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无邪”别解及孔子的论《诗》系统

《论语》中孔子讲“《诗》三百 ,一言以蔽之 ,曰‘思无邪’。”从汉代到现代 ,学术界对其中“思无邪”一语解释纷纭 ,因而也就妨碍了对孔子《诗》论的理解。正确理解《鲁颂·篇》“思无邪”的原意 ,结合孔子论述《诗经》的系统和春秋时期研究《诗经》的总体趋势 ,孔子说《诗经》“思无邪” ,是说《诗经》给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提供了广阔的应用手段 ,而这一点又进一步证明了孔子论《诗》系统的纲领是普及文化 ,运用《诗》提高“人”的精神     

孔子的“思无邪”与其中和美学思想

“思无邪”是孔子对《诗》三百的总评价。历来对“思无邪”的解释受包咸、程朱、郑浩的影响比较大,或说是“思想纯正无邪恶”,或说是“不虚假”。这些都不准确。孔子的“思无邪”是就诗与乐两方面而言的。上古,诗乐一体,《诗》三百皆是合乐之诗。孔子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思”乃无意,“无邪”即直,“思无邪”是说诗与乐中正和平合于节度。这是孔子从其中和美学思想出发对诗乐（文艺）的评价,也是其中庸哲学思想的反映。     

“诗三百思无邪”辨微

孔子的“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释为：“诗三百篇,用一句话来概括,即是雅正。”这个“雅正”不仅包括《诗经》之情思,而且也涵盖《诗经》之言语和《诗经》之音乐。有些学者仅仅片面理解《诗经》雅正中和的思想情感,忽视了其文本存在的多重内涵,应当立足文本,考索文献史料,还原《诗经》时代的历史风貌,进一步澄清人们一直以来对“思无邪”理解的疏漏和误解。     

司马迁“孔子删《诗》”说补证

“孔子删《诗》”乃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人们在并无充分根据的情况下,竟然长期对此表示怀疑,甚至完全予以否定,这样的学术趋尚显然值得深思。基于对“古诗三千”与“逸诗”稀少、“《诗》三百”与“季札观乐”、“思无邪”、“孔子删《诗》”的权利以及“孔子删《诗》”史书无载等五个方面的文献参证与综合论证,不难发现“孔子删《诗》”是完全可信的。     

孔子“诗教”观再解读

孔子推崇《诗经》,这在《论语》和《孔子家语》①多有反映：“不学诗,无以言”,是孔子对诗的作用的解读;“诗”三百、思无邪,是孔子对“诗”的总体评价;虽重“诗教”,但就“六艺”之间关系来看,孔子认为“诗”的最终旨归应为促进礼和乐的培养。孔子“诗教”观始终围绕“君子”这一理想展开,具有强烈的道德说教色彩。     

孔子“思无邪”新探

本文从历史和文字学的角度论证与考释了孔子“思无邪”的原意,认为“思无邪”之“思”为语辞,而“无邪”还是《诗·鲁颂·马冂口》的“无边”之义,“思无邪”应是指《诗经》内容广阔无边,包罗万象的意思。而把论《诗经》内容的丰富之意附会成孔子的论诗标准,实在是一种尊孔心态的扭曲与历史的误会     

孔子《诗》“无邪”说及其文化意义

孔子论《诗》,曰:“思无邪”;曰:“郑声淫”,由此而造成千古悬疑。笔者认为,“思无邪”是孔子对《诗》精神方向的总体把握,“郑声淫”则是这种把握的侧面补充,二者体现的皆是孔子“从周”的社会理想和美善统一的审美原则。     

孔子制度丛考二题

从文学制度层面来重新审察孔子的生平与言行,发掘孔子《诗》说“思无邪”、“可以兴”等命题的文学内涵。“思无邪”是说不让《诗》受新声溺音的浸染,确保其德义不至流向淫邪。“可以兴”显示了晚周用象形制的变化,《诗》中的起兴物朝着两个方向分化,一则进如晚周诸子述学的观念世界里,一则进到晚周名物训释的博物之学中。     

论孔子诗学研究的礼用特色

孔子在研究《诗经》时,将诗与礼密切相连。认为诗是“礼”的展示,而“礼”则是诗的规范。孔子对《诗》的礼用功能极为重视,期望以此恢复传统的礼乐之制。     

孔子的《诗》“无邪”新探

千百年来,研究孔子《诗》学理论的文章不计其数,但几乎没有人将《诗》的“言志”观与孔子的“无邪”论进行比较研究.本文拟试加探讨.一、孔子的《诗》“无邪”是对《诗》“言志”的限定.孔子的《诗》“无邪”及其他的全部《诗》论都记载于《论语》之中.《论语》涉及到《诗》的达十八处之多.其对《诗》的总结性评价是:“诗三百,一言以敝之曰:思无邪.”“思无邪”三个字,出于《鲁颂·(?)》,原意描写养马人放牧时专心致志的神志,并无他意.孔子采用了春秋说《诗》的“断章取义”之法,以此来评价整部《诗》.这种定性型的概述,在中国古代诗论中具有开创性意义.如果说“诗言志”是中国诗论的“开山纲领”那么《诗》“无邪”可以被称之为诗从属于伦理政治的开山纲领.它对日后两千多年的中国诗论所产生的深远影响,是怎么评价也不为过分的.     

由书传称引考《诗》的历史形态——兼证司马迁孔子删诗说的可信

一司马迁为孔子作传,说他删过《诗》,后世许多人根据书传称引,对这种说法表示怀疑。但笔者认为,这正可作司马迁的孔子删诗说可信的证明,并能由此窥见《诗》的某些历史形态。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说,因为“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故孔子积极从事删订诗、书、礼、乐的工作,在诗方面的情况是:“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三百五篇。”对于司马迁的这一记载,后世除少数人(如宋代的邵雍、欧阳修等)之外,大都对之持怀疑态度。唐人孔颖达认为:“是《诗》三百篇者,孔子定之,如《史记》之言,则孔子之前,诗篇多矣。案书传所引之诗,见在者多,亡逸者少,则孔子所录,不容十分去九,     

孔子与乐舞

礼乐并提西周初年,周公姬旦代理成王摄政期间,制礼作乐,制定了一整套的典章制度,完善了伦理道德准则的规范。他十分重视武功文治,行施裕民政治,强调《诗》、《书》、《礼》、《乐》的社会作用,因而《诗》、《书》、《礼》、《乐》就成为“礼乐文化”的重要内容和表现形式。对此,孔子盛赞道:“周监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①这清楚地表明孔子是周公的追随者和“礼乐文化”的继承者。     

“王者之迹熄而《诗》亡”申述

孟子所谓“王者之迹熄而《诗》亡”即西周之礼乐制度崩而《诗》亡。孟子以王道一统天下为政治理想,所以他强调孔子作《春秋》是秉承了《诗》之礼乐血脉,《春秋》所叙即为“天子之事”,这也就是他说“《诗》亡然后《春秋》作”的深层用意。     

论戴震的诗经学

戴震治诗时遵循“思无邪”宗旨,采取知人论世与以意逆志等方法,其说诗观点与《孔子诗论》相侔之处较多。戴震诗经学瑕瑜互见,客观性考证使其治诗态度较为公允,囿于传统使其治诗思想呈现出历史的局限性。     

孔子与乐舞

礼乐并提西周初年,周公姬旦代理成王摄政期间,制礼作乐,制定了一整套的典章制度,完善了伦理道德准则的规范。他十分重视武功文治,行施裕民政治,强调《诗》、《书》、《礼》、《乐》的社会作用,因而《诗》、《书》、《礼》、《乐》就成为“礼乐文化”的重要内容和表现形式。对此,孔子盛赞道;“周监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①这清楚地表明孔子是周公的追随者和“礼乐文化”的继承者。孔子也十分重视《诗》、《书》、《礼》、《乐》,曾列为教科书,教授弟子。《诗》即《诗》三百,《书》是历史文献,《礼》即典章制度,《乐》指当时的文艺。它们的关系如何?     

也说“先进”与“后进”——论孔子关于礼乐来源及其层次的看法

《论语·先进篇》开篇一章是孔子礼乐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然而，这也是历来学者们对《论语》解说最为歧见纷出的一章。本文分析了古今有代表性的几家解说，认为它们都不符合孔子原意。文章接着从分析“野人”含义入手，并从史实论证了孔子对“野人”的态度，从而指出孔子在此说的是关于礼乐的来源及其内容的层次问题，由此提出了“潜礼乐”的概念，并探讨了孔子为何要更推崇“君子”礼乐所源自的“野人”的“潜礼乐”     

孔子删《诗》初探

《史记·孔子世家》云:“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     

孔子说诗理论体系研究

孔子是对《诗》进行有意识批评的第一人。孔子有关诗的理论不是杂乱无章的,是以＂诗言志＂为纲领构成一定体系的：以＂达政＂为思想立场,以＂诗可以兴＂为思维方式,以＂思无邪＂为观念要求,以＂诗言志＂为基本价值取向。通过这一理论体系,孔子对《诗》进行了全新的阐释,对中国文化和文化话语模式的形成起重要作用。     

《诗经》不劳孔子“补缺”

《诗经》不劳孔子“补缺”许廷桂刘操南先生在《孔子删〈诗〉初探》（《杭州大学学报》第１７卷１期）中力主孔子曾对《诗经》“去其重”，作过重新编订的工作，并强调对《诗经》的缺失作了大量增补．该文在引进《史记·孔子世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后...     

首先怀疑“孔子删《诗》说”的不是孔安国

首先怀疑“孔子删《诗》说”的不是孔安国许廷桂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称：“古者（诗》三千馀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三百五篇。”后人据此概括为“孔子删《诗》说”。司马迁的这一说法，自唐代起始受到学者怀疑，但程俊英教授在《诗经漫话》中说...