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社团与五四新文学

文人社团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后特有的文学现象,文人集结以“社团”的形式对旧文学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为新文学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以“社团”形式的新文学创作迅速地巩固了新文化运动的成果,使得新文学在很短的时间内站稳了脚步,促进了现代文学成型;在社团与社团的“对话”之中拓展开了新文学的形式、内容、发展方向及其艺术表现手法,构建出新文学的主体轮廓,“社团”的形式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新文学作家的心理障碍,加速了新文学的发展与繁荣,扩大了新文学的影响,然而社团也以“集体”的形式遏制了社团同仁有可能的自我发展潜力,在不自觉中形成“社团暴力”。     

“大系”与中国“新文学”本位观的确立

《中国新文学大系》首先是中国的“新文学”大系,是确立“新文学”本位观的一次集体行为.“大系”作为后启蒙时代的代表性书系,其意义就在于它坚持并继承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启蒙主义文化立场,以对新文学成就进行资料性、文献性总结的方式,对那些试图从不同方面否定“五四”新文学、否定启蒙主义文化思想者予以回应.“大系”以“新文学”为主体,站在新文学的立场上对文学史进行分期,从时间观念上对中国文学的秩序进行了新的梳理,并确立了1917年开始的新文学运动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     

法国文学取向的中国新文学批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中的“诗”与“散文”观（一）

文学革命倡导与新文学独立发展之间有不同的历史要求,新文学需要向文学审美形态转化与深化,文学批评的审美意识和审美形态建设具有首要的意义。“诗”与“散文”的分裂,是19世纪法国文学引人注目的现象,对“诗”与“散文”及其关系的认识,是法国文学取向的文学批评审美建设的重要内涵。从中可见,陈独秀仅仅建立起了中法文化暨中法文学通道,更体现新文学独立发展意义的穆木天与沈雁冰法国文学取向的文学批评,却起到明显不同的作用：穆木天为‘嗷文化”的新文学注入了‘恃”的内涵,这有助于新文学向文学审美形态的转化,沈雁冰则更表现出对文学革命倡导观的延续和套用,在他的法国文学取向的文学批评中,“散文”与“诗”是截然对立而难以相容的。     

宏观审视:黎明期新文学的“现代型”特征——《中国五四文学史》绪论

以传统观点审视,中国新文学的黎明期理所当然应始于五四时期,似乎中国文学的“现代化”天经地义该从这里起步。但是若对中国文学的演变进程加以纵向考察,便会发现晚清文学改良已放射出中国新文学的黎明曙光,古代文学的旧殿堂已开始全面解体,具有“现代型”特征的新文学正在同传统文学的痛苦诀别中艰难地发孕着,从文学观念到创作实践都蕴含着新文学“现代型”的一些基本素质,初步展示出中国文学朝着“现代化”力向迈进的历史趋势。因此,新文学的黎明期应该从晚清文学改良运动开始,考察新文学“现代型”特征     

论茅盾早期“为人生”的文学观

“为人生”的文学观,是茅盾早期批判旧文化、旧文学,创造新文化、新文学的主导思想。他的“为人生”文学观的形成和发展,是受到俄国文学,“五四”时期新文学思想的影响以及中国文学发展的启示的。他的“为人生”文学观的基本特征是在暴露旧的社会罪恶的同时,主张描写理想,歌颂民族性的“美点”;建立发展个性的人的文学——真的文学;坚持独到的观察、丰富的想象、真实的描写和独创的个性的写实主义精神。     

茅盾早期译介外国文学的特点与主张

茅盾译介外国文学是立足于民族基石,为我所用.以匡正新文学的某些缺欠和偏狭;茅盾是在“为人生而艺术”的功利主义译介思想下,吸取异域的情愫来拓扩新文学家的视野,以足救时弊;茅盾提倡新浪漫主义的根本目的,在于为新文学发展树立目标,以追赶“世界文学的步伐.”     

外国文学和我国新文学

伟大的“五四”运动,不仅开创了我国革命史上的新纪元,而且在我国文学发展史上,也有划时代的意义。“五四”运动所进行的文学革命,是我国有史以来最伟大而彻底的一次文化运动。它以文学革命为主要內容,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为我国新文学的发展开辟了道路,奠定丁基础。这个前所未有的新文学运动,是我国政治经济变革     

当代台湾乡土文学发展异变探析

1980年代以来,传承中国新文学传统的台湾乡土文学因受“本土论”思潮的影响而被“台湾文学论”取代.当代台湾乡土文学的发展异变既是全球化语境中台湾本土文化的自觉应对,也和它与生俱来的政治意识形态因素息息相关.当代台湾乡土文学的发展异变并没有隔断中国新文学传统,所谓的“台湾文学”并不是独立于中国文学之外的文学形态,而是“文化台独”在文学上的反映,并非台湾文学自身运动的发展.     

香港文学拓荒期浅论

本世纪20年代末至新中国成立前,为香港文学的拓荒期。侣伦是香港文学的拓荒者之一。他提倡新文学、组织新文学社团、扶掖文学新人并毕生坚持创作,是对香港文学出力最勤、贡献最大的一人。战时战后两次内地作家涌入香港,对香港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促进了香港文学的发展,给香港文坛带来了“五四”新文学传统。     

中国新文学现代化进程中的里程碑

“五四”以来的中国新文学是在中外文化交汇的背景下产生与发展的。本土文学现代化和外来文学民族化构成新文学现代化进程的基本矛盾。新文学三十年历史正是这矛盾在对立统一中发展的历史。从宏观看前二十年的主要倾向是现代化,着重于外来文学的介绍吸收;后十年的主要倾向则是民族化,着重于民族形式的继承创造。民族化的实施使新文学走出新形式主义和教条主义樊笼跨入独立创造的成熟期,其理论上的标志便是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确立。发表于1942年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称《讲话》)正以此而成为推进新文学现代化进程的划时代的里程碑。《讲话》以马克思主义     

从新文学城乡视域看“知青文学”的价值和意义

中国新文学中的城市与乡村叙事作为话语的建构分别呈现出复杂的情态。作为中国新文学有机链条的一个组成环节,知青文学不可能完全摆脱新文学话语体系逻辑的制约;作为一个表现出浓厚的“代际”特征的文学现象,知青文学中常见的主人公在城乡之间的徘徊姿态,表征出的是知青文学在中国20世纪文学史环节的过渡性特点,预示着80年代以来文学重心根本性的转移：“都市”取代“乡村”成为文学想象的中心。     

科学主义思潮与近现代西方文论唐晓丹

近代科学的发展促使人们以科学主义、实证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待人文科学的研究。自然主义文学思潮力图建立科学主义的“求真”新文学,以科学颠覆文学、取代文学,在极端倾向中走向了歧途。20世纪形式主义学派将“形式”研究落实为文本语言研究,忽视了文学接受过程中社会、人文、主观的因素,造成了理论上的偏颇和疏漏,反科学主义是对科学主义扼杀文学人文精神的反动。     

历史的合力与分歧:“五四”文学革命的潮流与趋势

本文从“五四”前后文学发展演变的历史事实出发,具体分析论证了“五四”文学革命实际上是由通过变革文学来变革民族国家的政治与创造适宜于表现现代人的情感和生活的新文学等多种历史合力作用下的文学潮流,内容、形式、为人生,表现自我等诸多历史因素得到了合谐的统一。但是随着打倒旧文学后,在建设新文学的过程中,又逐渐显露出它们的分歧,从而构成了新的文学潮流和趋势。     

茅盾“五四”文学理论与“五四”文学

茅盾“五四”文学理论与“五四”文学的关系，是一个颇有现实深长意味的话题．“五四”新文学运动能够健康运作，向前发展，就与茅盾的“五四”文学理论建树作成相关。１．茅盾是在“五四”新文学运动发展到关键时刻，站在时代的制高点，倡导建设新文学的理论体系．２，茅盾提出了当时最切实可行的“为人生”的”进化的文学”观。３．茅盾在如何创建新文学这一重要问题上．持有当时最先进的态度与方法。４．茅盾是“五四”新文学创作的最早扶植者和宣传者之一，是中国现代文艺批评拓荒者。     

"亚现代性文学":中国新文学发展的智性选择

在现代性文学和传统性文学之间,存在着一种“亚现代性文学”,即“中国民族性与世界现代性结合的文学”。它体现为以鲁迅为代表的有意进行中西方文学结合的创作实践;由林语堂所开启,张爱玲、王安忆等人所继承发扬的现代都市文学;以周作人、余秋雨等为代表的文化性文学和以萧红、郁达夫及后期余华、阿来等当代作家为代表的个性化文学这样四个方面。“亚现代性文学”是中国新文学自身发展的智性选择,体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文学的价值观和读者的审美诉求,具有独特的美学品质。     

难解百年情怀——五四文学传统与俄国文学关系再认识(一)

中国新文学是在外国文学的影响下诞生和发展起来的 ,其文学传统中理应包含如何接受外来影响的内容。这一传统在流程上经历了由欧美文学向俄国文学的转移 ,新文学建设也由形式转向内容 ,并在对俄国文学特点的归纳和解释中完成了对新文学创作规范的制订 ,使得新文学在文学观念和创作实践中形成了以俄国文学为范本、以民族意识为轴心、以文学参与民族解放为半径和以作家个人审美意识为潜流的特征 ,它们不仅导致了新文学方向的变化 ,而且成为 2 0世纪中国文学的基本传统     

论穆木天五四时期文学批评的“文学史”价值

本文在对既有的新文学描述的质疑中重新认识穆木天五四时期文学批评的“文学史”价值.文学革命倡导中的“意识形态”泛化,导致新文学初始期非文学之流弊,这在本世纪中国文学中有突出的表现.穆木天五四时期的文学批评切中这一弊害,虽在当时未产生影响,但因其“合理性”,在尔后的新文学发展中得到历史的回应.文章通过穆木天的个案分析,建构新的“文学史”观.     

拿来·变革·创新─—简论“五·四”新文学与外国文学

“五·四”新文学是在外国文学潮流推动下产生的，外国文学以其进步的思想性、高度的艺术性和强烈的战斗性，在文学观念、文学内容和文学形式方面发挥破旧立新的积极影响和作用，促成并促进了新文学革命。     

论周作人对文学与宗教关系的思考

五四时期，周作人曾专门研究过文学与宗教的关系，他认为文学与宗教关系密切，而且文学的发达大都出于宗教，但是由于宗教本质上是以神为中心的文化，因此，它与以人为中心的人道主义文学是根本对立的。20世纪30年代周作人又对中国文学的“准宗教性”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指出现代中国的新文学应该说自己的话，“不替政治或宗教办差”。从宗教与文学关系的角度探讨新文学的现代性转型问题，使周作人的思考与当代中国文学研究具有极强的对话性。     

自然主义和中国“五四”文学革命

本文以较为翔实的史料探讨了自然主义和中国“五四”文学革命的关系。通过论证 ,说明引进自然主义文学是“五四”文学革命的重要内容 ,先驱们高度重视并热情投入了这项工作 ,自然主义对新文学的形成和发展确实产生了显著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