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对其进行介绍和评述性的研究,而90年代以后,我国学者结合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背景和当代中国意识形态领域内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对意识形态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     

美国智库参与国家意识形态治理的路径及其对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启示

美国智库作为国家意识形态治理多端主体中的重要角色，从纵向历史来看，美国智库的意识形态化契合了国家治理的现实需求；从横向视角来看，智库深度参与政治体系运作、构建意识形态话语体系、促进意识形态大众传播、积极进行对外意识形态渗透、搭建思想共识平台，以及借由"旋转门"机制，积极"影响有影响力的人"等，在意识形态治理中扮演着愈益积极的角色。尽管制度属性有本质差别，但美国智库深度嵌入国家意识形态治理体系的举措，也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提供了有益的启示：以专业化为趋势，政府主导建设特色智库方阵；以职业化为标准，营建智库人才成长和流动机制；以多样化为布局，多管齐下扩展智库的影响力；以专题化为突破，集中攻坚意识形态治理瓶颈。     

论当代中国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功能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在发生深刻变化。一方面，伴随着国际上苏联解体、东欧巨变之后的两极格局的终结以及国内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深入转型，中国原有的意识形态体系受到了挑战；另一方面，中国的民族主义思潮开始以一种独立的话语姿态出现在学术界，且伴随着一次次民族主义运动，对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发生着影响。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思潮，中国的民族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对同时期社会意识形态的缺失有一定的弥合功能。但也隐含着种种不确定性。如何正确认识当代中国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功能，对于我国民族主义的发展及意识形态的童建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意识形态终结论”的终结:后危机时代的意识形态——兼论“全球化即美国化”的终结

冷战结束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全面胜利,世界加速进入新一轮全球化进程,代表西方的美国式自由主义价值体系,随着美国主导的这一轮全球化进程而成为具有全球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西方一些学者也称"意识形态的终结"和"历史的终结"。然而,人们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有理由反思,"意识形态终结论"统摄下的"全球化即美国化"的发展方向不是一条正确道路。在现阶段,不同地区、国家都应确立以自身为根据的意识形态。当然,这一意识形态并不是以政治斗争、阶级矛盾为旨归,而是基于符合共同利益,以指引经济发展和民族强盛为目标的自我意识。     

新时期语境下的罗大冈

随着学术界价值取向的多元化,政治话语的逐渐退席,罗大冈等老一辈学者在学术研究上那些具有一定政治意识形态倾向的成果日益被边缘化。应该立足新时期语境,重新清理罗大冈的学术思想,以探讨罗大冈在超现实主义和罗曼.罗兰研究以及法国文学翻译等方面的得失问题。     

中国区域工业史研究的佳作——简评《发展与困顿:近代江西的工业化历程(1858-1949)》

<正>关于中国工业化问题,早在20世纪20-40年代,就已经有一些学者进行了理论探讨和争论。新中国建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工业化问题越来越引起学术界的重视。由此,中国工业发展史也愈益受到广大学者的关注。区域工业发展史也不例外。随着全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步伐的加快,江西经济发展滞后的现状促使江西学术界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学者们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社会环境等等各个层面展开讨论,探究近代以来江西     

文化地位视角下的多元系统理论

早在20世纪70年代,以色列学者埃塔马·佐哈尔就提出了多元系统理论,随即这一理论便在西方学术界引起了相当热烈的反响,但是国内学术界直至20世纪80年代末对其仍知之甚微。直至90年代初,随着我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以及走出国门进行国际学术交流的学者越来越多,才开始有人接触到了多元系统理论。因为它的主要特点是通过描述的、针对...     

神话制造者的拼贴世界——山姆&#183;谢泼德的早期作品探析

山姆·谢泼德是美国 6 0年代先锋派戏剧的代表人物 ,目前已受到国外学术界中凯瑟琳·休斯 ,鲁比·科恩等学者的普遍关注。他的名作《被埋葬的孩子》也同时引起了一些国内学者的瞩目。本文则重点介绍他写于196 3年至 6 0年代末的早期作品。这些作品在情境的设置、结构、语言及舞台手段等方面都较好的体现了先锋派戏剧的创作特征 ,揭示了现代生活的突发和不可预料以及现代美国人表面轻松欢快而内在孤寂困惑的情感世界。     

美国关于中国20世纪70年代“一条线、一大片”外交战略研究述评

冷战时期,尤其是后冷战时期,美国研究者对中国20世纪70年代“一条线、一大片”外交战略包括其成因、内容和影响均作了较全面深入广泛的研究,提出了一系列大体上符合实际情况的观点,从而有助于国外学者深入研究这一课题,并对当今中国学术界进一步考察本国上世纪70年代外交亦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当然,美国研究者在上述探讨过程中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     

国外伊斯兰教苏非派研究的态势

自19世纪20年代开始，西方学术界对伊斯兰教苏非派产生了浓厚兴趣，并产生了一批数量可观的研究成果。伊斯兰世界虽然具有研究苏非派的先天有利条件，但因19世纪以来，伊斯兰复兴主义学者大多对苏非派持否定的态度，使得其研究滞后于西方。20世纪80年代以来，伊斯兰世界开始重视对苏非派的研究，整理出版大量了苏非遗作。     

美国历史上的左翼自由派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历史上研究美国左翼的顶尖学者都在努力发现令人可信的美国激进传统，这个传统是早期历史学家所忽视的，早期历史学家以美国自由主义为正统的意识形态，接受了德国社会学家维尔纳·桑巴特（Werner Sombart）1906年提出的著名问题：“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近几十年来，一群历史学家不仅发现了美国社会主义者的活动，而且发现了劳工斗士、激进女权主义者、     

冷战后的中美关系在美国媒体政治符号上的反映

通过观察以《纽约时报》为代表的美国媒体在报道中国时使用的政治符号可以了解中美关系的大势。如果说冷战后的中美关系是非敌非友或者既敌既友 ,中美两国既冲突又合作的话 ,《纽约时报》上意识形态类政治符号与其它两类政治符号 (即地缘政治类和法律类 )的比率则正好说明了这一点。冷战后 ,美国媒体在报道中国时意识形态类的政治符号明显增多 ,但并没有出现 195 0、6 0年代意识形态类政治符号一边倒的局面。意识形态类政治符号的出现说明中美两国是有政治上的冲突的。很多美国人仍然认为共产主义是邪恶的 ,希望共产党在中国垮台。同时 ,由于改革开放 ,中国在经济、社会生活等领域已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毕竟不是前苏联 ,她对美国的利益即使有“威胁”也远没有前苏联那么大。美国媒体上意识形态类符号的回归非常有限这一事实表明了这一点。它也同时表明中美两国合作的领域还是广阔的     

从20世纪角度研究门户开放政策的力作--评《从"门户开放"到世界贸易组织》

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是我国从事中国近现代史和世界史专业教学与研究的学者们历来感兴趣的“古老”课题。中年学者恐怕都不会忘记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国内学术界就门户开放政策的性质、作用和评价等问题所展开的争论,直至最近仍然     

显示个性

北大学报创刊五十年了。五十年间大概有三代学者在这里展示过自己的学术成果。第一代学者五十年代已经成就卓著，一直起着引领学术的作用，目前大多已凋零，但仍有不多的几位继续耕耘着；第二代学者于建国之后“文革”之前进入学术界，“文革”结束后的二十几年间十分活跃，现在有的也已经退出了；第三代学者也就是“文革”以后才进入学术界的，现在正当学术的黄金时期，已经成为学术界的骨干，也是北大学报主要的依靠力量。“江山代有才人出”，像北大这样的地方，不管社会上向钱看的风气如何劲吹，总会有一批志在学术、看起来傻傻的人在学术的园地上默默地耕耘着。这是北大的幸事，也是北大学报的幸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