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定河变迁的历史回顾与反思

永定河是京津冀地区的重要水源涵养区和生态廊道。历史上,永定河经历了由清泉河到浑河、由水灾多发到极度缺水的转变,生态环境发生显著变化。永定河上游、中游地区的农业垦殖、森林砍伐、矿业开采、水利工程建设以及下游地区的海河漕运、筑堤固坝等,是永定河流域生态环境变化的重要驱动因素。反思永定河生态环境变迁及其治理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恢复永定河的生机与活力,需要加强上游地区的生态环境保护,发挥中游地区的生态涵养功能,重视下游地区水灾的预防,遵循生态规律,完善永定河治理的制度和机制。     

北京永定河流域生态环境的演变和治理

永定河在北京的城市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但由于永定河流域独特的地理特点及人为破坏,造成水土流失,在夏季易引发洪涝灾害.新中国成立后,中央和地方政府在永定河流域修建了众多的水利工程,减少了洪灾和次生灾害的发生,但也引发了永定河流域生态环境的变化,主要表现为径流减少,水污染日趋严重,风沙灾害增加,地下水环境蜕变.近些年,中央和北京市政府加大了对永定河生态环境的治理,进行水源保护,生态修复,植树造林,减少风沙灾害,永定河流域的生态环境有了一定改善.今后永定河治理,应进一步保护上游水源,恢复永定河的自然生态系统,完善管理体制,加强流域间的合作治理.     

论康熙朝永定河治理问题

康熙朝是永定河发展的重要时期,正式确立了束水攻沙的治理方案,这是历史发展与现实需要的必然选择。对永定河的大规模治理应始于康熙三十一年。筑堤引起的一系列问题不应归罪于于成龙。康熙朝治理永定河,是根除直隶水患的一次积极尝试,也是束水攻沙思想的实践,使永定河道趋于固定,并建立了完善的管理机制,确定了河名,但也存在忽视淀泊作用、忽视黄河与永定河土性的不同、改变北京地区水文状况等不足。     

民国时期永定河的泛滥与治理

民国时期,永定河泛滥成性,民国38年间,泛滥17次,平均2年左右一次,成为对京津危害最大的害河之一。北京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比较重视永定河治理,采取了一些治标治本措施。在治理过程中,注重采用近代科学技术、注重标本兼治和整体规划,体现一些近代特色,并取得一定成效。但是由于时局动荡、战乱不断,永定河治理时断时续。抗战爆发后,很多工程被迫中断。     

绘就西山永定河文化带壮丽图景

门头沟区的历史文化名片 京西门头沟地处京畿要地,其东低西高的地理特征,以及北京的母亲河——永定河及其支流经年累月的贯穿切割,辖区内群山耸立、沟壑纵横、飞瀑流泉、森林茂密,自然风光奇特秀美,是名副其实的百里山水画廊.自古以来,草原文明和农耕文明通过永定河大峡谷沟通往来,相互交融,形成了以西山永定河文化带为核心的历史文化资源.     

从金门闸看清代永定河治理思想的演变

金门闸是清代永定河治理的重要水利工程,它的兴废与清代永定河治理思想的演变有着密切关系.金门闸从初建到重建,从引水闸到减水石坝,反映了清代永定河治理,在筑堤束水的前提下,由借清刷浑到分减水势的变化,这是由不同时期的河防形势决定的.同时,乾隆初年的复归故道之议反映了筑堤束水与不事堤防两种治水思想的矛盾,是清代治水者改变永定河治理困境的一次大胆尝试.而道光四年关于重修金门闸的争论,则反映了自乾隆三年金门闸重建以后,分减水势成为清代治理永定河的必然手段.     

康熙与永定河

永定河,《水经注》称之(氵纍)水。它的上游即桑乾河,下游原名芦沟河,也叫浑河。这条河自古以来经常泛滥成灾,素有小黄河之称。历代虽有修治,但工程规模小,作用也不大。元、明定都于今天的北京,治河之事显得重要起来,但真正治理这条河还是在清康熙年间,永定河之称也是从这时定下来的。过去人们在论述康熙治河时,只注重于他对黄河的治理,不大涉及永定河,即使涉及到了,也往往一带而过。其实,治永定河一事对研究康熙是很有关系的,他的政见、才能,他所采取的政治经济措施,都有所体现。尤其是他那励精图治的作风,对我们今天仍有启发。因此,专门论述一下他对永定河的治理,也是有必要的。     

湖流域防洪体系中的洪水保险分析

防洪保险是防洪体系中一项重要的非工程防洪措施。太湖流域是中国社会经济最发达、城镇最密集的产业走廊。流域内呈现了城市现代化、乡村小康化、城乡一体化的面貌。但流域内地势平坦 ,为典型的河网地区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 ,水灾损失逐年增加。建立太湖流域洪水保险制度从洪灾损失趋势看是很有必要的 ,就经济发展水平看也是可能的 ,为此从多方面提出太湖流域开办洪水保险的政策建议     

孙中山对长江治理的构想

孙中山从致灾的社会因素出发探究了近代长江水灾肆虐的成因,提出了标本兼治的较为系统的长江治理构想。这些思想是其民主革命思想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和重要内容,对当今的防洪减灾工作仍有重要参考价值。     

嘉庆六年京畿特大水灾生态原因及历史教训探析

嘉庆六年（1801）永定河决口，酿成五百年一遇的特大洪水。京畿直隶一带一百三十余个州县中，受灾地区达九十多个，堤防崩坍，房屋被毁，灾民流离失所，农作物减产绝收，给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带来重大损伤。此次灾害的原因既有17世纪全球整体气候变化所导致的极端天气，也有永定河特殊的地理情况，更有长期不当垦荒和滥砍滥伐所导致的严重的水土流失等原因。反思此次特大水灾的生态原因及历史教训，对于历史上整体大气候特别是极端气候的归纳分析，以及对今天的森林资源保护与正确开发等问题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历史上人类活动对长江流域水灾的影响

历史时期长江水灾发生的规律表明，随着人类活动的增加，地区开发的加强，生态调节机制的破坏，长江水灾越到近期越为频繁。长江流域水灾频率的增强，基本上是与历史上地区开发的进程同步的。过度的垦荒引起严重的生态失控，进而导致水土流失，河湖淤塞，加之围湖造田，最终成为引发和加剧流域洪涝灾害的直接原因。当前，加强生态保护，控制人口增长，减少围湖造田，实施高科技减灾工程，是谋求长江流域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之良策     

1910年安徽水灾初探

安徽水资源丰富,这既给安徽人民带来生产、生活上的方便,同时也使其经常遭受水患之苦。1910年安徽各州县普遍受灾,并造成了严重的影响,不过也得到一定程度的救助,使灾害没有继续扩大。对晚清安徽水灾的研究,无疑会给今天的防洪救灾,提供一些历史参考。     

重阳节——《新天地》与永定河森林公园举办敬老游园会

为进一步弘扬中华民族敬老、爱老、助老的传统美德,让老人度过一个欢乐、祥和、健康、文明的老人节,2016年10月9日,由北京市永定河森林公园、光明日报《新天地》杂志社、北京南正兴文化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主办的主题为“敬老、爱老”的第二届森呼吸重阳节游园盛会在北京市永定河休闲森林公园内隆重举行.     

1939年海河流域水灾述论

特定的自然因素以及人为社会因素导致1939年海河流域发生了特大洪灾。洪水给包括敌后抗日根据地在内的广大地区造成了巨大损失。中国共产党带领和团结广大人民群众,通过努力最终克服了灾荒。1939年海河流域水灾爆发的教训和救灾的经验都对当今的防灾救灾工作具有重大的历史借鉴意义。     

唐宋以来海河流域水灾频繁原因分析

以往学术界在探讨海河流域水灾成因时，多强调不利的自然 条件。不利的自然条件固然是水灾发生的重要原因，但不是主要原因。唐宋以来 海河流域的气候条件和地理方位并没有显著变化，灾情之所以愈来愈重，主要是由于太行山 区森林破坏引起的水土流失、淀泊淤塞所致，太行山区森林的破坏是酿成水灾的根本原因。     

独步京西：心似琉璃

北京初冬,清晨的阳光轻轻泼洒在京西的永定河上。有些凉意的微风,阵阵吹拂着翡翠色的河面。河水涟漪阵阵,波光粼粼。河面,已无水鸟腾空飞起,河水较之前日更加静谧了。远处,永定河铁路特大桥飞跨两岸,往返丰沙铁路的火车风驰电掣。伫立永定河畔,我看到大山如帷幕,铁路如舞台,火车如歌手,一幕表现铁路运送旅客的情景剧正在永定河上亲情上演。此时此刻,我睁大着双眼,一对眸子格外清澈。     

清代永定河及东西淀争地矛盾的环境和社会因素

由于水土资源有限,中国历史上常常发生争地争水矛盾。以往对清代华北、西北争水矛盾的研究中,发现争水矛盾的主体一般比较简单。清代直隶永定河下游,东淀、西淀等河淀区,至少有八种争夺河淤地、淀地的矛盾。从气候和政治经济等方面入手探讨争地问题,可以发现,除气候变化外,根本原因在于清初直隶八旗贵族的圈地活动,以及由此带来的经济社会变迁,如拨补地、民户租种旗地、直隶州县旗民杂处等。对这一问题重新认识,有助于人们了解清代八旗圈地对直隶地区社会稳定和人地关系的影响。     

民国时期渠江流域自然灾害探析

自然灾害关乎大众民生,影响着政治安定和社会发展.民国时期四川东北渠江流域的旱灾、水灾等发生较为频繁,发生范围广,危害严重.灾害给渠江流域内人民生命、社会生产造成极大损失.由于渠江流域特殊的地形因素,加之民国政府的腐败,渠江防洪工程缺乏,水利建设较为滞后,防灾救灾效果差.     

深挖西山永定河文化内涵,打造高端文化品牌——访门头沟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张金玲

着眼长远发展,编制整体规划 在与张部长的访谈中,记者了解到,门头沟区在文化挖掘上起步很早.2004年,由区委宣传部组织成立了"永定河文化研究会",为门头沟区的西山永定河文化研究和长城文化带研究贡献了极为丰富翔实的资料.北京市成立文化中心建设领导小组后,门头沟区迅速开展工作,成立了由区委书记任组长, 37家成员单位组成的领导小组,为全面开展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区委宣传部负责领导小组办公室工作,并根据本区实际情况设置了五个专项工作组——西山永定河文化带建设组、长城文化带建设组、文化内涵挖掘组、文化建设组、产业发展组,研究制定了《门头沟区推进全国文化中心建设领导小组及办公室工作规则》.     

民国时期江南地区城市水灾治理(1927—1937)

1927—1937年在自然与社会因素共同作用下,江南地区城市水灾频发,为巩固统治基础,南京国民政府在民生与政治双重需求下开始治理。与以往历史时期相比,政府在城市水灾防治中开始占据主导地位,强化灾前监测预警、注重灾中抢险、重视日常防治。这种官办治理模式,在城市河道上下游跨行政区统筹治理及水灾应急治理方面效果较为突出。但是,由于经费支绌、官民冲突、交通结构变迁压缩水利发展、城市内部行政区划调整迟滞水灾治理等因素,治理效果难言乐观。这暴露出“十年建设”时期南京国民政府专项治理能力不足。因此,对于南京国民政府治水绩效评价不宜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