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光中的文学语言观对其文学翻译的影响

从余光中中西融通的语言观出发,运用对比语言学理论,通过对其译作的描述性研究,更为全面地探讨其“西而化之”、“善性西化”的翻译思想和特色,以展示其文学翻译活动的潜在动机。通过余光中的语言观反思其翻译思想和实践,既有助于提高对语言西化的认识,也有利于理解其翻译特点。     

论鲁迅翻译中的"信而不顺"

鲁迅的翻译思想主要是围绕“信”和“顺”的问题展开的。他“宁信而不顺”的硬译观在我国文坛上曾经引发过极大的争议,其译文也因为生涩难懂而遭到攻击。通过对鲁迅翻译思想中的“信”与“不顺”展开具体分析,可知鲁迅“信而不顺”的翻译背后隐藏的翻译语言观和文化观。鲁迅开放的文化观在世界一体化走向的今天更具有巨大的现实意义。     

语音与忠实:罗曼·英伽登的翻译思想探究

罗曼·英伽登是波兰文版《纯粹理性批判》的译者,基于这一翻译经历以及对语言问题的关注,他围绕翻译实践中常见的忠实之难,提出“双层”忠实翻译观。区别于传统的忠实翻译标准,英伽登在语义忠实的基础上,结合文学作品的层次结构,着重强调了语音忠实翻译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他对各类“语言—发音”造体,如“节奏质”“乐调”等典型语音形象质进行现象学式的描述分析,视其为影响文学作品“复调和谐”的重要审美相关质,在此基础上探讨语音层在文学作品语言转换中的重要性。他的作品本体论以及语言学思想在其翻译观中得到了更为具体、清晰的展现,英伽登的语音翻译思想为文学作品的跨文化传播、文学和翻译之间的跨学科沟通提供可供参考的“交叉策略”。     

论“宁信而不顺”——鲁迅的翻译思想之一

“宁信而不顺”一说典型地体现了鲁迅的翻译观,也是理解鲁迅翻译文学的历史价值和意义的关键。“信”就是忠实传达原文的思想内容和语法结构。鲁迅以为翻译不仅要输入新的情感观念,而且要输入新的表现法;因为人的思维方式是体现在语言中的,只有输入新的表现法,才能实现中国人思维方式的现代化。而“顺”的翻译则是使译文在顺从中国人固有语法规则和语言习惯中归化到中国传统的思维模式里面。因此在中西方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迥然差异、文言文仍占统治地位的时代,“信”的译作必然与读者阅读的“顺”发生冲突,由“信”而“顺”是一个适应和接纳的过程。这是鲁迅对自己翻译实践的理论总结,也体现了其改造国民性的思想。     

翻译研究中的文体观：研究综述

论文综述了翻译研究中对“文体”的不同认识,将其划分为修辞文体观、语言文体观、叙事文体观和语料库文体观五种,并指出每一种文体观的主要特点。最后提出：语料库翻译文体学是未来翻译文体研究的趋势,其主要内容包括统计文体、叙事文体和语言文体三类。正是翻译研究领域的学科交叉使研究者能更全面地认识文体这一概念,拓展翻译文体学的研究范围。     

论赫尔德的翻译观及其哲学基础简

通过分析赫尔德的翻译观并揭示其翻译观背后的哲学根源,文章认为：赫尔德的翻译观体现了异化翻译思想.这在赫尔德时代具有开拓性意义,预示着翻译将成为语言与文化扩充的手段.同时,赫尔德的翻译观融会了语言哲学和阐释哲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加深了其翻译思考的理性和思辨性.     

从乔姆斯基的语言观再论奈达的翻译思想

乔姆斯基的语言思想首先是由美国翻译理论家奈达引到他的翻译理论的。与翻译界一般只就奈达翻译理论本身进行评论的作法不同，本文试图从乔姆斯基的人类句法普遍原则来探讨奈达的“逆转换”和“动态对等”的思想，目的在对奈达翻译思想的理论基石─—以句法为中心的生成转换的语言观，取得新的认识。     

本雅明的“纯语言”解构主义翻译思想述评

传统的翻译思想认为,翻译应该忠实于原文,即要追求对等。德国思想家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在他的《译者的任务》一文中指出,翻译不应该求同,而应存异。这从根本上对传统的翻译思想提出了质疑,他的“纯语言”翻译思想为翻译学研究开拓了崭新的空间,并被奉为解构主义翻译思想的经典。本文主要围绕本雅明关于“纯语言”的概念来评述解构主义翻译观的实质,并揭示它给我们带来启迪的同时又难以摆脱自身的局限性。     

中国译学建设的融通之道:张柏然翻译美学思想探析

面对新时代翻译行业的挑战和翻译研究语境的变化，中国译学界产生焦虑情绪。作为新时代译学建设的领军先锋，张柏然教授倡导立足传统，坚守本土，以中国语言、文化为基石，中西融贯。他以“天人合一”的中国传统美学思想为源泉，依循“传统定位—西学反思—融通自立—打造特色”的路径，形成由“变化观”“适切观”“融合观”组成的“三观合一”的翻译美学思想，其中，“变化”是本质，“适切”是缘由，“融合”是目标。张柏然教授的翻译美学思想具有前瞻性、创新性和指导性，可指引我们进一步反思，探索前进之道。循此体系，不妨以共性为译学研究本体，以“和而不同”为理论追求，以“比较调和”为研究方法，以“天人合一”的融通之道描绘一幅“译学太极图”。     

也谈直译与意译

翻译理论界存在着两种“直译、意译”观，即传统观念上的“直译”与“意译”及反传统观念上的“直译”与“符合习惯的翻译”，其背后隐含着不同的忠实观，将直译与意译或者直译与符合习惯的翻译二元对立的错误做法。     

洪堡特语言观与诗歌翻译

洪堡特的语言观在语言学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对诗歌翻译也有重要的启示。语言既同一又有差异的观点揭示了诗歌的可译性;语言具有创造性说明诗歌翻译是译者的一种创造性活动;语言的相关性理论说明诗歌翻译是一种复杂的活动,需要译者深入了解原语读者和译语读者的世界观。     

论索绪尔语言符号观的对立和统一

对索绪尔语言符号观中语言和言语的关系，语言符号的任意　性和约束性关系，语言符号的不变性和可变性关系，以及语言符号的价值和意义的关系进行　了探讨，认为索绪尔的语言符号观是建立在辩证的基础之上的。     

语言哲学中的指称论(名实论)与翻译的意义观

通过考察语言哲学中的意义指称论,探索其历史渊源———名实论,对语言与世界的关系问题,对语言的意义问题等语言哲学的基本问题进行了探究,对翻译意义观进行了初步思考。语言的意义在于使用,有多少种用法,就有多少种意义,意义的指称论(古代的名实论)对翻译意义观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参照作用,但是翻译的意义观却不应建立在简单的意义指称论上。     

翻译“现代性”：瞿秋白思想探索

瞿秋白从自己的政治计划和意识形态立场出发，提出了对翻译实践和理论的一些看法。他的翻译思想受到了历史及其政治哲学理论背景的影响：首先，他从历史和时间的角度，认为他的中国位置和西方“现代性”之间有历史性的文化差异；其次，他对中国20世纪30年代语言异质性的表述与批评动摇了源语言与目标语言之间翻译的稳固关系；最后，他试图在理论上解决翻译所产生的差异问题。对瞿秋白来说，翻译成一个正在形成的、口头的、不保留过去语言踪迹的中国的普通话，才可以消灭翻译过程中所产生的差异。     

谈翻译中识解方式的转换——以陕北民歌《蓝花花》四种英译本为例

基于经验主义哲学的认知语言学,将翻译看作是人们的一种认知活动。其显观认为,语言中信息的选择与安排是由信息的突出程度来决定的。由于不同的人对客观世界的识解方式不同,便使得原文与译文在传递信息时往往会出现不同的侧重点。各种识解方式的转变都会对翻译过程中信息的重组带来巨大的影响。以认知语言学为背景,以Langacker的识解理论为基础,从详略度、主客观性和视角三个方面来分析,可以看出不同译者在进行翻译时其识解方式选择与转换上的差异给译文会带来不同的影响。     

余光中翻译思想略述

台湾诗人余光中一生事诗歌、散文、评论、翻译,且称其为自己写作“四度空间”。余光中先生在翻译中就翻译与创作关系、译者译德、诗歌翻译、翻译对中文影响等方面着重阐述了翻译的重要性,翻译是一种创作,译者要充分发挥中华文字的优势来从事翻译事业。先生的观点多属随感而发,且皆深深植根于中华传统文化,而国内尚无人作文对其予以总结描述,故而对其作一基本梳理,以彰显其要。     

本雅明翻译思想批评研究——基于《译者的任务》文本价值的思考

本雅明提出的纯语言翻译观在形式与内容、原作与译作的关系以及文本的可译性等一些翻译的基本问题上颠覆了传统观念:消解了原作与译作的二元对立关系,打破了“可译”与“不可译”之间的壁垒,并提出直译是最好的处理方式。翻译不单是为了传递内容, 而是为了传递真理等思想,这与文学作品语言的无限创造性、文本的高度虚构性以及随后衍生的文本解读的开放性等突出特征共同构成了文学作品的文学性。     

乔姆斯基的语义观解读

乔姆斯基的古典理论认为语法理论不应该建立在语义基础之上。标准理论阶段，他提出深层结构决定意义。在扩展的标准理论阶段，乔氏把语义解释放到了表层结构上。乔氏管约理论认为，自然语言的句法是自主的形式系统，不受语义因素的影响。乔氏内在论的自然主义语言观和研究方法表明他的语义观是建立在内在论基础之上的。     

纯语言翻译观对传统的颠覆及其对文学翻译的启示

沃尔特·本雅明提出的纯语言翻译观在形式与意义、原文与译文的关系、可译性等一些基本翻译问题上颠覆了传统观念:驳斥了"译意"的观点;消解了原作与译作的二元对立关系;悬置了"可译"与"不可译"二分。反传统的纯语言翻译观带给文学翻译这样的启示:文学翻译应重视形式的传译,摆脱意义的束缚,跳出语言的框囿,实现译作对原作的超越,把握可译性意味着强调语言的差异性,追求语言的互补性。译例的分析揭示了纯语言翻译观对文学翻译的指导意义。实践表明:文学翻译中释放、转换纯语言、显示语言间的亲缘性、追求语言间的互补性是可能的。译者的天职正是完成语言间共生互补的伟大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